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讲：建经济特区是最大的 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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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国家计委、外贸部派遣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实地考察后，向中央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出在蛇口一带设立工业区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不久之后，蛇口工业区在轰鸣的开山炮中诞生了。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设想。中央对此表示支持。关于如何命名这几处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看，从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办特区的目的只是建出口工业区，因此名称为“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定名为“特区”后，也是叫“出口特区”，最终才定名为“经济特区”。

最初的四大特区中，深圳只是一个渔村，基础最差，基础最好的似乎是侨乡汕头，为什么反而是深圳发展最快，汕头发展最慢呢？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主要是公有制退私有制进、计划经济退市场经济进。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博弈中，直到199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初步尘埃落定。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博弈中，直到90年代中后期，党中央决定抓大放小，才初步尘埃落定。这意味着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哪个地方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进得最快，阻力最小，哪个地方就会发展最快。

正是由于深圳只是一个渔村，如同一张白纸，可以任由外来者画自己最想画的图画，也就是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落户深圳也不会有阻力，所以无论是港澳台商和外商，还是中国各地的投资经销商及各类精英，闯特区必然首选深圳。因此，深圳不但抢了四大特区的发展先机，而且抢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先机。深圳本来主要是依赖香港发展起来的，但仅仅40多年之后，深圳就由一个渔村发展到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和城市规模，都远超香港。例如，到去年止，香港的经济总量只有深圳的2/3左右，香港的人口只有749万多一点，而深圳为1766万多一点。

至于汕头市，说一件事，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2005年，五大特区在珠海举办围棋赛。赛后，汕头围棋协会会长开车顺带我们海南围棋队回广州，在一个路口违章，被珠海交警拦下了。本来要罚款，但珠海交警见我们是外地人外地车，说了一声下次注意，放行了。车重新开动后，汕头围棋协会会长感叹地说：“这要是在汕头，外地人可就惨了！汕头人排外，越是外地人罚得越重！”

特区本来是率先对外开放，对外开放首先就不能排外，而办了20多年特区，汕头却连排外的陋习都还没有改，怎么可能不发展得最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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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整个中国南来北往的故事了。

先说南来的故事。

南来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当然是一批一批络绎不绝南下闯特区的人。

第二种是一批一批络绎不绝南下考察特区的官方队伍。他们是自发的，不像当年考察大寨和大庆，是全国统一组织的。并且他们考察的重点并不只是特区，还有学习特区最好的广东相关市县。

例如，广东佛山、番禺、中山、东莞学习特区后变化最大，考察的人也最多。我在前文说过，1986年，湖北孝感地委书记邓道坤亲自带队南下广东，就是考察的上述四地。回去后在地委礼堂作的《孔雀东南飞》报告，赢得了最多的掌声和喝彩。

对南下考察报告的宣传，又刺激了更多闯特区的人。例如，1988年建立海南特区，孝感报记者张能敏已独自先行闯海南。同年，孝感报一位副总编带队考察海南和深圳，其中就有我。我和另一位记者借这次考察在海口晚报找到了工作，次年海口晚报面向全国招聘总编，经张能敏和我推荐，孝感报总编得以应聘到海口晚报任总编。包括那位带队考察的副总编在内，孝感报另有4人后来则去了深圳。

第三种是一批一批络绎不绝南下另谋出路的失业大军。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小公有制企业几乎全军覆没的破产倒闭，导致全国至少7000万人下岗失业。

好在，继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后，中国又开放了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又设立海南特区，1990年又开发上海浦东······中国逐步形成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这无疑给下岗失业大军南下重新就业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和条件。

东北是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者最多，南下另谋出路的人自然也最多。1988年我去山东，在青岛，在济南，在烟台，在威海，到处碰到的都是东北人。在海南，我以为海口的东北人最多，没想到不是海口而是三亚。三亚因为黑龙江的人太多，乃至一度有这样一种调侃：不应该叫“海南省三亚市”，而应该叫“黑龙江省三亚市”。

总之，自建立经济特区后，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人口持续南移大潮。

至于北往的故事，其实是特区之风向北吹的故事，吹向了全国。吹得中央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刹住过热投资。因为一度几乎个个县市设了开发区，而开发区内就是本县市的小特区。特区全国化虽然是大方向，但操之过急就违背了经济规律，所以中央必须及时出手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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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区建设有那么一点生不逢时，头一年建特区，第二年就发生了1989政治风波，接着“姓社姓资”的争论甚至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报纸上还连篇累牍地“反和平演变”、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出现了对私有化、引进外资和特区建设等等的怀疑声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南洋浦30平方公里工业区由日本熊谷组财团承包开发的项目，经全国政协一些委员考察后，被叫停了。

此后就是三年经济疲软期，连海南也在遣返“盲流”。除了慕名来海南旅游的人多了，带活了海南的旅游业外，其他方面海南的发展也很“疲软”。

海南房地产开发热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开始的。先是全国各地，后是港澳台，来海南开发房地产的人突然纷至沓来，人满为患，乃至海口大小茶馆和饭馆里，全是洽谈房地产项目的。因为那时没有私家车，海口公交也才几条线路，打的的人太多，打的等半个小时是常态，等一两个小时也常有。

因为我在湖北孝感和家乡广水市有点名气，两地慕名来找我介绍房地产项目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

这迫使我结识了海南晋亿房地产公司。

这名义上是一家台资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北京人打着台湾亲属名义办的假台资公司，公司里除了那一家人外，只请了一名琼山人做正式员工，似乎把我也算作了兼职员工，总之公司里没有一个台湾人。

那时海口和琼山府城镇之间还隔着一大片农地，两市还没有合并，但是海口城区及周边，以及琼山府城镇范围内的所有土地，都被买卖一空。那位琼山人员工帮晋亿公司在相邻府城镇的龙桥镇开发区，弄到了大片土地，总数是多少我虽然不得而知，但经我之手卖出去的就有550亩。

龙桥开发区虽然至今还没有开发，仍然是一片农地，但当时却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这片地位于海渝东线公路旁，我带领客户看得最多的就是这片地。我总是向客户描绘：海渝东线将建高速公路，并且一定会在龙桥开发区开出口。等高速公路一通，龙桥、府城、海口就连为一体，这里的土地就不知要增值多少倍啦！

我经手卖出去的550亩地，共有4个买家：孝感两家，安陆一家，十堰一家，其中十堰一家就买了300多亩。十堰那家是十堰工商银行，实力最雄厚，带来海南7000多万元资金，买300多亩土地的预付金只需不足2000万元，另外5000多万元，我帮助他们在海口政府一家房地产公司找到了合作开发项目。总计经我之手，为海南引进了一个多亿的资金。

我的家乡广水市人民银行行长带着人来海南炒房地产反而最晚，这时已不是炒地皮，而是炒图纸上的楼花了。例如，海口晚报一位记者，湖北云梦人，其父是云梦县人民银行行长，他因此有2000万元参入炒房地产。他请我帮忙，我说这时项目很难找了，风险也很大，不能急，得求稳，慢慢来。他等不及，自己花2000万买了一个楼花，高兴地带我去看。设计图上的楼花38层，才占地3亩多，位于海口与府城镇之间的凤翔路。要知道，当时连凤翔路都尚在规划中，那里事实上还是农地，3亩多土地上只不过多了一栋38层高的楼花设计图，就卖2000万元，在我看来无论如何物有不值。但他信心满满，说很多人都告诉他，他这项目要不了多久就会涨到3000万元以上。

我既然再联系不到好项目，就只能让广水市人民银行的人自己找项目，但鉴于本报那位记者买项目前没有告知我的遗憾，我嘱咐他们找到项目正式成交前务必告知我，以便我参谋参谋，避免上当。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找到了好几个项目，但都被我否掉了，因为全部是炒楼花的项目，物有不值，风险太大。他们几乎快要失去耐心了，甚至对我有所怀疑，要撇开我自行其是。但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中央宏观调控的消息，地价腰斩了再腰斩，楼花价格更是跌得只剩下一个零头。他们这才庆幸没有盲目买项目，对我千恩万谢，两手空空但是得胜回朝。

本报那位记者可就惨了，他当人民银行行长的父亲上吊自杀，报社分给他的房子也被云梦人民银行查封，剩下的巨额债务仍然压在他头上。好在他此前帮美国一个华裔洋参丸大王写过传记，这位洋参丸大王帮他全家移民去了美国。

估计是龙桥开发区最初卖的地价太低，琼山市和龙桥镇相关干部心里不平衡，想拖延着涨一点地价，才一直没有办土地证，导致整个开发区的项目无一正式成交。直到宏观调控的消息传来，龙桥镇才急急忙忙办下土地证，通知晋亿公司去签正式合同，交余款。晋亿公司的老板也高兴地通知我带领4个买家去签正式合同，交余款。

晋亿公司此前已与我约定：550亩土地，每亩给我提成1万元，总计550万元。晋亿的老板本来要预支几十万至100万给我，但我生性谨慎，认为没有正式成交，还是先不拿为好。我庆幸自己没有先拿钱，所以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能为4个买家说话。我的理由倒也充分：晋亿公司按协议延误交土地证，违约在先，4个买家都拒绝土地进一步交易，要求晋亿公司必须退款。

晋亿公司说是龙桥镇延误了办土地证，责任在龙桥镇而不在晋亿公司。我说，那么晋亿公司正好可以追究龙桥镇的违约责任，要求龙桥镇退款。

总之，经过一番艰难的折腾，有两个买家甚至从湖北调来了公检法人员，威胁要将晋亿公司的老板带回湖北处理，最终晋亿公司全额退了款。

至于十堰工商银行与海口政府所属房地产公司合作的5000多万元，不但全额退了款，还按规定付了利息。

十堰工行银行另外还避免了2000万元的损失。

一家海南军队所属的房地产公司，要找十堰工商银行贷款2000万元，许诺给行长80万回扣，给我40万回扣。我从张能敏处得知，这是一家冒牌军队所属企业，十堰工商银行行长是我的亲戚，因此在与亲戚商量时，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俩得了120万，2000万就很可能泡汤。”我这亲戚也是性格谨慎，廉洁奉公，所以拒绝了这笔贷款。

最终，十堰工商银行所有来海南的钱毫发无损地回去了，甚至还赚了一些利息。据说，全国工商银行系统这种情况的，只有10家。因此，我那亲戚回湖北后不久，就升任湖北省工商银行副行长。

在很多年时间里，我一直不理解和惋惜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原因，并非惋惜自己的550万提成眼看要到手却泡汤了，而是惋惜据说如果宏观调控晚一点，美资就要大举进入海南。美资进海南一定能带动整个世界的资金进海南，等美资引领整个世界的资金进了海南，把海南建设得比台湾还发达，再进行宏观调控该多好呀!

直到我全面研究人类进化历史和世界走势，才得知美资当时正在日本楼市呼风唤雨，把日本的楼市泡泡吹大到了“把日本东京的房地产都卖了，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地步。然后美资悄然撤离，日本楼市泡泡破了，日本从那时至今陷入经济停滞期。如果中国的宏观调控晚一点，美资从日本撤离后直接来到海南火上浇油，把海南的地价房价也炒高到“卖了海南的房地产，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地步，然后美资悄然撤离，给海南留下的全是烂尾楼。不但海南经济从此会万劫不复，一蹶不振，而且整个中国经济也从此会万劫不复，一蹶不振。因为中国各省市的钱都被吸引来了海南，或者变成了烂尾楼，或者被美国人赚走了，中国的银行以及房地产等企业有多少会倒闭，炒房者有多少人会跳楼，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转而庆幸当时中央及时推出了宏观调控政策，也顿悟中央决策层确实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英明睿智、高瞻远瞩、远见卓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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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中国人口北归的小回潮。这种小回潮，主要是在特区和东南沿海开放地区挣到了第一桶金的人，或者钱虽然没挣到多少，但学到了本事、成了市场经济弄潮儿的人，纷纷回故乡创业，既推动了故乡经济发展、又推动了故乡特区化的故事。

无疑，应该从深圳特区，从广东、上海等省市回故乡创业的人最多，从海南回故乡创业的人也不在少数，因为单是我身边的人就有好几个。

在孝感地市合并以前，即当初孝感地区所属的县级孝感市，由常务副市长亲自带队到海南炒房地产。虽然没亏也没挣到钱，但这位常务副市长明白了开发房地产可以白手起家的原理和步骤，他回孝感后大胆辞职下海，注册了孝感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他将公司挂靠在军队名下，因为当时军队还可以经商办企业。他虽然得向军队上缴利润和管理费，但军队企业可以享受纳税优惠，贷款也便利。

当时孝感中心城区的两家大型企业柴油机厂和棉纺厂，面临破产倒闭，不破产倒闭也得迁往城外。他从银行贷款，以最低价格买下了这两个厂。因为这两个厂有了对下岗职工的安置费，干部职工都对他感恩戴德。他以这两个厂做抵押，又到银行贷到大笔款子，在孝感首开房地产先河。因为地段好，又是最早问世的商品房，加之价格也不贵，所以一销而光。他白手起家挣到了第一桶金以后，接连在孝感开发了几个房地产小区，成了孝感远近闻名的最大房地产老板。事实上，他这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私有企业老板，因为军队不准经商办企业以后，他的房地产公司名正言顺地私有化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开始走下坡路以后，他又抢了另一个先机——建了孝感第一个五星级酒店，也是名利双收。

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夫妇俩闯海南赚到了第一桶金，虽然不多，才几十万，但回到故乡安徽，利用这笔钱在合肥办了一家广告公司。因为当时广告公司在内地还是新生事物，所以收入颇丰。两口子一度想劝我别干海口晚报副总编了，去合肥和他们一道经营广告公司，怕被我拒绝当时才没开口。后来，他们利用广告收益加上银行贷款，注册房地产公司，直接在合肥、铜陵等地开发房地产，也成了身价一个多亿的房地产老板。他们在合肥拥有几处豪华别墅，还在上海买了豪宅。如今，他们落户上海，成了上海人。

孝感报第一个闯海南的记者张能敏，在海南挣到了第一桶金以后，回到湖北武汉、宜昌开发房地产，没有成功，转而在武汉光谷高科技工业园办了一个生物农药厂，后来又在云梦县工业园开了分厂。海南要建自贸港，因为他在洋浦有地皮，又回到海南开发洋浦的土地。他每年湖北海南两处跑，忙得不亦乐乎。闯特区，让他从一个记者，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实业家，令人尊敬和羡慕。

我一个广水老乡，是位于海口保税区的海马集团副总经理，以前常聚，后来老也不见面。一问才得知，他每年大多数时间在河南郑州。因为海马集团董事长是郑州人，董事长要为家乡做贡献，便以郑州劳动力成本低等为理由，在郑州建了海马分厂。名为分厂，实际上规模比总厂还大，因此我这老乡必须每年更多的时间呆在郑州。

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中国人富贵了，无论大富贵还是小富贵，都要还乡，其中很多人还要力所能及地惠及乡里，为的是在家乡留下好名声。

我的家乡张家畈有两个小青年，分别在深圳、广州打工，有了一些积蓄后，都办了生产包装盒之类的家庭作坊式小工厂，当起了小老板。但他们都不在当地招工人，而要回到家乡招工人，这也算是惠及乡里。其中张家畈一个30多岁的哑巴，本来根本不可能去城里打工，但有幸被招到广州当了家庭作坊工厂的工人。如今30年过去了，这个哑巴虽然因为终生未娶成了孤寡老人，但他有30年的打工积蓄，加之属于五保户，国家每月有1000多元的补助金，补助金每年按13个月发放，他的养老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也算是特区和南方的经济高速发展，惠及了中国中部一个偏僻乡村，其中包括这个偏僻乡村的一个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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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不特了”，我早有这个印象，很多人和我一样也早有这个印象。

并不是特区退步了，而是整个中国进步了，整个中国都特区化了。

是的，由特区到自贸试验区，自2013年9月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随后，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海南、山东等自贸试验区相继设立。中国先后共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全部实行了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政策。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比当年的经济特区政策更开放。

建经济特区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的产物，从经济特区到整个中国特区化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化，是更深入、更全面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此可以说：建经济特区及经济特区的发展与在全国的普及，越到后来，越主要靠经济规律的一种内在动力在推动，故而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摸着石头过河。（未完待续）

（本讲主要信息来源：1、《中国共产党简史》，本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讲作者 张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