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与柳传志：真假爱国40年

作者：徐车长

自从孟晚舟被妖怪抓走以后，华为的日子就一直过得不太平。

而最近川普老师，又一边喝着健怡可乐，一边伸出短小的手，疯狂在推特上发小作文。

就是这几次的小作文，让31年接受采访不超过10次的任正非，主动的立在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此刻捂嘴偷笑的柳传志，看热闹不嫌事大，本想打个电话嘲讽一下任正非的“技工贸”不如自己的“贸工技”，却不知火烧到了自己电话线这头儿。

祸起知乎，全网首发，大V们传出了“联想第一家断供华为”的谣言。

好在联想新上马的公关代理商阳狮传媒比较给力，直接一纸追究法律责任的声明，吓得大V们纷纷回家改答案道歉。

联想都走出国门已经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西方哪一个国家没有去过？

怎么华为就是民族之光，而联想就就获得了“美帝良心想”的称号呢？

历史是最好的晴雨表。

01

1987年，任正非刚从部队以团副的身份转业来到深圳，职位只是一个南油集团下属电子公司的经理。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不痛不痒的岗位，对比自己之前的戎马生涯确实过于无聊。

此时正值改革开放的第9年，任正非在纠结要不要“下海”，一位做程控交换机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点设备。

“机会难得，不如搞点小钱花花“

故事很“深圳”，被朋友忽悠住的任正非，没有在第二天支起早餐摊，却跑去借了钱创业。

拿着手头2.4万元资本注册的深圳华为公司，任正非成了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代理商。

当时的中国实在没什么科研能力，唯一拿得出手的科技之光中关村，也只停留在靠海龙鼎好几座大厦倒卖计算机零件，组装整机后卖个差价的水准上。

任正非身在深圳，但和中关村的二手贩子干着几乎同样的买卖，凭借深圳特区一些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以赚取差价。

只是中关村卖的是电脑零件，他卖的是交换机。

任正非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父母是普通教师，他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专业是暖供，跟通信领域八竿子打不着。

那个搞QQ的马化腾，深圳大学毕业后好歹也去润迅通信干了两年软件工程师，你一个搞供暖的，算逑？

出乎意料的是，任正非还真的卖出了点经验出来。

当时国内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依赖进口，七个国家八种制式。

任正非看到了中国电信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船在海上，马在山中，你不过来，我就过去。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最初有50多人，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

这里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

这种加班加点玩命干的精神，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

后来华为漂洋出海与国外公司直接竞争的时候，华为的员工在欧洲也打起地铺，令外国企业叹为观止。

三个月后，华为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事后员工获悉，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就是破产。

任正非赌赢了这一波，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胆量。

华为的交换机开始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利润则过千万，而当时华为的员工，只有100人而已。

但这一年，联想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白天发货，晚上数钱，不亦乐乎。

凭什么？凭的仅仅是柳传志的一张嘴。

02

相对于任正非的踏实和长远，最适合柳传志的词可能是“鸡贼”了。

柳传志压根儿不管什么技术研发。

此时他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刚刚运作到了第三年，凭借着足够厚的脸皮和利索的嘴皮子，他从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超那里免费拿到了一份专利。

这份专利是“联想汉卡”，三块集成芯片电路加一套字库软件，能把汉字翻译成计算机可以记录的字节。

“联想汉卡之父”倪光南，受不住柳传志长达几个月的忽悠，最终加入了联想。

仅凭汉卡这一款当时售价2500元的昂贵硬件，柳传志的联想基本处于垄断地位，他在市场上大赚特赚。

但好景不长，很快国外计算机品牌开始进入中国，凭借廉价和关税的降低，给了柳传志为首的硬件装配厂商迎面痛击。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的一概靠进口，只有机箱和包装箱产自我国台湾。

柳传志开始让杨元庆忽悠消费者，通过降低售价的手段吸引用户，原价3万的微机，联想只卖1.6万元，但配置实际减了一半。

靠着销售天才杨元庆，组装零件和倒卖整机，加上当时模仿惠普的分销商代理商网络，联想一年营收达125亿，中国PC市场份额连续第一，而华为一年销售额才不过41亿。

通过这种手段，柳传志一击成功，并在后来的两年内越战越勇，彻底成为个人计算机中的头部厂商。

1997年，中关村开始掀起大风大浪，国家要对大部分从中科院孵化的企业，收归国有或者进行持股，私企如果想要持股，需要花钱购买自己手中持有的股份。

企业到底是个人所有，是中科院所有，还是财政部所有，除了用友这种后来建立的纯粹私企，其余的企业都要打个问号，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来了。

面对联想如此业绩，国家不会轻易放过，但柳传志解决的很好。

长袖善舞酷爱打爱国牌的柳传志，向上级要求把公司35%的利润归在联想员工的名下，绕开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局的监控，又搞定了联想唯一的股东中科院。

最终花了七年时间，顺利将“国有资产”塞入了以他为首的联想员工口袋之中，造就了联想里无数的千万富翁。

有段时间，微软的比尔盖茨疯狂打击中国的盗版Windows市场，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引发国人震怒，民族情绪泛滥。

国家也被这种思想影响，就想让联想去造芯片，走科研路线，掌握自主科技。

但柳传志对联想的定位，就是一个采购零件组装个人机的厂商，自然不会同意，挣挣差价就得了，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

倪光南此时还是联想的CTO，科研人士淳朴的研究精神让他想要接过国家这个项目，两人为此在办公室大吵多次。

最终柳传志让倪光南卷铺盖滚蛋，并发誓两个人永不相见。

靠着倪光南“汉卡”发家的柳传志，赶走了这个想搞自主研发的倪姓男人。柳传志坚定了不搞技术研发的想法，却不断在国内打“民族品牌”的旗号，疯狂给华尔街的洋人卖命赚快钱，因此得名“柳买办”。

公道自在人心。

18年联想5G门事件，联想在关键票投票上不帮中国企业华为站队，反而投了自己的“亲爹”高通，用此换取高通骁龙855首发，引发网友集体嘲讽。

当时联想还没换公关代理公司，公关手段非常拙劣，柳传志和杨元庆一同发表了文章《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里面着重指出：经过详细调查和各方求证，我柳传志认为联想的投票原则没有问题，执行也没有问题。

中关村二代雷军在柳传志的授意下也出来站了下台，给足了柳传志面子。

可惜如今新公关公司上台唱戏，发文给联想当时5G事件洗地，指出：任何关于5G投票的说法就是谣言，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投票。

这可是天大的笑话。

喜欢大打民族品牌，坑害国内消费者的联想，2017年海外销售额占72%左右，共实现销售赤字2.44亿美元，国内销售额占28%左右，共实现销售利润5.39亿美元，总销售利润2.94亿美元。

而在国内生产的计算机，Think Pad X1 Carbon ，国内用户只能买到相较国外低了一半的配置，却是国外售价的两倍，“柳买办”名不虚传。

贸工技路线确实舒服，爱国40年的柳传志躺着鼓起了自己的钱包。

​03

技工贸路线决定了先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才有可能赚到钱，华为的路子，比联想苦了不知道多少倍。

上世纪90年代初，神州各地都是西方公司的固网程控交换机。

交换机的带头大哥是上海贝尔，它垄断了技术，他们定价高，供货慢，服务差，完全不把中国用户当人。

上海贝尔一线难求，各地邮电部的车子在外面排着长队等货。

但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大唐、中兴、华为等民族自主品牌的程控交换机依然迅猛生长了起来，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对此深以为傲。

广州率先决定技术升级，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引入GSM的城市。GSM翻译过来叫“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中国人给它取了个喜闻乐见的名字：全球通。

以爱立信为首的西方阵营汲取了交换机之战失利的教训，他们迅速降价，提高服务质量，全力抑制华为、中兴、大唐等中国企业的成长。

上海贝尔负责移动业务的老大更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我宁可因为价格过低被撤职！也不能因为丢失市场而被撤职！

华为GSM研发一年要砸下几亿，烧钱如此之凶悍，任正非始料未及。

当时负责开发的只有十个人，但只要学过通信都知道，在西方公司那儿可是5000人的大活。

后来人员激增，华为也很快就拉起了好几百人的开发队伍，如此可见任正非的决心。

GSM基站一连重复开发了三次，才真正满足了商用的要求，前两款因为技术太差，都无法正常使用。

1999年，基站转移到上海来做第三次研发（BTS30），负责人是王劲。

数年后，王劲成为了华为手机首枚麒麟芯片的开发负责人，2014年7月倒在上海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市场拓展方面，当时客户普遍对民族自主品牌信心不足，华为就采取了在全国各省移动局开设免费实验局的战略，让大家实地检验效果，对开拓市场十分有效。

一年几个亿的投入，对现在的华为也只是个小数字，但在当时对华为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如果GSM不能尽快突围，实现大规模的商用，庞大的投入分分钟都会拖垮华为这个脆弱的民企。

华为此刻遭遇到的最致命的威胁，不是西方对手造成的，而是任正非决定走自研路线，带来的几千封举报信。

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后来在CCTV2 《对话》中关于创业板的一期节目中说到：告状信收了3000封，说华为欠工人工资100亿元，欠客户100亿元，欠税100亿元。

自从这些信出来后，华为6个月没订单，任正非非常苦恼。

李子彬后来到北京找吴邦国副总理，请吴邦国组织人调查一下，看看信上说的那些事对不对。

如果对，他就要把任正非抓起来，有欺诈行为，如果不对就要发一个公告证明他的清白。

派驻华为的调查组经过了长达数周的调查，并没有发现华为走私和偷税漏税，任正非也没有中饱私囊。

华为的做法，是在GSM投入过大，企业融资困难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为之。

最终由朱镕基总理决定对华为免于处罚但是要求华为规范。

躲过了这波劫难的华为，终于稳住了。

04

1998年有几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一是10月的国际邮电通信设备技术展览会（北展），二是内蒙古实验局通过信息产业部的鉴定。

10月27日开幕的北展上，华为第一次展示可以商用的GSM设备，基站上架上小天线，因为有干扰，电话时通时不通。

华为员工经常一个人玩命拔电话，另一个人打鸡血般讲产品，把客户注意力牢牢抓住。

一旦拔通，马上用最快速度做演示，让客户和我们“喂喂，你好”两声。赶紧收走电话，怕断线。

11月13日，举足轻重的生产定型鉴定正式开始，知名专家宋直元担任了主任。

鉴定会中，给每位专家一只精美的手机来做测试，偶尔会有GSM系统打不通电话的时候，那就赶紧复位重来。

为了民族产业的崛起，专家们都装作没有看见，都在报告上签了字。

华为的设备，终于可以去卖了。

这时市场风向陡然剧变：中国移动各个省公司的招标，都喊华为去参加了。

1999年上半年，尽管标书很“幼稚”，华为通过成功的大项目运作，还是光荣地在甘肃白银/武威开通了网络，搬迁了带头大哥爱立信的设备。

这是华为第一个真正规模商用的GSM网络。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爱立信故技重施，降价，提升服务，打压华为。

这时中国移动开始了招标，每个项目在第一轮投标，华为商务标基本都能第一。

技术标也能入围，有时还能拿到第一名，移动公司可能故意放水，给西方公司制造压力。

在决定鹿死谁手的第二轮，西方公司往往会出乎意料的价格高台跳水，让华为防不胜防。

华为不甘心，就再去提交更低价格，移动公司经常回一句：早干啥去了？ 

随着一个又一个省的移动项目开标，成交价格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价格不断交替下降。

本来西方公司之间互有勾兑，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没想到遇到了华为这个搅局者。

华为陆陆续续有了一些小规模的应用案例，但每个项目都是亏损的，迫切需要一个大规模商业应用案例来拯救华为。

福建移动的第五期GSM项目给了华为一个这样的机会。

福建移动的规模大，技术人员水平也颇高，项目组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调集了华为所有业务领导来支持。

产品线总裁李一男、市场总裁王诚、无线研发的老大陈朝晖、GSM研发刘江峰、移动交换研发负责人范晖、基站侧负责人张韶井、OMC郑叶来等，当时都密切拜访福建。

经过一年的努力，华为终于成功获得了福建移动高达3.2亿人民币的移动通信项目，移动省了几千万美元。

福建GSM项目，奇迹般地引爆了另一个项目，福建移动表示迫切需要开通预付费业务。

智能网研发部车海平马上前来汇报华为智能网。

华为当时已经开发出了全世界第一个基于最新国际标准的智能网，仅仅百十块钱一个用户，而西方公司的智能网不但不规范，价格还高达300美元每用户。

福建移动将华为的方案强烈推荐给移动总局，中国移动有极大的动力发展预付费业务，因此以极快的速度与华为合作，采用全球最新标准，开通了移动智能网，迅速遍布25个省市，华为抢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

2000年，中国移动全年净增了4197万户，相当于以前五年的总和，其中大部分都是预付费用户。用户总数则增长到了8526万，中国移动的GSM也成为全球第一大网。

看着神州行用户数的快速增长，系统容量也疯狂扩张，等到中国移动终于理顺了关系给钱的时候，总合同金额高达8.2亿人民币。

任正非乐了。

福建的GSM项目，以及因福建而引发的中国移动智能网项目拯救了华为，也拯救了中国的民族GSM设备产业。

华为后续又将移动智能网卖到了泰国、肯尼亚等国家，利润颇丰，为日后海外拓展提供了粮草。

如今，进入到微信时代，华为的基站业务已远超交换。

随着人们越来越少打电话，移动的程控交换渐被冷落，基站却大受热捧。

做手机的大嘴余承东是做3G研发出身的，团队核心也基本上是移动老人。

华为因为在海外有很好的2G（即GSM）格局，在3G升级中非常轻松，余承东也得以笑傲江湖。

至此，华为才彻底走顺了自研这条道路。

现在中美贸易战再次打响，全球能做微波的公司只有几家，能做5G的只有另外几家。

可既能做微波又能做5G，还把两者做到了一起的，只有高度重视研发的华为，这项技术领先了其他公司两三年。

不仅是通信，研发多年的麒麟芯片如今性能和高通不相上下，华为还基于安卓做了一款国产操作系统。

05

一只蝴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小黄花上扇动了一下翅膀，于是东京掀起风暴电闪雷鸣。当年的决定，让联想与华为走上的不同岔口。

柳传志前一段时间曾经感慨，华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胆略出色，眼光超前，敢于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就大力投入到科研上去，而联想走的是比较稳妥的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先用贸工技的战略把市场吃下来，把钱赚到手，再去搞科研。

走捷径赚快钱，40年来联想都在成就自己倒卖零件的丫鬟命。大是大非关头，还要出卖队友给美国高通投票。

而先吃苦，搞自主研发，几度到达破产边缘的华为，历经磨难，如今站在世界科技之巅。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了十多个省份，走过了约两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华为所经历的，正是一场真实的中国高科技军团的“远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最后，愿华为能够顺利度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