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扶苏即位，秦始皇还会是暴政，被后世称为暴君吗？

首先目前出土文物不支持所谓“逾期法皆斩”的说法，反倒是证明参与工程建设，服役是供吃管喝给钱而不是自带干粮自备服装被褥。欠政府钱或者犯罪罚款，家里穷没钱给允许以工代偿，规定一日抵8钱，管饭的话抵6钱，农忙时还必须要给他们放40天假。一户不允许同时抽调两人服役。有些法令甚至相当超前，比如女人做擅长的工作，和男人有相同的薪酬；冬天工作量要减去三分之一等。

​始皇帝所谓的暴政很大程度是因为得罪了儒家，加上秦朝在秦二世作死式自毁长城下灭亡太快而被后世大肆渲染罢了。始皇帝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做好政权交接工作，没有让扶苏顺利继位。倘若扶苏顺利即位，只要采取新政措施稍稍缓和一下矛盾，都不至于有陈胜吴广起义，毕竟他们认为扶苏是英明君主，所以起义都要用他的名号。以扶苏的个性，他必定是儒家眼里的仁义明君，经扶苏一朝的努力，那么秦朝至少可以繁荣几代。给儒家一些甜头，那么我们在儒家把持的话语权里还会读到所谓暴君暴政的话吗？恐怕即便不是“始皇盛世”也是“始皇之治”加以歌功颂德了。

即便出现了起义反叛，没有作死屠戮大臣，王室成员，杀害将帅，自毁长城的扶苏完全能够平息下去。退一万步说，即便秦二世即位，如果没有那花式作死，也不至于让秦迅速灭亡，即便起义平息不了，也最多只是反复战乱，而不会亡秦，折腾到嬴婴或者任何稍微正常点的皇室成员即位也能把秦朝救回来，始皇帝最终也还是会成为儒家话语里的“一代明君”，并把过错推给赵高之流头上。

同样的道理隋炀帝如果能平息叛乱，隋朝不亡，后代顺利继位，以他的功绩后世百分百就是尊为“隋武帝”。相反那些儒家眼里的盛世或治世明君，如果一个不小心王朝被颠覆，如果再不小心又得罪了儒家，那么他的过错就会被无限放大，功绩会被无限压缩乃至抹黑，成为“暴君”“昏君”，最典型的就是明成祖朱棣，如果朱棣皇位后来又被颠覆，或者明朝在他北伐时又被游牧民族击败乃至推翻，那么儒家笔下的朱棣还会是缔造永乐盛世的一代明君吗？株连十族处死方孝孺得罪儒家的他，被说谋反篡位，又穷兵黩武北伐，好大喜功，营建北京城，迁都北京，重修长城，编撰永乐大典，六下西洋，导致耗资无数的“暴政”，给个“明炀帝”不过分吧？

另外只是农民起义并不能证明始皇帝就是暴君暴政，出土文物已经从法律层面挑战甚至否定了这一看法，而且即便是西汉汉武盛世，唐朝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大中之治，明朝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清朝康雍乾盛世等，都有有史记载的农民起义，没有记载的民变就更多了，这还不算兵变，而这些治世盛世的君主可都是儒家笔下的明君代表，依然免不了成了起义农民口中的“暴君”“昏君”。为何呢？因为“有法可依”不代表一些地方官“有法必依”，更不能指望“执法文明”，官员阳奉阴违是常态，无能昏庸不少见，“法度废弛”屡屡出现，然而老百姓可不管，既然是朝廷任命的官员那就是代表朝廷，地方官犯错，老百姓会直接把罪过按在皇帝头上，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嘛，那可不就是“暴君”“昏君”？

秦朝虽亡，但后世只是总结秦亡教训（不管是错误还是正确总结，认为要一定程度恢复分封搞郡国并行就是错误总结），而不是一股脑彻底否定秦始皇那套，实际上统治层反而爱的不得了，可谓说一套做一套，嘴上嫌弃身体诚实，免不了说一声真香。这就是百代皆行秦法，历朝虽然表面推行儒家，实际治理上免不了法家那套，也就是“外儒内法”。再者儒法其实不分家，法家事实上就源自儒家，法家代表李斯，韩非子就是儒家代表荀子高徒。儒家也不得不承认需要法度来规范治理，儒家经典《周礼·秋官·大司寇》：“刑乱国用重典。” （即后世所说乱世用重典出处）。《尚书·吕刑》也有：“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也是乱世用重典的思想体现。人言儒家重礼法家重法，然而礼法从来不能分割，所以看似法家用语的“乱世用重典”实则出自儒家经典《周礼》和《尚书》。各朝教化百姓规范日常行为道德基于儒家思想，而制定律法实际是基于法家思想，以法治国思想理念更是当今世界通行准则。

参考：秦王朝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大一统思想深深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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