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对策建议

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对策建议

作者：  李济广 

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除了在战略上要准备打持久战之外,在战术上要认准利害,进退得当,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

一、应通过经济调控降低出口比重、提高进口比重，不承诺政府组织增加进口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贸易战的导火索。缓解这一矛盾的途径不应是中国政府承诺大量增加进口，而应是通过市场调节减少出口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增加进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相关的调控措施主要是推动人民币升值与大幅削减出口退税。也可能伴随小量减征关税。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不平衡，汇率（外汇价格）与国际收支决定的外汇供求之间相互作用，以国际收支平衡或外贸平衡为落脚点。一国把均衡汇率定位于保增长保就业会使他国外贸不平衡从而必然招致反对。

虽然美元要充当世界货币而美国必须有一些逆差，但中国那么多外汇储备并非用作国际结算。

人民币低估的原因是央行无限制收购外汇。市场流通的外汇即外汇的供给被压减，造成外汇价格比较高。实现均衡汇率必须减少央行的外汇储备。

●通过经济调控推动货物贸易收支平衡必然的好处和必要性是：

1.减少过多制造出口商品造成极严重的生态破坏；

2.减少冗余的可能贬值的外汇储备；

3.减少贸易摩擦，避免关税战给经济造成诸多损失；

4.中国可因此不必高价进口美国产品；

5.减少对外经济依赖可以增强我国经济安全；

6.本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原料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成本；

7.本币升值降低关税可使中国人享用廉价的外国高质量产品和低价出国游；

8.本币升值可以降低对外投资的换汇成本；

9.本币升值可以抑制副作用很大很多的外资进入；

10.节约的大量出口退税可用于民生与科技创新等；

11.不必为了应对贸易战而在外资进入等方面大幅让步；

12.避免因本币低估而招致汇率战。

总之，可以使中国利益最大化。

人们担心，从贸易不平衡到贸易平衡会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大损失：本币升值和取消出口退税导致出口产品价格变高而没有市场。这可能影响一些企业的效益甚至生存，从而可能提高失业率，影响GDP增速和财政收入。

●但这种坏处只是“可能”，实际上经济并不一定因此而下降：

第一，本币升值降低进口成本和“走出去”的成本，会增加一些企业的效益和增加值；

第二，减少出口补贴，消除汇率补贴，减少关税保护会促使企业间优胜劣汰，发奋创新；

第三，即便真的GDP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出口退税的钱（2018年15014亿元）给几千万失业者发工资都够了；如果怕失业者惹是生非，禁止工人店员加班别搞“996”就可充分降低失业率。不必死死抓住GDP！

第四，即使出口比重相对下降真的导致GDP增速下降，也比关税战导致经济受损强。经历了关税战的初级阶段，2019年前4个月，中美贸易额下降了11.2%，5月后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即兑换比例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欠中国的钱将变少，不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中国持有的美元不在中国购买商品，只有美元在中国之外的地方主要是在美国购买力下降即自身贬值了，中国持有的美元才会贬值。

很多人说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占便宜而中国吃亏：低价消费中国商品，美国在华出口企业赚了很多利润。那么为什么不同意减少出口少吃亏呢？

●行政主导增加进口违背市场交易原则，进口的商品必然不太符合企业需要，必然价格变高，必然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挤压。

2003年，美国就贸易逆差不断对中国施压，中国政府向美国派出大豆等商品采购团。美国大豆出口商、农业部和媒体操纵市场导致大豆期货价格暴涨（后来也常常是类似情况）。中国采购团主要是榨油企业购买了大额大豆期货。之后大豆价格暴跌50%，榨油企业纷纷陷入困境，1000多家榨油企业仅剩90多家，国际四大粮商乘机并购，其中64家被外资控制，还有一些国际粮商在中国建厂。其后，这些外资股东一概让这些企业购买他们的低价转基因大豆，中国农民种豆无利可图，大豆种植面积不断缩小，中国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最大大豆进口国。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

二、坚决不放弃产业技术支持政策、不承诺国家制止企业以合作换技术

●美国无理要求中国不能对“中国制造2025”等新兴产业给予政府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持。如果照办，将对中国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造成极大影响，我国绝对不能答应。

政府高科技产业专项补贴不能放弃，制造业2025规划不能放弃；行业整合结构调整专项奖补也不能放弃。

●美国无理要求中国消除所谓技术转让的特定政策和做法。由于我国没有这样特定政策，要答应美国的要求，只能对企业提出不得以合作换技术的要求。如果这样做，不仅严重违背市场经济企业自主、交易自由的基本原则，而且会给中国技术进步带来严重副作用。因此中国绝不应同意美国的要求。此外，中国设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并不是推广“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不应和以市场换技术挂钩。如果吸引美国投资换不来技术，宁愿少引进一些外资，否则弊大于利。

我国不答应这两个要求，即使导致美国对我长期加征关税，我们也应当在所不惜。

三、坚持相互投资规则对等，或者遵循WTO原则

美国要求中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敏感型科技投资的限制，而中国不得限制美国的投资，这完全是强盗式要求。如能实现，对我有重大不利影响。

我国应当合理开放，不能大门洞开，让外资过多利用我国资源盈利，控制我国的经济部门。

四、其他条款也要据理力争，不做无原则让步

1.尽可能争取一定的发展中国家待遇，尽量不把非关键部门所有产品的关税降至美国的水平；不能答应完全取消世界广泛存在的特定的非关税壁垒。

2.对美国服务和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准入，不能无条件。

3.我国当然不能同意：美国认为中国未能遵守承诺，就可以对中国实施惩罚，而中国不能反对和报复。应坚持利用世贸组织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明确不接受美国根据国内法判定中国实施不公平竞争的做法。

4.美国说中国盗窃美国技术，那是莫须有的罪名，中国不能明示制止本国企业盗窃美国技术。

当然，某些承诺也是不可回避的，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执法力度。

五、勇于打好相关外围战

1.对于美国的军事施压，以及大打“台湾牌”和政治战的做法，给予必要的回击。如打压台湾经济，制裁对台军售的企业，制定自己的与朝鲜贸易法，与伊朗贸易法等等，或与他国联合制定反对美国单边行动的协定。

2.对于美国无理由围堵华为等企业的行为，应采取一定的报复措施。如对与中国企业竞争的美国高科技企业收紧市场准入。

3.在谈判中，提出中国的反要求。如：

要求美国废除《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USMCA）》中，关于禁止与美国有自贸协定的贸易伙伴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规定；

要求美国反倾调查中不得对中国出口产品正常价值采用“替代国”计算方法；

要求美国不得随意制裁中国企业；

强烈要求美国取消与台湾发生政治关系、准外交关系和军事关系的法律与行为，等等。要求把这些条款写入协议。

六、增强自我实力也要注意措施优化

●更有效地提升科技创新效果。

1.构建公平的创新激励机制和高效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清楚认识科技领域出卖经费、形式主义、关系决定、官僚主义、官本位等现象的危害，创设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网络双向匿名评审取代所有会议评审等），以抑制激励失当、资源错配。

2.减少科技税收优惠和一般财政科技补贴，财政科技资金以入股的形式投入科技型企业。科技税收优惠和一般财政科技补贴使大量财政科技资金流入并不需要资金支持的企业，而且过去科技创新突出的企业往往不是靠普惠式减税与“课题项目”补贴成功的。减少这种补贴可以减少无效投入、低效投入的巨大浪费。财政科技资金以入股的形式投入科技型企业可以鉴别企业是真心需要创新资金，还是要获得不花白不花的钱，从而可以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还可以使财政科技资金滚雪球扩大。

3.保留专项科技基金，由匿名专家评审分配或决定使用方向。

4.集中一部分财政科技资金，国家直接组织科技攻关。国家直接组织科技创新必须民主决策，有对社会公开的科学决策程序。具体实施途径可有：政府与企业合资，委托国有企事业单位承担研发任务，政府组织协同攻关等等。这一措施可以切实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这样做还可以回避美国不得补贴高科技产业的要求。

●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公有制经济是高效率的经济，而且抗压能力强，科技创新潜力大。当然，要更好地发挥这方面的优势，比须彻底改善国有经济战略决策、人员激励、权力分配、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机制。

【李济广，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国企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