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 重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赵刚《鲁迅的一种社会理论》，本文系赵老师阅读鲁迅1925年所写《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的笔记。鲁迅将社会里的人分为三种类别：脚底抹油的聪明人、路见不平的傻子和混混沌沌的奴才；在晦暗不明的黑夜里，聪明人呼风唤雨，傻子头破血流，奴才蝇营狗苟。他呼唤出现更多识破“无物之阵”的战士，带领中国到光明的地方去。赵老师认为这是鲁迅认识世界的独特之处：不同于依赖客观社会范畴与结构方式的分析法，主要强调人群的主体状态差异，重视人对于自身所处位置的觉悟，从而由清醒的认识导向改变的行动。

鲁迅的一种社会理论

《野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笔记

文 | 赵刚

1 聪明人

面对诉苦的奴才，聪明人开过四次口。第一次“这实在令人同情”，表达了一个隐匿了主词的概括化“同情”。因为不是“我同情你”，没有“相人偶”，在语意效果上，等于切断了从你到我、从感情到行动的可能引伸，因此不至于让听者产生多余之期望。第二次，则是不成句的“唉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唉呀，真是的”、“ 你要多照顾自己喔”……之类，连作者都感到录之不美的打哈哈。这种话，安全舒适，谁听了都不会生气，甚至谁都听不太明白。第三次，聪明人倒是说了一个有主词且有较明确意涵的句子：“我想，你总会好起来……”。如果说“同情”暗示具体行动的可能，而“祝福”则纯属口惠赠与；“我”，于是当仁不让荣登主格。第四次，奴才不诉苦了，并向聪明人之前赠予的“祝福”致谢，且状似“大有希望”，于是聪明人卸下常规警惕，倍感轻松，也状似高兴地说“可不是么……”。在打哈哈声中，一切平安，团圆。

在这篇文字所指向的那个社会里，聪明人扮演的角色是“听者”。既有人非得诉苦，那就必得有人听，而且他总是听听就好，就算偶而发声，也是咿咿唔唔、不诚不仁的恶声。但这些“咿唔”也不是完全拒绝分析。聪明人只要开口，必然不动感情、言之无物、无关是非、知行分离，且绝对“平安”。于是，我联想到《彷徨．祝福》里的四叔──那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老人家听到不平之事的经典反应是“可恶，然而……”。他这么说，似乎是比聪明人要笨上那么一点儿了，因为毕竟他还会鸣出个不平的“可恶”呢──虽然后头一定会紧跟一个“然而”，把“可恶”可能引出的任何可能性随即取消。但我随即便想清楚了，不对，这不过是聪明人的“内外有别”罢了，四叔和他“家里的”说个“可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不还顺便操演一番家父长吹胡子吗？不妨假设，四叔在S城的大街上撞见这个诉苦奴才，他肯定也是一个标准聪明人儿，是不会有“可恶”的，当然也就无需“然而”了。我又不幸联想到《野草．希望》。那里的“青年们”是否也是这里的聪明人呢？我记得那里一再出现“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祝福》木刻

我也联想到，在先秦儒家传统里，这种分离行知只会讲“好的话”、说“好的故事”（见鲁迅《野草．好的故事》）的人，不就是佞人，小人吗？

2 傻子

傻子的特征是知行合一、见义勇为。他认为错的、恶的就要干涉、就要拔刀相助──“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但问题是，他的“实践”总是以义愤始以自伤终。傻子有一种蛮高贵的品格，但似乎缺少了什么。是什么？很关键。

傻子尚气好勇，他会是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里的战士吗？傻子也随时“举起了投枪”吧，但傻子没有对“敌人”、“敌人的武器”、“敌人的弱点”有认识企图，这才导致他错把墙壁当成敌人。他是看不到那个“无物之阵”的；奴才、聪明人与主人，都将影影绰绰地团结起来，对他进行包括硬刀与软刀的高效弹压。

傻子最多是一个易冲动的侠客。仁吗？勇吗？应是的。但无冷静、无智慧。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体制的机关重重鬼影幢幢。那么，你傻子的血性“行动”，不恰恰好是涂尔干意义下的“危机”之为用吗？体制正需要以你傻子的“罪行”或“偏离”来周期性刺激集体意识，重新召唤社会团结，并以傻子的傻冒，现身说法聪明人的聪明。

法国社会学家 埃米尔·涂尔干

傻子是侠客，或罪犯？看谁来看。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社会的少数者，不会是社会的主流人口。很久很久以前，也许傻子还不少，但因为他犯了两三回傻之后，学乖了，也就是学聪明了，“进化为”聪明人了。傻子是聪明人的前世。

3奴才、聪明人、傻子，与战士：鲁迅的一种社会理论

“奴才”指向了众多受苦者常有的一个构成面。他知道他苦，但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不想知道，苦从何来。于是他“总不过是寻人诉苦”。鲁迅说他“只要这样”，这听来有点不齿，但鲁迅接着说他“也只能这样”，听来又有点同情。也许很久很久以前吧，没有人要当奴才，都像傻子般地反抗，但在失败的血泊中，得到了“智慧的成熟”──放弃了。外在既然改变不了，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情吧，阿Q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再度想象：奴才是傻子的今生。

阿Q像

之前我们发现，所谓聪明人，其本质就是“听者”。同理，奴才则是“说者”。我说你听，说者自说，听者自听，把这人世间的一切当成一场话说，切莫庸人自扰，有所行动。因此，所谓的社会秩序，其根本就是社会里的人相互、交替扮演听者与说者。在傻子周而复始的“挑战”中，聪明人、奴才，以及傻子，一起巩固了这个社会的团结与秩序。这个社会该冠以什么定性词呢？固然可说是聪明人傻子与奴才“全民的”社会，但当然更是“主人的”社会。

我认为这可以是鲁迅的一种社会理论。当然它与我们熟悉的西方社会理论很不一样，鲁迅的社会理论的构成，不甚依赖客观的社会范畴与结构方式（例如阶级性别族群城乡……），而主要是依据人群的主体状态的差异而构建的。这种主要是建立在主体状态上的“社会理论”，是有深刻的中国传统的，例如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或道家的真人圣人君子百官人民之分，但也并非绝对，尼采的妒恨说（ressentiment）其实也是一种建立在主体状态上的社会理论。鲁迅与孔子，鲁迅与尼采，显然都是有趣的议题，尤其是前者，好像探讨得不多。他们三者，不管差异可能有多大，但都专注于一个核心对象：主体的道德与精神状态。完全偏重这个层次，有问题，但完全忽视这个层次──如主流西方社会理论所体现，难道没有更深刻的危机吗？历史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能脱离“人”吗？就此而言，鲁迅的社会理论与文学，而非政治经济学，勾联甚密。

幻灯片事件

于是我想起一个问题：鲁迅当初为何搞起文学来？这篇1925年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与1906年的“幻灯片事件”有关吗？我同意罗岗所下的肯定判断。“幻灯片事件”让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因为他理解到，如何解中国于倒悬，关键不在肉体的康健甚或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在精神气度的复苏。“幻灯片事件”将近20年后，鲁迅还是悲哀而尖锐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召唤：中国需要一种人来改造所谓的社会──即，奴才与聪明人向主人的集结。改变聪明人，让他（我）们不再只是聪明地听、打哈哈，说假大空话。改变奴才，让他（我）们不再只是说，爱诉苦爱抱怨爱八卦。此外，也让傻子（也就是未死的仁与勇之苗）找到一种存活实践与发展的方式。鲁迅写这篇小文，我想，绝不是要人们义无反顾地去当傻子，这固然是因为鲁迅从不鼓励别人牺牲，而更是因为傻子的确是傻，他伤害了自身，同时强化了对象。但是，鲁迅似乎又矛盾地对傻子情有独系：在这三种人之中，傻子是距离觉醒最接近的人。不是有学问智识但鸡贼的聪明人就罢了，竟然不是奴才──那经常被立即对号入座到历史主体的被压迫者、受害者！原因无他，只因为傻子根苗尚在：对他人的痛苦，他感同身受。这是最重要的底气根本；智勇依于仁，而非反之。所以，话说回来，傻子又并不傻。“客观地”说，摆在傻子前头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向上──“往战士”，一条向下“往聪明人”。

4 一点随意比附

    鲁迅这篇文章写了三种人。如果我们以一种文化寓言的方式阅读这三种人呢？我会把聪明人视为道家、傻子墨家，而奴才与他身后的主人则是法家的君臣。那么，在文章留白处所召唤的“战士”呢？他是努力拒绝沉沦到聪明人，并戮力自我提升的“前傻子”。而这样一种战士，如果从“无物之阵”的眼睛看出去，就挺接近“儒”了。这个“儒”当然不是“讲理学的老监生”，而是“儒以文乱法”的“儒”了。

儒以文乱法：“现代战士/传统士大夫”的合体，以，“文学”，坏乱，既存霸权。

5 你想当哪种人呢？

孙歌曾说她与学生讨论这篇文字时，喜欢问同学：“你想当哪种人呢？”。我于是也在2019年5月9日的以社会学大四学生为主体的“鲁迅入门”课堂上作了一个随机举手调查。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表态结果如下：聪明人11；傻子7； 奴才9；当然还有不少聪明人选择不表态。这个民调结果着实令我意外。我真希望我有机会能好好了解他们每个人的理由，但可能没有机会了，这是毕业班，下星期课程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