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六）

​ 温铁军    吾记成长 2024年07月03日 21:33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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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证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农村试验区，按照试验法的原则只能“不断证伪才能接近客观真理”，在这种不断证伪的试验过程最初我只归纳为“制度成本论”。

后来更多做国际比较研究时才进一步意识到，发现制度成本并不应该算是我的理论创新；

发现占有制度变迁收益的利益群体把制度成本不断对下做层级转嫁，而且由于村社理性具有内部化机制遂使其承载的成本也不是不变的，这才应该是我的理论创新。因此修改为“成本转嫁论”。

理论家大都认同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这个所谓制度性贫困，其实就是成本不断对弱势群体的转嫁，造成的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资源环境破坏愈演愈烈。

那是因为：弱势群体至少还可以发声，但是环境却不能发声，当弱势群体不断承受累加的制度成本到不能再增加的时候，成本就更多地转嫁给了环境。

当我们把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引用到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我强调指出：制度本身是派生的——这和很多学者的制度决定论有本质差别。

他们说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时候，似乎愿意说“都是制度惹的祸”。当然，这使得面对各种劣迹的理论家很容易给社会大众找出解释。

但如果愿意深入想，就应该会问：制度是从哪来的？特别是那些所谓现代制度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是向西方现代化努力学习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制度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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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而言虽然很短、却破坏很大的历史阶段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三次矛盾转移，这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接轨”高度相关。

第一次始于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工业化导致的殖民地扩张——发达国家对资源和市场的占有、贫困人口的移出，占领了世界上资源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及其引发的17-19世纪的大量战争，最终导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同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被纳人资本主义体系，被拖入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的殖民化地缘战略。

第二次始于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基于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二次工业化兴起的一般制造业转移，消解第三次大战压力。

发达国家内部二战之后工人运动促进了社会福利与劳动力成本、环境保护压力上升。

同期老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世界秩序解体，全球反殖民化运动中形成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成为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

第三次始于资本主义晚期的金融资本扩张——20世纪 90年代至今正在演进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

全球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加快，导致后殖民化时期地缘战略：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对抗性冲突。

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是问题，但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

而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现代制度，主要源于国家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据此，我们只不过强调了任何发展中国家现代制度的派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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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是战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

正是由于在二战后才成为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因为战争的惨痛教训，而大都在追求国家富强。

然而，他们的榜样只能是前宗主国。

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制度就都不可避免有宗主国痕迹，体现在议会、法院、军队、警察、教育、媒体制度等方面，且建于城市文化载体之上。

然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发展的时候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本极度短缺”。

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个内生性地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亦即：资本增密是工业化的内在机制。

于是，凡是想加快工业化的国家就都会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政府也势所必然地都有“亲资本”的政策倾向。

对此我们一再指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势必面临资本极度稀缺的实质性挑战。于是，不论声称何种主义，不论坚持何种体制，内涵使然地都具有亲资本的派生制度特性。

并不是意识形态不重要，我们只不过是重申了意识形态不得不受制于经济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据此可以归纳出的经验教训很直白地无可奈何：如果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不仅超前于、而且不利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就会因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跌入发展陷阱、很难爬出来。

由此可知，政府内在地亲资本，乃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短缺又要工业化势必采取的政策倾向。

然而，二战过去很久了，能靠着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来完成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很少。

西方人于是提出“金砖四国”，但这个说法似是而非。

因为，其中的俄国本是参加一战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本来不应该列入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何况，若以是否完成工业化为标准，那在亚洲只有中国，在拉美只有原住民占比不足3%的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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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中国人做比较研究的，是世界第二大的原住民国家印度。

其工业产值只占GDP的30%左右，和城市人口占比差不多，即使已经进人新世纪，还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

很多中国学者都说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占比很高，提前实现了经济结构高度化。确实，印度三产比重高于50%，因此有人就说印度比中国先进。但，很少有人看印度的三产是什么：服务海外为主。

这与其历史高度相关英国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以国家犯罪手段强迫中国开放毒品的“自由贸易”，随之就因追求“规模效益”而需要大量开辟鸦片种植园。

于是，1852年英国进一步扩大国家犯罪来占有毒品收益——派出皇家军队在南亚次大陆东征西讨、配合其政府垄断的当年最大“国企”东印度公司统一了印度。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印度，还是个次大陆地理概念——500多个小邦、几千种语言，被迫统一之后只能全国推行英文。

印度 70%以上的人口在乡下的传统村社，其中超过1/3人口是无地农民，还有大量流人城市的穷人生存在大型贫民窟，这种城乡贫困使得民间认可的贫困率占比高达50%以上。

印度自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却同时也是最大贫困国家，其一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了非洲和拉美的贫困人口总和。

这也导致印度知识分子无法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窟人群提供服务，贫民窟的灰色经济也不产生可分配收益和工业化必需的原始积累。

如果第二产业不发达，就更用不了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愿意这样客观地看，印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内生的问题就解释了。

当代印度国情是：由于国内产业不发达，受了英语为载体的高等教育、符合西方人力资本要求的印度人可以低偿地为西方提供软件、电脑维修、信息咨询等IT业服务，以及医疗、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服务。当然，这些服务大都难以对内。

诚然，印度这个通过“外向型服务业”形成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事实，对于比较发展研究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当代高等教育，大都参照结构高度化的西方教育体制来搞，也就大都会内在地具有迫使知识分子服务于西方、倾向于西方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