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华南 | 味觉思想的总体特征与世界图景

贡华南 |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中国智慧研究院研究员、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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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华南

味觉优先构成了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在味觉活动引导与塑造下，中国人的心灵活动逐渐味觉化，确立了味觉思想。相较于视觉思想、听觉思想，味觉思想有其独特的在世态度、对象与方法，它们共同塑造出意味深长的思想世界与亲切有味的生活世界。唤醒味觉思想为超越当代视觉思想泛滥提供了一个富有深度的选项。

味觉思想的在世态度

正常的人都有五官，眼能看，耳能听，鼻能嗅，口舌能尝。视觉活动需要拉开并保持人与对象的距离；听觉活动的展开，声音与听者之间先有距离，后逐渐消解；嗅觉、味觉之展开，气味之于人始终无距离。诸感官引领、塑造着“心”的活动方式，而分别成就视觉思想、听觉思想、味觉思想。不同的思想方式也构造出人与对象之间不同的关系。

就视觉思想说，所见与自身始终保持着距离。人们旁观对象，把握其被当作本质的形式。形式属于对象自身，通常对见者的意味不明。因此，“见”通常伴随着好奇、惊诧，视觉思想要求人一直与事物保持距离，这样人也就一直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与惊诧。由于所见对人的意味未明，人对所见始终深深戒备。当周遭世界充满意味未明的事物，人虽然可以凭借“见”而获得“知”，借助“知”而增益其“能”，并以其“能”与其争斗，甚至战而胜之。但是，这也往往使人与物处于随时对峙的状态，以这样的姿态在世，视觉思想者也会时时、处处感受到威胁。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生在世必然会产生“怕”“畏”等情绪，表达的正是视觉思想者的在世状况。“怕之何所以怕，乃是害怕者的存在者自身。”“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人并不会带着“怕”“畏”而生，可视觉思想者在世自觉拉开人与周遭人事物的距离，挑起对峙与争斗。当其胜利或占据优势时，对象的威胁可以无视。但当彼此势均力敌，或人处于劣势时，人心脆弱、敏感，周遭人事物往往会被当作可疑甚至有害的对象而被时时提防。所以，视觉思想者在世必然会伴随着“怕”“畏”等在世情绪。不过，“怕”“畏”并不是所有存在者的在世宿命，视觉思想也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当我们换一种世界观，比如味觉思想的世界观，不再和这个世界分离，拒绝对峙，“怕”“畏”等情绪也会随之消除。孔子要求弟子排除所见中令人不安的成分——多见阙殆，以此超越视觉思想。这也是规避“怕”“畏”“烦”的重要方法。

在味觉思想世界中，人们相信天地之间有道有理。道理在万物，万物或隐或显，彼此感应相通。“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天地万物变化日新，但却并无新奇、怪异可言。万物皆有味，其味皆可养人。对于有味的事事物物，人们自觉消弭距离，与之亲密接触，彼此交融。民胞物与，对于不期而遇者，欣然接受；对于如期而至者，乐而不忧。人们对有味的对象或环境相信、认同、欣赏，放心、安心于此而不会怀疑、惧怕。或许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螃蟹充满戒惧，或许第一位品尝新品种的人充满危险，如神农尝百草，但是，在确知对象之味及其对人的意味后，人们会选择适合于人的“味”（或“意味”），长之育之，亭之毒之，营造自己的家园。在自己的家园中生活，品尝者或许带着一丝冒险心态，但绝对不会随时“怕”“畏”。中国思想中确有主张以戒慎恐惧在世者，但戒慎恐惧是对修行者的要求，是对周遭人事物的敬意。味觉思想者不会以高高在上的主导者姿态旁观事象，而总是努力涵养、提升品位，以更好的心胸安顿万物与自身。他总是安然地接受味或意味的刺激、调和与滋养，即使面对那些有害的事物，味觉思想者也总能泰然处之，斟酌其味而用之。

味觉思想的对象

不同于以“形式为本质”的视觉思想，味觉思想以内在的质料“味”为本质。一物有一物之味，一味即物之一类。“味”既指酸甜等实际滋味，也包括弥漫一体之内的精神意味，比如诗味、书味、理味、道味等。有味之物吸引人，人们也总是以有味为好。 

在中国思想中，“味”与“气”“性”相通。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左传•昭公元年》），“降生”有凝结、生成义，“五味”被视作“六气”之“降生”，“味”被理解为“气”的聚集状态。《黄帝内经》则曰：“阳为气，阴为味。”“味”被理解为收摄、凝聚了的“气”，“气”是发散了的“味”。滋味之“味”中既有发散性的“辛”“甘”“淡”，也有收敛性的“酸”“苦”“咸”。前者发散为主，可视为“气”；后者收敛为主，实际上也与“气”通。传统思想所说的“气”与“性”内涵相近，也可互换使用，比如，“四性五味”说之“四性”又称“四气”。“气”“味”“性”内涵相通，且都可以表达事物的本质，因此，以“味”来含摄“气”“性”便理所当然。此意义上的“味”既涉及口之所尝，也涉及鼻之所嗅与身体之所感。三者都需要人的参与，与物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在中国思想中，嗅觉、触觉也先后味觉化，实际上与味觉已同一化。 在经历科学实证观念洗礼后的当今时代，“味”较少思辨性，直接可感，在当代无疑仍保持着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滋味”之于事物客观自存，“实有”而非主观构造。比如，“咸”实存在“盐”等物之中，酸、苦、甘、辛皆如是实存。但是，咸鱼之咸却不是现成在场的，咸之实现需要人来品尝。就此而言，咸“存”（布于时空之中）而不“在”（被人所感受，对人呈现）。在品尝中，咸被感受、被呈现，据此才可以说咸之“在”。就其客观存于物言，咸为“有”，为“存”。咸之在依存于人的味觉器官——舌上味蕾之感受与觉察。广而言之，“味”虽不依人而“有”，不依人而“存”，但却依人而“在”——依赖人的感官的积极参与。洛克说气味属于“第二性质”，也主要是根据其“依人而在”的特征。

精神性意味之有、存、在的方式与物的滋味有些差异。比如“诗味”，其“有”乃诗人从无到有之创造，其“存”依附于诗，其“在”则依赖读者与诗之碰撞、解味。可见，“意味”始终需要人参与——不仅人的感觉系统要积极参与，人的思想系统也须积极参与。诗人造诗味需要天赋，欣赏者体会诗味则需要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品位。后者可以视为精神性味觉感受力、觉察力与判断力，借此可品味出“雄浑”“冲淡”“典雅”“高古”等不同类型的风味。

中国哲学所讲的“道味”“理味”也是一种精神性意味。在中国古典思想中，“道”“理”没有具体或抽象的形象、声音（无形、无声），也没有具体的臭、味（无臭、无味），但却有抽象的、精神性的“味”。比如“茍心存道味，宁系白黑，望体此怀，不以守节为辞”（僧佑《弘明集》卷十一），“康僧渊……希心理味”（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道味”“理味”之“味”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指道、理的核心、主旨、本质，即道、理之为道、理者；其次，指道、理对人具有直接作用——为人提供价值目的等，如滋味一样滋润、滋生、滋养人。道味、理味之“有”“存”依赖人群，其“在”则依赖于尊崇、信奉道、理，且具有相应品位、境界的人。人得道味，方可说“知道”；人“知道”“行道”，道才得以显现其真实形态。无人知“道味”，则道隐而不显。

中西交通以来，人们用“对象”一词来翻译近代认识论哲学中的Object。它指的是认识主体之所对，包括外在客观物与内在知性构成的主观表象。不管指哪个，Object都以“形式”为本质，而无关味或意味。在味觉思想中，“象”包括真实存在的万物——万象，以及精神中所构成的事物——心象。万象有味，心象有味，“对象”皆有味。“对象”以其味（或意味）吸引人，人品味其味（或意味）而成就自己。由此，对象总与人处于相互感应之中。

味觉思想的方法

味”是充实在内、弥漫全体的事物本质。“味”在语词中，在思想世界中，更在真实世界中。“味”在对象内部，可观但观不尽，可闻、可嗅亦闻不尽、嗅不尽，唯有深入其中，用心品味，才能呈现对象之“味”。

先秦时，思想家承认“道”可以“闻”（以心听、以神听），可以“体”（以整个生命去承载、实现）。汉末味觉思想自觉后，“味道”被普遍使用，如“味道忘忧”（曹植《曹子建集》卷第九），“有吕子者，精义味道”（嵇康《嵇中散集》卷第六）。“味道”之“味”不是用口舌感官去品味，而是用精神性味觉体味（以心味），即用个体精神生命来感受、领会、接受道，与道交融。

“道味”指道之为道最核心、最根本者，它与“道体”的意思接近。当“体”取代“形”作为中国思想的范式后，“体”如同“形”范式之下的“形”，被理解、规定为事物的本质。秦汉流行的“国之体”“君之体”“臣之体”诸种表述就是国之为国、君之为君、臣之为臣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董仲舒说：“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春秋繁露·俞序》）“王道之体”表述的就是王道之核心、根本。“体”在内，“道之体”是“道”的内部主干。它无形无色，不向视觉（包括精神性视觉）开放。在方法论上，“体”相应被当作通达对象的基本方法，如“体物”“体仁”“体道”“体天”“体阴阳”“体国”等。当代人离开“体道”说“道体”，不过是把“道体”当作“一场话说”（程子）——今语所谓“语言的游戏”或“思辨的构造”耳。

“体”与“味”同属内在质料，作为方法的、动词性的“体”与“味”也都指用自己的身心与对象交融，以感受、领会、觉知对象。相较而言，“体”偏重整全性的生命之参与，“味”则侧重心灵之感受、领会与觉知。汉之后，中国思想家更多使用“味”，包括“味道”“味理”“味诗”“味文”“味物”等。“舌”为心窍，我们可以通过舌的活动来了解心的活动。“体”七窍混整，人们不易说清楚“体知”“体道”究竟为何。“味”是以心味，但其与以舌味保持着结构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回到味觉，可以更容易把握这些精神性活动——味——的结构、方式。

根据对象的差异，大量“味”的家族语词也被创造出来，如“品味”“体味”“玩味”“解味”等双字词，也有“品”“体”“玩”“解”等单字词。“体味”是“味”，也是“体”，“体”即“味”，“味”即“体”。“玩味”“解味”皆类此。就其活动结构与方式言，“品味”“体味”“玩味”“解味”“品”“体”“玩”“解”与口之“尝味”是一致的：主动消除主客距离、对峙，以主客交融方式与对象交接。回到味觉思想方式，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体知”，比如“体仁”“体物”“体道”“体天”“体阴阳”中的“体”，其实质结构就是“体味”，就是“味”。此外，基于具体“味”（如咸）的“感”“感通”“感应”“感格”，与“品味”的展开方式也完全一致。

“听”有“以耳听”“以气听”“以心听”“以神听”等不同层次、方式，“味”也有“以舌味”“以心味”等不同的层次、方式。“以舌味”即“尝味”，其所对的是具体存在物之甘苦辛酸咸等滋味；“以心味”即“品味”“体味”“玩味”“解味”，其对象是具体物或抽象物的精神性意味，比如诗味、词味、文味、情味、理味、道味等。

“心”按照“舌”的活动塑造，也按照味觉活动方式展开。心学无疑对此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比如，“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等经典命题。在王阳明观念中，“物、理、事”为实有而非虚幻，其“存”的方式或“明”或“寂”，其“在”则依人。比如“岩中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王阳明并不否认岩中花之实有与自存，他关心的是其如何“在”。“花”与“心”同存于世界，人未来看花时，花“存”而不“在”（寂）；人来看花，花直接呈现于人——既“存”且“在”。“明白”指的是花呈现于人而得以具体、真实地“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看”不是拉开距离的纯粹观察，不是目光单向的投射，而是用心去“感应”——双向的“相看”。

对于经典学习，传统思想家常强调读者参与式、投入式的玩味法。如程朱极力主张以“味”“玩味”方法读《论语》《孟子》。玩味经典，首要的态度是相信其为“真”，相信圣贤不我欺；其次是相信经典所载为“善”，如经典可以扩大、增强读者的精神生命；再次是经典可以提供尺度权衡——“美”“义”的标准，读者可以此量度世界。质言之，经典“有深味”，这些“味”中包含了“真”“善”“美”等各种价值。而真实世界、思想世界有味则表明真实世界、思想世界中也包含各种正价值。这些正价值吸引着人来尝味、品味——接受诸种价值，以这些价值满足自己的需求、滋养自己的身心，提高自己的品位。

味一直在事物自身，需要有味者品味才呈现。品味者则需要具备正常的官能以知滋味，或需要相应的品位—境界以知意味。不管是品鉴诗词，还是味道味理，合格的品味者既需要充分的学养积淀，也需要涵养性情、变化气质。简言之，味之呈现，需要真实的生命积极参与投入。

味觉思想的当前任务

近代科学试图从自身出发认识、规定“味”。比如，从力学出发把“味”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力，从化学出发把“味”理解为某种化学成分，从营养学出发把“味”等同于营养特性等。简言之，它们总试图把人们直接可感的“味”还原为不可感（品味）的最终成分，将整体性的“象”不断还原为次一级的要素。最终将“味”剥离自身，还原为抽象的数学符号。这对于科学研究或许必要，但对于生活世界则是多余。当代视觉思想当道，以图像为实在，“味”也成为数字－图像化存在。在资本的簇拥下，万象被拔离出各自的时空天地，在温室、工厂等压缩的时空中快速出品。对象成为图像化存在，徒有其“形”而无其“味”。而当“味”成为有利可图之物，“味”的图像又会在工厂中迅速转化为各种人工合成的“味”（如“味精”等）。图像化了的“味”，异化为单纯欲望的表象。

视觉思想独大，其所营造的世界普遍失味，这令人不安，也让人疑虑重重。以味觉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想善于消化，也理当承担起消化、重塑当前日常生活世界的重任。为此，我们需要自觉消除人与世界之间人为设置的时空间离、严明的界限，超越图像即实在观念；由此，把万象从温室中释放回天地之间、万物之中，耐心等待万象更新，让物味自然生成；自觉提高自身的品位，主动尝味、品味、玩味人事物。物有味、人有味，味味相投，相互吸引、感召，生成有味的世界。这是味觉思想的世界图景，也是味觉思想者欣然奔赴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