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仲文落马，回眸体育产业6年改革风云

苟仲文就任体育总局局长之初，中国体育行业从业者期待他引领体育战线的改革更积极地探索“深水区”，支持中国体育产业开拓更大片“蓝海”机遇。

文|罗冉峰

2016年10月31日，苟仲文正式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2022年7月29日，苟仲文到龄卸任。

李铁、刘奕、陈戌源、于洪臣、杜兆才、刘爱杰、曹卫东、倪会忠……从国足到足协到总局、从体育系统中的竞技体系到商务体系到教育体系……2022年中国足坛腐败案带出中国体育界自下而上的反腐浪潮，一个个被牵涉进去的名字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担任体育总局一把手六年的苟仲文最终也未能跳出网外。2024年5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苟仲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苟仲文在任的六年也是中国体育产业从站在风口走向一度蛰伏的六年。作为2014年《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政策出台后首位履新的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被中国体育产业从业者寄予厚望。大家都期待体育战线的改革更积极地探索“深水区”，支持中国体育产业开拓更大片“蓝海”机遇。

“改革”如约而至，只是事后看来并没有达成大众预期，反而成为落实个人利益的工具。

01

改革一箩筐，种种往里装

2015年，时任北京市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曾经发表有关“改革”的解读。“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明确‘动谁的奶酪’，又要‘把谁的利益放在首位’。”

当时苟仲文推动了多项教改新举措，在全国率先公布中考、高考改革方案。他在教育领域的大胆风格，也被视为能打破体育系统内一系列陈年窠臼的希望。

但在局长履新后，大家开始发现改革的方向不太“对味”，代表事例为“中超新政”。2017年，中超一年内两度推出新政，限制外援使用以及加强U23球员锻炼。2017赛季的新政公布于联赛开赛前一个多月、国际足球转会窗已完成约三分之二的节点，给各家俱乐部的赛前部署带来一波扰攘。

针对2018赛季的升级版新政则发布于2017年5月，有“充分时间”给俱乐部准备，但具体规定更加让人费解。“U23球员出场人数必须与外援出场人数相同”的要求给球队的排兵布阵生生加上“镣铐”。还有俱乐部引援金额一致、交给中国足协的“引援调节费”，美其名曰是控制俱乐部“烧钱”，然而这笔创全球职业足球先河的费用最终流向何方，却没有公开透明的交代。

除了上述有显著争议的联赛新政，中国足球的改革覆盖更大范围。例如青少年足球发展方面，中国足协一直努力促成体育口与教育口打通，扩大青少年足球的参与基数；又如行政方面，陈戌源成为首位非体育系统出身的足协主席；还有国家队方面，足球率先落实归化政策，扩大国脚选材面……

这些政策有的得到行业普遍支持，有的存在争议但至少具有“实践出真知”的空间。整体来说，中国足球改革的力度确实显著，并且在某些时期确实也带给外界希望。例如有关归化球员的讨论，争议重心主要在于如何理解归化球员的“报国之心”，但对于归化球员能不能帮助国足短时间内出成绩，多数人还是有期待。

自苟仲文上任之后，其他体育战线上的改革也有同样的特点。例如2017年初，深受国人爱戴的姚明就任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就任后规划了“双国家队集训队制”、“CBA 2.0”改革、校园篮球人才选拔等等新方案。尽管中国男子篮球国家队连续缺席两届奥运会，但是舆论对改革并非一味否认。甚至有人认为如果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有决心、有见解更有人气护航的姚明的改革也尚且失败，中国男篮将在很长时间再也找不到一个扭转颓势的新契机。

乒乓球改革则耐人寻味。2017年6月，刘国梁卸任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升任中国乒协副主席。然而这次人事风波酿成巨大舆情，并成为部分业界人士重新审视苟仲文上任影响的节点。

整体而言，“改革”是一个大筐，内容包罗万象。以某些具体措施的当下得失来评价苟仲文功过，可能尚未是合适时机。只是无可否认的是，随着反腐行动深入推进，外界无法避免地从一系列细节联想到，部分改革内容与苟仲文违纪行为之间的关连。

02

有罪当罚，咎由自取

最终将苟仲文拉下马的导火索是改革风头最盛、也最受国人关注的体育战线——中国足球。在中国男足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二强赛铩羽而归后不久，前国足主教练李铁被带走调查，反腐大戏正式上演。李铁在带领国足期间的一些决策备受舆论质疑，因此众多人将十二强赛失利视为反腐行动的源头。

对李铁的一大质疑在于他对归化球员的限制性使用。虽然从实际排兵布阵来说，李铁用人是否得当可以讨论，但是十二强赛出局的影响太差。尤其是势头凶猛、耗费大量资金的足球归化政策因此被视为阶段性失败，触及到有关改革意义的评价和影响问题，归化球员使用就成为坊间舆论中有关李铁的“罪状”之一。

讽刺的是，在另一个场景下，“归化”却是苟仲文的“政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冰球、自由式滑雪、花样滑冰等队伍大胆采取了归化方式引入运动员。其中获得2金1银的谷爱凌成为焦点人物。

不过“政绩版”的归化恐怕最终也会成为苟仲文的罪状来源。归化涉及到的大笔资金流动，与装备采购、协会改革、资格认证、跨界选材等领域共同组成了利于当事人聚拢利益的灰色地带。

苟仲文还有另一项“业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凯旋。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38金32银19铜，排名金牌榜第二位。不少人以此来说明苟仲文争议之一“体能大练兵”的合理性。

然而另一个解答可能跟“体能大练兵”无关。东京奥运会周期、全球性突发事件出现前，不少与竞技战线接触紧密的人士，曾透露过对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战绩的谨慎甚至忧虑态度。最终固然是中国运动员艰苦奋斗、赛出水平缔造东京骄傲，同时也要留意到，“黑天鹅事件”让以自由训练体制为主的欧美运动员遭遇前所未有的训练困难，导致整体竞争力下滑。除了中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东道主日本等东亚地区代表团都创造奥运历史佳绩，反映出一定的此消彼长之势。“黑天鹅”仿似命运赠礼，东京奥运会后，苟仲文的声望空前高涨。

但“命运”这种唯心主义说法，在贪污腐败的铁证前变得苍白。李铁的腐败证据确凿，他所牵涉出的“人链”也先后受到法律的制裁。现在轮到苟仲文正在交代问题。他没有慨叹“时运有常”的资格，只能反思自己当初亲手作出导致今天结局的抉择。

中国体育产业却不得不慨叹：改革的结果种种不尽人意，艰苦的“深水区”探索可能需要重启，尤其需要在改革遭遇腐败行为污名化后、有魄力重整旗鼓的人物昂然出列。期望2024年5月30日，被猜测已久的反腐大网中心人物的命运终于“靴子落地”时，中国体育产业的改革发展新曙光已浮现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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