不好敲的竹杠——“庆历增币”（三）

仁宗对富弼第一次出使的结果很满意，双方大致议定了宋朝增加二十万银绢的对辽岁币，对于宋朝方面来说是相对可以接受的。

富弼的第二次出使马上就要提上日程，这次去的目的就不只是谈了，而是要谈出结果，那边辽兴宗等着宋朝议出一个合适的条款，富弼带着正式的国书来商议。

宋朝君臣自然不愿意白白被辽国敲竹杠，虽然岁币对宋朝来讲如九牛一毛，但以岁币换和平这种事情总归面子上是屈辱的，怎样在失了面子的情况下赚取一定的实惠，这就需要宋朝的文臣们好好动一番脑筋了。

这时候因宋夏战事再次出山的宰相吕夷简再次使出了一石二鸟之策，他向赵官家献计：契丹人拿了我朝的钱，合约应该加一个附加条件，我们跟西夏的仗打到这份上，是不是可以要求他给西夏施加点压力？

仁宗大喜：此计甚妙，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可是话说回来，契丹人跟西夏是君臣关系，又是姻亲，咱们平时没少挑拨他们的关系，辽国人能答应吗？

吕大相公提醒仁宗：这就看咱们使臣的嘴皮子功力了，这事儿还得富弼啊，他可以。

吕大相公再次推举富弼的目的前文我们已经有过猜测，权术耳！

宋朝这边商议定后，给辽国人准备了几份定制“套餐”，把选择权留给了辽国人，是什么样的“套餐”呢？

富弼接得使命，和副使张茂实晓行夜宿抵达了辽国，令辽国人惊讶的是，富弼此行居然带来了两份国书和三份誓书。

辽国接伴使臣问：你们这是生怕我们辽国不遵守盟约，特地准备了附件吗？

富弼摇摇头，对接伴使说：这是机密，得面奏你们皇帝，你，不得与闻。

接伴使摊手......

辽国君臣面前，富弼郑重其事地对辽兴宗说到：我们给下本着兄友弟恭的原则，给你们准备了三份套餐：

1.陛下您坚持和亲，则只有一份通婚的誓书（岁币就没有了）；

2.陛下您能够继续与我朝和好并且约束西夏，则我朝准备每年增加二十万银绢岁币，相应的会有一份国书和一份誓书；

3.陛下您能够继续与我朝和好但不能约束西夏，则岁币只有十万，相应的也会有一份国书一份誓书。

诚意我朝已经表达了，选择权在您的手里。

这并不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而是富弼的激将法。在富弼第一次出使的时候双方就基本谈好了价码，这次突然提出个附加条件，拦腰砍一刀，二十万减成十万，这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事。而富弼附带的这个条件如何？

不就是压服西夏么？我的家臣还治不了了，笑话！在辽兴宗看来根本不算个事，哪里值得了十万？于是很痛快的答应了，殊不知辽兴宗确实高兴的太早了，这个小小的条件给日后的辽国惹来了大麻烦，后文会有介绍。

辽兴宗这次想清楚了，与宋作战，辽国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战争只不过达成和平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境界。两国保持和平，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现在的辽国早已经没有往日的雄风，战端一开，万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岂不是自讨无趣？前线辽军给力还好，如果不堪战，则是劳师糜饷，空耗国力，辽国的综合国力毕竟难比宋朝，兵败之日恐怕就是自己退位之时。即便略有所得，那也多数进了臣下的腰包。厉害关系富弼已经分析的够清楚了。

对于这时候的辽兴宗来说，宋朝人的这道选择题几乎是一道送分题，内心里已经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和亲什么的只不过是谈价钱的幌子而已，至于压服西夏，那也叫事儿？

宋辽双方对于协议形成基本共识之后，接下来所作的就是对一些协议系列做细致讨论了。在看似细枝末节的书面表达问题上，辽兴宗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宋人在国书中对输送岁币之事应表述为“献”。

对于这个“小”要求，富弼略作思考立刻表示了反对：

喂，有没有搞错，澶渊之盟早有约定，宋辽乃是兄弟之国，哪有兄弟之间称“献”的道理，况且我朝为兄，北朝为弟，兄对弟用“献”，陛下这样不怕被天下人耻笑为不懂礼吗？（辽兴宗很尊崇汉学）

辽兴宗自知在宋朝文人面前玩文字游戏肯定不是个儿，于是退了一步提出改“献”为“纳”。饱读诗书的富弼仍然严词拒绝，此举必然有损国格，辽兴宗见富弼这关绕不过去，就把难题抛给了汴京的宋朝君臣。哪知宋朝君臣担心继续争持会影响和谈大局，竟然勉强答应了称“纳”，真是应了那句话，当下跪成为习惯，民族如何屹立世界？当然宋朝此举如何，众说纷纭。

不管怎样，经过富弼两次出使辽国的唇枪舌战，和议最终达成，在辽国方面郑重其事的答应对李元昊施加压力之后，宋仁宗也爽快的答应在澶渊之盟要求的三十万岁币的基础上新增二十万。其中十万是代替关南十县的赋税，另外十万是辽兴宗压制西夏的辛苦所得。这一段历史，宋朝方面称为庆历增币，辽国方面称重熙增币。人傻钱多也好，奴颜屈膝也罢，一场政治危机总归是解决了。

本文的题目是“不好敲的竹杠”，怎么就不好敲了，不过是费点嘴皮子而已，富弼嘴再狠，最后你大宋朝不还得拿出真金白银孝敬契丹人吗？朝堂上的那点难题不算难题！

如果真这么简单，那辽国人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占了大便宜。但实际上辽国在庆历增币之后反而遇到了大麻烦，原因就是庆历增币再一次改变了宋辽夏三国的格局，宋朝人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附加条件让辽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党项政权兴起后，富弼很早就意识到了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微妙。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并对宋开战后不久，富弼就指出西夏通过联姻与辽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极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势，使宋朝陷入两面临敌的窘境，宋朝将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

即国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间?

不可使至于此极也！

如果出现同时面对两个敌人的情况，再强的国力也不够支撑，不能让这样的极端局面出现！这一论点也成为他以后涉及辽、夏的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

那辽兴宗轻易答应宋朝的附加条件，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辽与西夏以联姻为联盟基础，辽强夏弱，西夏附庸辽国，西夏对宋朝的战争必然也有辽国的背后支持，辽国人自以为在两国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对于宋朝人提出约束西夏，辽兴宗有理由认为这是小事一桩。

但辽兴宗错就错在，对于三国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不够，西夏对宋作战正是为了捞取实际利益，但事实是西夏除了在战场上打懵了宋军之外，别无所获，反而让本就薄弱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长久的持续战对西夏的不利影响显然是远大于宋朝的。而在这个时候作为西夏老大的辽国却因为从宋朝那里得了一比好处而转身卖了西夏，李元昊满腔怒火，两国从此交恶。

耐人寻味的是，宋辽合约签订后不久，宋夏之间也达成了“庆历和议”，西夏再次向宋称臣，这回三国的辈分总算缕清了，宋辽为长辈，西夏为晚辈，当然了，宋朝又输钱了......这就是最浅显的国际关系。

说回辽夏交恶，李元昊在宋朝身上没得到的利益，打算从辽国身上挖出来，他鼓动辽国境内的党项部落反抗辽国，使得辽国陷入了不停的战乱当中，国家实力受到严重损失，辽兴宗认识到自己轻挑了，立刻集结大军讨伐西夏，把局面扳回来，天不遂人愿，辽国经历了持续五六年的征伐西夏的战争，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在后来的的河曲之战中惨败，辽兴宗只以身脱。至此宋辽夏三国关系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明面上的辈分仍在，但宋辽两国已经不得不正视这个“晚辈”了。

“庆历增币”以今天的历史观去看待，宋朝习惯性的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固然是不齿的，一味地退让也让人觉得奴颜屈膝，一个“弱”很恰当的形容了宋朝的形象。

但事情往往需要辩证的去分析，笔者无意为宋朝君臣分辨什么。“庆历增币”的达成以及富弼成功出使辽国，解除了政治危机（这个危机正是宋朝一直担心的宋朝两面临敌，而不是一些人批判的辽国人只是虚张声势，宋朝人傻钱多活该被宰），动摇了辽夏的同盟关系，使东亚大陆正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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