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西方不可能承认中国的政治成就

有美国学者专门为现今的中美关系,量身定制了一个新理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有一明一暗有两条主线,一般大家都只谈明线,就是老大老二的矛盾;但绝口不提暗线:落后战胜先进。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寓言故事而已,但其反映的是落后愚昧的斯巴达,战胜了先进文明的雅典,一个典型的古希腊悲剧式的叙事。

什么意思?上帝创建的先进的古希腊文明,毁灭于斯巴达这个可恶的魔鬼撒旦。

现在是伟大的基督教世界面临的第二次危机,愚昧的中国想要毁灭伟大的西方世界。什么是中国威胁论?这就是中国威胁论。

也就是说,眼目下的中美冲突,仅只是冰山刚露尖尖角,这是中西方两大文明的大对决,不死不休、别存幻想、别存妄念。

既然美国(西方)代表上帝、中国代表撒旦,就不要指望他们会承认我们,除非将来(也许十年后)他们彻底趴下、彻底认栽。

顺便一说,讲好中国故事是有难度的,就像指望通过对情敌讲好自己的纯真爱情故事,以求感动情敌、获得其真心祝福。有可能吗?有必要吗?

 

西方人总是要“一分为三”

西方人研究西方历史,通常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期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山海经”时期,后期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信史”时期,即中学西渐后的文明时期。

启蒙运动开始,西方全面引入、并系统学习汉文化,在此基础上,逐渐构筑自己的文化,但限于启蒙未久、加之宗教意识根深蒂固,很难真正领会汉文化的精髓,缺乏整体意识和统合能力,境界还未能提升到宏观层面,因而不免盲人摸象,常将汉文化的整体思想,理解得支离破碎,比如常搞“一分为三”。

➤思想的“一分为三”

天人一体是汉文化的基本思想,天(命运)、地(自然)、人(人类)三种自然存在,是为三位一体的“三才”,如八卦的“☰”,贯通三才方能为“王”。

但传到西方后,被“一分为三”,肢解为三个各自独立的部分,神、自然、人,在互不相通的轨道上,各自独立运行和发展。研究神的就《圣经》,天主教于特兰托公会议审定《圣经》正典后,神学就冻结了,基本没有了发展;探讨自然的是科学,是彻底摆脱神学桎梏、与神学完全隔离后才产生的,虽然有“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之说,但科学和神学终究势不两立;对人的精神的研究,始终是西文化的缺陷,除了基于对神虔诚信仰的道德意识之外,只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粗浅认识,与庄子精神绝对自由的认识、儒家社会伦理的理念、禅宗认识和找回自我的意识,云泥之别。

 

哲学的“一分为三”

汉哲学是物、道、意“三位一体”的三维哲学,“物”即物质、能量、信息,“道”即物的本源、物的运动规律、推动物发展的动力,“意”即人对(物和道)客观存在的反映所产生的主观意识。【敬请参阅拙文“06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基础是中国哲学?”】

传到西方后,西哲学降级为物质、精神二维哲学,物质即汉哲学的物,精神即汉哲学的道(客观存在)、意(主观意识)。唯物唯心对立统一的汉哲学,被“一分为三”,肢解为唯物、客观唯心、主观唯心三个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即“物”演化出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道”演化出黑格尔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意”演化出贝克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

 

经济学的“一分为三”

管子经济学是宏控、中导、微活“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的经济学思想、理论和实践,明确宏观控制(社会层面)搞社会主义、社会利益至上,中观主导(基础服务)搞福利主义、公共利益至上,微观搞活(个人层面)搞资本主义、保障个人利益(前提是不能损害社会利益),强调三管齐下、缺一不可,从而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就是古代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敬请参阅拙文“22管子的政治经济学”】

但传到西方后,宏控、中导、微活,被“一分为三”了。

西方经济理论有四个典型学派,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学派”,主张个人主义,问题是反人道,体现的是动物性而非社会性,就像街头搏击,活着的人拿走全部奖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派”,主张共产主义,问题是低效率,就像广播体操,大家统一操作,奖金人人有份、各人视表现稍有区别;凯恩斯的“社会主义学派”,主张有自由的社会主义,问题是易失调,就像奥运会,由机构管理,统一比赛规则,前三名奖金丰厚,其它都是优胜奖;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有监管的自由主义,问题是会烂根,就像俱乐部赛,有统一规范,但具体规则各自确定,有些比赛有风险,根据比赛轮次获得相应奖金。

也就是说,管子的“宏控”演化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派”、“中导”演化出凯恩斯的“社会主义学派”、“微活”演化出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学派”,则源自管子摒弃的原始经济思想。

 

法学的“一分为三”

道家是自然主义的,以自然为视角;儒家是人文主义的,以社会为视角;法家是国家主义的,以国家为视角。因此,道儒法三家是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个人的问题。因此,汉文化中,“道”是自然规律、“仁”是社会规范、“礼”是个人规则。社会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因而“仁”就是在社会层面遵循“道”;个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礼”就是在个人层面遵守“仁”。因此,“法”就是遵循“道仁礼”“三位一体”的个人行为规则。【敬请参阅拙文“09为什么法学及制度只可能起源于中国?”】

但传到西方后“道仁礼”被“一分为三”了。西方现代三大主流法学流派(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皆因无法理解“道仁礼”三位一体的中国法学思想,只好肢解为三,如盲人摸象,摸到“道”的即为新自然法学派、摸到“仁”的即为社会学法学派、摸到“礼”的即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民主理论的“一分为三”

周公的“以民为本”思想,经孟子“民贵君轻”、荀子“载舟覆舟”的发展,到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升级为“民权”思想。

也就是说,中国民主思想有三个支柱,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基于人文主义的“以民为本”、基于自然哲学的“主权属民”、基于社会意识的“政权是公权”。【敬请参阅拙文“26民主启于中国也只会盛于中国”】

但传到西方后也被“一分为三”了,即基于自然哲学(民权)的洛克“权利分立”思想、基于人文主义(民本)的斯宾诺莎“天赋人权”思想、基于社会意识(公权)的卢梭“主权在民”思想。

洛克的“权利分立”思想,以“主权属民”为出发点,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因此人们缔结契约,组建国家,将政治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对外权,人民推选代表组成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并选定国家的形式;其他两种权力由君主掌握。简单说即是,权力不能由君主独掌。

斯宾诺莎的“天赋人权”思想,以“以民为本”为出发点,认为人的共同本性就是自我保存原则,自我保存主要是身体的保存,他主张每个人天生都有生存权这一最高的自然权利,权利的大小决定于每个人力量的大小,只有在理性指导下,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保存。简单说就是,国家的基础是人人都能好好活着。

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以“主权属民”为出发点,认为一个民主的政府必须把权力完全交给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然后再由全体公民把权力赋予一个组织,即民选的政府。胡诌一句,有点像母亲过年给儿子压岁钱,等儿子狂喜过后,就收回保管、代为使用,只是多了个选举母亲的程序。

 

▲西方的政治理论需重新学习

从汉文化中学来的思想、理论,总是“一分为三”,体现在政治这个综合体,必然就是“人格分裂”。

西方的政治要想正常发育,恐怕得从汉文化的基础重新学起,而且上一阶段的自学没有人指导,学得似是而非,看来新阶段还需中国指导。

其中,对西方未来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政治哲学、人权思想、政治体制三个方面。因为,政治哲学是政治文明的基础、人权思想决定人的状态、政治体制决定国家形态。

 

➤西方的历史终结论

在基督教一神宗教信仰的生态里,西方人没有未来观、也没有政治哲学,使得西方缺乏政治文明的基础

 

☯西方文明还是宗教文明

学术界有种说法,西方文明分为神学阶段、哲学阶段、科学阶段,只是三阶段论有点玄幻。

神学阶段之前是什么?不知道。西方自己的说法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得知,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叫做古希腊的爹,于是满世界广而告之,自己也有爹、不是石猴,于是近代想起来称之为“文艺复兴”。

神学从何而来?不知道。现在明确的是,三千六百年前商汤舍身为民赎罪的故事,在据说两千年前的《圣经》里被称作耶稣赎罪,也许仅只是英雄所见略同。基督教的两大基石,一是亚伯拉罕的契约,二是耶稣基督的赎罪。一神教契约源自多神宗教,这个可以理解,但原罪赎罪说源自何处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传说中的老爹古希腊人过得滋润得很,那有什么原罪,更遑论需要赎罪。也许契约论是古希腊之后,但赎罪论真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哲学阶段”从何说起?不知道。西方哲学的开山老祖康德说“哲学要为上帝保留位置”,西方哲学带头大哥黑格尔更明确:世界本源绝对理念就是上帝。西方哲学就是把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心脏“天道”,置换成宗教思想的上帝,或者说就是在原始的宗教身上,披上件阳明心学的外衣,还是神学嘛。

“科学阶段”更是莫名其妙。西方人发现中国的天文学、医学、化学(炼丹术)只论自然不论神,可用于证明上帝不存在,于是惹来教会毒手,要烧死竟敢质疑上帝的异教徒。“有心栽花花不开”,上帝在西方现在还过得好好的;“无心插柳柳成荫”,西方总好欢庆拼出了科学这个“上帝创造宇宙的设计图”。如果眼光离开科技领域,那上帝仍然无处不在,西方文明仍然处于宗教文明阶段。

 

☯西方文化的未来观就是历史终结论

西方宗教文化的未来观很简单,只有一个,就是末日审判后,到底天堂如何拥挤、或是地狱怎样不堪。因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经发表,便被西方奉为现代圣经,因为《圣经》之后,西方就没有了探讨未来文明的作品。

其实,过去西方也有探索未来样式的作品,比如说:传说中柏拉图的《理想国》,描述了他心目中的世界终极模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则认为罗马的毁灭是咎由自取,与基督教无关,也就是说导致历史发展的根源,错的不是基督教文明、而是没有贯彻执行好基督教文明这个人类历史的结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一个道德不断提高、不断进步的过程,就哲学角度而言,当人类缔结普遍的和平条款,就能实现永久和平,历史也就不用发展了;而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内在规律和趋势的,其发展终究会走向终点,因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人性深处渴望被认可,所以当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思想深入人心之后,历史的推动力就会停止,从而进入相互友好、相互承认的历史大结局。

也就是说,西方宗教文化中,不论是哲学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关于世界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中,历史一定会终结,只不过终极形态各有预测。而福山基于黑格尔的终结论哲学思想,总结了西方的过去,得出了西方人喜闻乐见的、具体且形象的结论,认定华盛顿共识就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将来不会发展变化了。也就是说,人类的精神文明到此为止,安心等候末日审判就行,就像科幻电影里现在的恐龙,也与6500万年前大差不差。人类还能够继续发展的,只有物质文明,票子再多点、房子再大点、车子再好点,这就足够了。

顺便一说,中国社会文化的未来观也很简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什么意思?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更新的、未来是不断发展的。汉文化没有历史终结论、只有与时俱进论,因而只有汉文化才能不断探索未来的社会形态、未来的文明样式,才能真正思考什么是未来。

 

☯西方没有政治哲学

西方文明的过去从“赎罪”开始、未来以“终结”结束。西方的政治哲学仅为一部《圣经》,顶多凑一部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圣经》教民众做人、《君王论》教君主做人。实际上,西方思想家涉及政治哲学的内容,如洛克、孟德斯鸠、康德、斯宾诺莎等,其实就是从中国的政治理论中引章摘句、加以阐述解释,还呈现盲人摸象式的“一分为三”。

近现代西方政治学主要体现在三个主义,理性主义的政治思维、制度主义的政治设计、个人主义的政治取向,而政治哲学则主要体现在理性主义。

就某种意义而言,西方政治哲学是从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开始的,当伏尔泰受汉文化启蒙后,喊出了一句话:“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

什么是西方的理性?简单说就是,理性主义的政治思维是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确定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其中心在于:在人的面前,一切都应得到重新解释。也就是说,理性不同于神性、也不同于兽性,人既区别于神、又区别于兽,因而理性的时代就是人的时代。“人乃是理性的尺度”,费尔巴哈道出了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奥秘。因此,理性主义开创了西方政治文明的思想革命,唤醒了西方人的主体意识。

这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原来“欧洲的启蒙者”伏尔泰,在被汉文化启蒙后,才启蒙西方人:你们是人

至于制度主义的政治设计,无非是将隋炀帝的三省两司五权制,简化为“三权分立”、将科举制贯彻为西方文官制度;至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取向,则成为西方的精神鸦片,以试图取代宗教信仰。

这里需要说明,中国古代没有现代习惯上的政治哲学专业性专著,其思想散见于诸子百家的综合性典籍,使得我们也要引章摘句、汇总整理,也让我们误以为西方才有高大上的政治专著。

➤人权是民权的变异

人权的最高形式就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之一)。

因为西方只有人、没有民,所以不是“民主”、是“多主”,即“多数人暴政”(托克维尔语)。

周公宪政的本质是废除宗教文化,用规则取代神灵为社会提供确定性。但是,周公宪政隐含着一个被洋人与狗深恶痛绝的“潜规则”:权力不是天(神)生的。

权力既然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当然就是后天现实所得,当然就必须受到某种规则的制约。这显然必须被卢梭“天(神)赋人权”思想所否定,因为西方认为,人权是一切权力之源,而人权是天父所赐,怎么能够让草民的规则制约。

 

☯民权变人权

西方人权思想源自中国,但与政治制度情况类似,中国复杂而完善的民权思想,到西方就成了简单而残缺的人权思想。

明末黄宗羲的民权思想怎么就南橘北枳了?

其一,从“民”到“人”。西文化没有社会意识,只有“人”、没有“民”,民权只能原始化为人权。

其二,从经济、政治、文化综合权力,变成了单一的政治权利,而且是单一的个人自决权,并且只要权力、不要责任。

为什么要删除文化权?因为在西方,基督信仰是唯一的文化选择,其他文化都是被禁止的,个人无权选择其他文化,当然就不存在保护文化选择权的问题。

为什么要删除经济权?因为基督徒对自己人是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异教徒是“多抢多得”天经地义,这是基本教义,无需额外保护。注意,上帝只保护自己的儿子。

实际上,代表物质的经济、代表意识的文化都是上帝创造的,也是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的,不存在保护个人权利的问题,只有政治是魔鬼撒旦,上帝才需要、也必须保护个人政治权利。

那么政治权就都能保护吗?非也。政治制度的选择权就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选择。

西方人权真正保护的其实就只有一种,即个人自决权,简单说就是:我认为正确的,别人就必须无条件支持,否则就是侵犯我的人权。

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种我们看来蛮横无理的观念?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子,因而享有“天(上帝老爸)赋人权”。

顺便一说,先来个段子:

黑格尔说:“人啊,你是宇宙的主宰”。于是人人亢奋。

老子说:“人啊,你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于是人人愤慨。

这就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

中国人只是“尘埃”、因而“三人行必有我师”,西方人则是“主宰”、故此“三人行我必为师”。小时候总想着我是老大、长大了才知道人外有人,个人如此、民族如此、文化更是如此。

 

☯人权是私权

西文化是个人之外皆上帝,因而西方没有“公”的概念,更没有公权意识,一切皆属个人(私),社会权力也是个人权利(私权)。没有社会意识,当然无法理解权力源自社会,始终认为权力源自个人资源,无论是暴力资源、资本资源、还是粉丝资源,总之谁资源多、谁就能合理合法掌握权力。比如,西方选举实际就是,选民将自己拥有的私权授予被选人,是私权的转移。私权当然私用,以权谋私是上帝赋予的神圣权利,这就是西方人权的本质。

而在中国,体现在政治层面的“天下为公”,即公权意识,比如主权、政权、人权都是公权,自然的环境、资源等的所有权也是公权、而非私权。

区别在于,西方宗教文化以个人为中心、有权为所欲为,中国社会文化以社会为中心、必须尊重他人。

人是上帝之子,使得西方人不承认人只能生存于社会之中、不承认人的社会属性高于动物属性、不承认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承认民权大于人权。

也正因此,西方人才会发自内心地流露出许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观念,比如说:女孩公主梦式地追求自由、唯我独尊式地保护人权。

西方无社会意识当然就没有社会责任意识,医生习惯于放下手术刀、加入罢工行列,理所当然,就是人权的具体展现,因为其文化里就没有社会责任的理念。

顺便一说,美国高举保护当事人权力大旗,但究竟是保护谁?以杀人案为例,受害人亲属是证人、公诉人是公权,其利益不属保护范围,需要法律保护利益的唯有罪犯,至于死者利益,唯一能够获得的保护,仅是遗体在法院监管期间不受侵犯。

突然想起西方有句“名言”:“闭嘴!我们在讨论言论自由。”

 

为什么西方要高举人权大旗

汉文化拥有统一的社会规范,但西文化没有,因而西方必须高举“人权”大旗,以图规范社会。

西文化是基督宗教文化,虔诚信仰使得灵魂必须寄存于神灵、一神教义使得思想必须高度垄断。表面上看,西方宗教信徒的思想绝对统一,但是,凡事就怕但是,宗教信仰只是个人精神寄托、而非社会普遍意识。在个人生活日趋世俗化的今天,资本逐渐取代神灵,为西方社会提供确定性,使得西方社会规范缺失的缺陷更加暴露无遗。西方精英、尤其是熟悉汉文化的精英,非常清楚西文化的这一致命缺陷,因而开始炮制西方的社会意识,急切补上这一缺口。比如,二战后美国炮制的人权、自由、民主理念,并妄图包装为普世价值,强加于其他文化地区。

但问题是,人权、自由、民主理念仍属个人层面,不可能上升到社会层面、更不可能升级为社会规范,因为这些看似光鲜亮丽、乍念高大上新的玩意儿,只关乎个人利益,而社会规范的前提是社会利益,即别人的利益。也许将来有一天,西方能够将人权、自由、民主的口号,从“保护自己的权力”、改弦更张为“尊重别人的利益”,西文化也许就能入门了。

顺便一说,《流浪地球Ⅱ》中,最为悲壮的部分是前往月球的单程旅行,谁作敢死队员?西方人是招募志愿者、能招多少算多少,中国人则是“五十岁以上的出列”,这可是严重违反人权的决定,没有民主、剥夺自由。简单粗暴地说就是,为社会利益至上,牺牲过去(生育能力衰退的中老年人)、保护未来(年轻人)。

 

➤西方国家的组织形态仍停留在部落联盟

西方人至今都搞不清一个问题:国家就是主权的集权。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是集权国家,“集”就集在主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没有主权,也就无法保障地方自治权。他们至今也不明白,地方拥有主权就是部落联盟、不是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国家)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政府)臣”,国家与部落联盟的核心区别就在于:主权是国家公权、还是部落私权。比如,美国的主权不在联邦、而在各州,联邦只是一个没有主权的部落联盟。

因为,西文化中作为私权的“人权”高于一切,并且世上所有权力都是个人私权,地方主权当然也是私权,绝不允许他人侵犯,无非是过去属于领主(贵族)、现在属于本地居民个人共同拥有。

这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家内部存在主权之争,这就是国家分裂的祸根。当某一特定人群普遍认为,不愿意与其他人群共享主权时,分裂倾向在所难免。比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英国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等,至于印度就更不成其为国家了。

分裂意识的根源在主权归属,比如中国,香港的一百万南越人、台湾的三百万日本人(深绿),本就不愿做中国人,当然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

因此,当各地主权不能汇集于一(集权),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社会就无法稳定和谐。【敬请参阅拙文“24中国是“国”而非部落联盟”】

顺便一说,既然主权是私权,政府当然就没有公共责任。比如说,2021年美国德州大停电,让美国德克萨斯州数百万的居民陷入断电的困境中。美国科罗拉多市长面对市民的责难和抱怨,发了一则推文,大意是:供电企业不欠你们,政府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救援你们。学会自救,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来,救援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的事。

 

西方不可能承认中国的政治成就

西方有个理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有一明一暗有两条主线,一般大家都只说明线,就是老大老二的矛盾。但绝口不提暗线:落后战胜先进。

西方的基督教有一个小BUG,就是魔鬼撒旦。

两千年了,撒旦在与上帝的殊死搏斗中,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始终活在基督徒心里。

这就是个问题。西方有个著名悖论:上帝能否造出一块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这当然是个哲学问题、而非神学问题,但基督教神学也有悖论:既然上帝是万能的,为什么允许撒旦存在。

其实,这类问题并非基督教独有,佛教也是如此,那就是“佛祖之泪”。

佛教也有个大反派,只不过与基督教相比,佛教显然要成熟许多,所以佛教没有佛祖万能论,这充分反映出,两种宗教的境界是不太一样的。

佛祖之泪的故事并未远去,现今正在上演。

魔王波旬对佛祖说:“到你末法时期,我叫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僧宝内,穿你的袈裟,破坏你的佛法。 他们曲解你的经典,破坏你的戒律,以达到我今天武力不能达到的目的.....”。佛祖听了魔王的话,久久无语,不一会,两行热泪缓缓流了下来。

是不是有点眼熟?是的,一百多年来,中国那些恶毒曲解汉文化的公知们,不就是这些徒子徒孙嘛。只不过,中国人不相信眼泪,因为眼泪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啰里啰唆说那么一大堆?因为这正是洋人与狗的叙事魔法。

 

➤为什么西方认为中国不是民主自由国家?

洋人与狗坚持说中国不是民主自由国家,因此代表的是落后、愚昧,因为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

什么是普世价值?个人以为,不就是高祖入关的约法三章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罪之”,这是公约数,其它的恐怕得就事论事。

为什么西方认为中国不是民主自由国家?关键理由有三:地方不自治、总统不普选、宗教不主导。

本来这就不是问题,只不过仅有中国人清楚。“地方不自治”是因为中国是“国”、不是部落联盟,没有地方、只有地区,何来自治之说;“总统不普选”是因为中国采用的是西方内阁制精英选举的方式,比如英国、德国等等,为何一定要选择总统制的普选方式;“宗教不主导”是因为中国已进化到社会文化阶段,为何要“辛辛苦苦三千年、一夜回到周朝前”,越活越回去了。

为什么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仍要坚持摧毁中国、再不济也要遏制中国,因为按释家说法,他们仍有“执念”。倒不是说美国已经打败了所有老二,这个格局太小,重要的是,他们的祖先雅利安人已经毁灭了其它先进的农耕文明,只有中国是“漏网之鱼”,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毁灭中国。

既然是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祖宗雅利安人留下的遗志,有什么理由就不毁灭中国呢?

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只不过美国要与我们鱼死网破、而美国的鱼不干了,要用“七伤拳”的绝招,先伤己、后伤人,而美国的身体受不了了,毕竟中国内力之深厚,非美国人所能想象。

问题是,美国如何作战前动员,其他都是屁话,唯有高举“民主自由”大旗,才是唯一希望。只不过,中国的英雄都在烈士陵园里、美国的英雄都在好莱坞电影里,当今世界有多少西方人愿意为上帝的使命和祖宗的遗志而赴汤蹈火、不死不休?存疑。

 

➤中国的政治成就有目共睹

其实没有多少可说的,事实胜于雄辩,长眼睛的都能看到,除非故意不看、视而不见。

如果一定要总结,无非三条:

其一,三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引领者,也一直处于政治文明的顶峰。

其二,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治理水平、动员能力、管理成效一直都是世界第一(没有之一)。

其三,中国的“政治三原则”始终得以贯彻执行,尤其是现在,我们没有党争乱国、没有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问题也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正合理抑制、有序解决,因而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发展顺畅。反观西方,不仅一项都未能做到,反而以违反人权为借口加以抵制,看来西方要进化到政治的文明阶段,尚需时日。

 

为什么中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西方很早就产生了资本贵族,也形成了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城邦,而在他们产生资本贵族之前是没有文化的,因此他们的文化是从资本开始的。之后资本贵族和土地贵族相互融合、相互竞争,在漫长的时期此消彼长,在工业革命以后,经济逐渐过渡到工业时期,资本贵族彻底压倒了土地贵族,土地贵族的封建制度,也就变成了资本贵族的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方,因为中国很难产生资本主义,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中国资本在产生时已经深受农耕文化的熏陶。

中国其实很早就产生了资本,比如大财主,与欧洲的情况类似,中国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岭南地区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因此沿海客家人不得已通过经商谋生。但是在商贸经济发达之前,他们早就具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农耕文化思想意识。近百年来,一些人深受资本主义影响,但大浪淘沙,有的误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落后、妄图全盘西化、终被唾弃,有的则是中学为体、资本为用,仅此而已。

 

其二,中国早就没有了贵族意识

中国早在秦始皇时就废除了贵族制度,到宋朝科举制成为官员正道,所谓贵族意识就已在国人心中淡漠了。因此,无论是土地还是资本都不可能催生贵族,更不允许资本贵族涉足权力。

 

其三,中国是“国”而非部落。

资本主义制度是部落政治的产物,国家政治不会孕育资本主义。

部落政治里,主权是私权(不论是属于个人还是属于区域),维系政权靠的就是资本(部落的土地、产业、贸易等),联盟内部各部落间的竞争靠的是资本的竞争,因而部落联盟的出路就只能是资本主义。

而中国是“国”已有两千多年了,全国一盘棋协同发展,内部矛盾由中央政府协商统筹解决,因而维系政权靠的不是资本而是民心,所以中国是“民”本主义治国,当然容不下“资”本主义。

 

其四,中国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利益至上是共识。

前些年,当中国老百姓再次感受到资本的威胁时(上次是在民国时期),普遍表现出不满情绪,洋人与狗故意带节奏,解释为是中国人仇富心态作祟。其实,几千年来中国人不仅不仇富、反而是羡富。古时老百姓一直都是羡“为富”、而仇“不仁”、对建桥修路的“仁富”心存感激,至今仍是如此,深入国人基因。

中国人不仇富、而仇资,或者说“羡富仇资”。为什么“羡富”?因为是人都想过好日子,富人是羡慕对象、学习榜样、奋斗目标。为什么“仇资”?因为几千年来老百姓深受官商(及土豪劣绅)勾结为祸一方之苦,深知钱权关联是万恶之源,因而真正的中国人基因里天生就有对资本的警惕性和免疫力。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以资为本,就是资本掌控一切。自从管子强制将士商隔离,两千多年来,杜绝资本(财富)窥视公权就是官府的关键任务,现今更不可能允许美国渴望的“资本主政”。

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西方资本主义有两个特征,一是城邦时代权利就是由资本掌控的,二是资本无力单独掌权,因此发明了代理制,由代理人在前台代行权力,而资本则在幕后操控。

因此,资本主义权力的使用权是有限权力,而中国的权力是无限权力,西方的无限权力是掌握在幕后资本手上,也就是说西方把权力分为了两个部分,无限的所有权在幕后的个人(资本),有限的使用权在明面,公权的所有权在资本,公权的使用权在代理人,这就是西方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经济形式的来源。

这里需要说明,资本经济中国早已有之,在管子时代就受到鼓励,但是资本政治是中国政治哲学所不允许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本人愚钝,至今仍搞不明白,但是本人可以断言中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也不会接受资本主义、更不会实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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