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婚恋当成一场“赌局”: 与“越南新娘”结婚的隐秘心理｜文化纵横

管成云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冯强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导读】农村的光棍问题，一直是中国婚姻问题的焦点。近些年来，通过跨国婚姻解决农村光棍娶妻难的现象已成一股趋势，尤其关于“越南新娘”的新闻因其争议性而受到广泛关注。那么，“越南新娘”与中国农村光棍的婚姻结合存在何种风险？当遭遇风险，这一婚姻形态为何难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呢？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光棍群体通过游猎式相亲与越南女子缔结的跨国婚姻，被中介完全商品化，彼此间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仅以成交为目的。在商品化婚姻的市场背景下，女性倾向凭借年轻、美貌等先天品质嫁给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优越的男性。娶“越南新娘”的理应是家境比较好的群体，然而现实却是与“越南新娘”所处社会阶层类似的中国农村底层的贫困群体，这导致她们一心想通过上嫁改变自身贫困处境的愿望落空。从根本上说，“越南新娘”与她们的中国丈夫并不相互了解，再加上语言沟通的障碍，夫妻之间很难建立信任和默契。这导致他们婚后的生活问题重重，婚姻破灭的风险加剧。

本文指出，由于婚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中越两国皆不干涉，这种商品化跨国婚姻获得了一种程序的合法性，凭借婚姻自由将其交易行为置于政府对婚姻管制的“灰色地带”，避免了政府对这种相亲行为的干涉。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当他们遭遇风险时，中介借此推脱责任，政府部门也无能为力，这使得他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所遭受的损失也无法挽回。

本文原载《现代传播》2017年第11期，原题为《商品化婚姻与中国农村光棍游猎式相亲的婚姻风险——基于“越南新娘”报道（2010-2016）的内容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商品化婚姻与中国农村光棍游猎式相亲

的婚姻风险

基于“越南新娘"报道(2010-2016)的内容分析

近年来，“越南新娘”作为我国内地婚姻市场的一种特殊现象被媒体频频报道。不少婚介机构也通过“低价团购”的促销方式在网上肆意炒作，一时间使得“越南新娘”成了国内婚姻市场的时尚名词。“越南新娘”在国内有市场，与我国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问题密不可分。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大量农村女青年流动到城市打工而嫁到外地，再加上我国男女性别比例本来就存在严重失衡，这导致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未婚和失婚的男性，在本地婚姻市场高额彩礼的挤压下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而逐渐成了“光棍”。按照中国农村的习惯，男性一般只要到了30岁还没有娶老婆就算是光棍，因为在农村，男性30岁以后娶到老婆的可能性非常很小。为此本文说的“农村光棍”也是指农村年龄超过30岁尚未结婚的男性。

该群体为了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通过商业化的中介渠道四处找越南女子相亲。与我国毗邻的越南，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人口的性别结构一直处于女多男少的状态，男女性别比曾一度跌至3：5甚至2：5。这使得许多家境贫困的越南女子很难找到配偶而愿意外嫁到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以谋求更好的生活。为此，一旦相亲成功，双方就马上办理婚姻仪式，整个过程只需一周或一个月。

本文把中国光棍群体通过商业化的中介渠道到处找越南女子相亲而速配缔结婚姻的过程界定为“游猎式相亲”。所谓游猎，即四处寻找购买。由于夫妻双方语言不通，又缺少感情基础，这种游猎式相亲缔结的商品化跨国婚姻问题重重。我国农村的光棍群体娶越南新娘之后落得人财两空的情况时有发生，其问题不断被媒体报道出来，国内学者尚未对此现象给予关注。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越南新娘”的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以回答下列问题：我国哪些地方在娶越南新娘？这与当地的婚姻市场有何关联？中国农村的光棍群体是怎样四处游猎找越南女子相亲的？他们婚后的生活怎样？存在怎样的风险问题？

▍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跨国婚姻的早期研究对东南亚新娘普遍采取同情态度，主要从强调政治､经济､历史等结构如何宰制东南亚新娘的概念出发，或者将她们看成是性别压迫与男性霸权下的受害者，详尽描述她们个别的悲惨命运。但她们来到接待社会之后，并不必然就处于受压迫者的位置。因为她们并不是无知的受害者，而是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积极融入当地生活的。为此，目前学界主要从能动性的视角来考察东南亚新娘的生命经验和跨文化适应的问题。

然而外籍新娘的跨文化适应理论，往往是以幸福的婚姻生活或良好的感情基础为前提条件的，这样才会促使外籍新娘主动发挥能动性，去完成跨文化适应而积极融入当地的生活。但中国农村的光棍群体通过游猎式相亲与越南女子缔结的跨国婚姻，被中介完全商品化，彼此间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仅以成交为目的。从根本上说“越南新娘”与她们的中国丈夫并不相互了解，再加上语言沟通的障碍，夫妻之间很难建立彼此的信任和默契，为此导致他们婚后的生活问题重重，遭受婚姻破灭的风险很大，这仅靠跨文化适应理论是无法解释的。诸多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大多数嫁人中国的越南新娘都是为了钱而没有爱，否则不太可能认识二至三天就结婚。

跨国婚姻的风险问题不仅与跨文化适应问题有关联，更是与商品化婚姻的市场关联在一起。由于国内兴起的“越南新娘”现象是商品化婚姻的产物，为此也只有在商品化婚姻的研究范围内，“越南新娘”现象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讨论。为此本研究采用商品化婚姻的理论来分析媒体呈现“越南新娘”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中国农村光棍的婚姻风险问题。所谓“商品化婚姻”，是指婚姻的缔结变成了一种市场化的商品交易。

根据商品化婚姻的理论，在婚姻市场上女性倾向选择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环境比自己优越的男性为婚配对象，尤其是底层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与经济资源的获得仰赖所嫁的男人，她们的婚姻选择则更是如此，这在婚姻市场上形成了“上嫁婚配”的普遍现象。然而在我国兴起的“越南新娘”现象中，一边是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农村光棍，另一边是想借外嫁改变自身贫困处境的越南女子，这两个原本就不可能产生交集的群体在商品化婚姻的市场背景下，通过游猎相亲的中介方式，硬是将彼此拧在了一起，婚后形成了一种陌生的夫妻关系，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由于长期以来学者对东南亚跨国婚姻的关注多以外籍新娘为主角，探讨她们的生命故事､处境与跨文化适应的问题，而对跨国婚姻中男性群体的关注并不多见，他们通常只是作为“配角”在研究东南亚新娘的主题上被附带一提。基于此，本研究针对近年来媒体热切关注的越南新娘议题，以“新郎”为主角，采用内容分析法来探讨“越南新娘”现象背后所潜藏的中国农村光棍的婚姻风险问题。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分为量化与质化两种路径。但在大多数研究中，传播学者普遍选择对文本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而导致质化内容分析的传统被忽略了。尽管量化内容分析有利于研究者对大量既存的文本数据通过提纲挈领式的编码，获得内容变项的数字描述，以更准确､客观和可靠地呈现文本所反映出来的对象特质，但由于量化的统计资料抽离了质化的文本材料，这使该路径很难把握数据背后深层的因果逻辑和文本数据的语境意义，并且也容易出现断章取义的问题。

为此，诸多学者指出：“一个严谨的内容分析应该建立在有意义的类目基础上分解内容，并同时兼顾质化文本的语境因素再作细致分析，而绝对不能只局限于单一量化的数字统计”。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内容分析路径来处理文本数据，而使文本量化的统计数据回归到文本质化的语境材料之中，以此形成相互补充和佐证。笔者利用慧科数据库选择2010-2016年为时间段，以“越南新娘”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转载/重复报道”“篇幅不足200字的短消息”“评论言论”，共获得样本322篇。

笔者根据报道样本，并结合相关研究文献，确定了量化内容分析编码的具体类目，具体包括以下六方面：（1）娶“越南新娘”的地方；（2）娶“越南新娘”的职业群体；（3）娶“越南新娘”群体的年龄特征；（4）越南新娘的年龄特征；（5）找“越南新娘”的途径；（6）娶“越南新娘”之后的生活情况。

编码由作者和一名具有传播学背景的博士生共同进行。随机抽取总样本数的1/10为前测样本，共32篇，进行编码员信度分析。各题项信度介于0.88到0.93之间，整体信度为0.90，满足内容分析的信度标准。与此同时，本研究采用质化内容分析的路径，扎根于报道文本之中，用具体的质化材料分析中国农村光棍群体四处游猎找越南女子相亲的具体过程，并用鲜活的材料再现该群体选择娶越南新娘的想法和心声，以此阐释量化数据背后的深层意义和因果逻辑。

▍资料分析

1.越南新娘的地理分布

我国和越南山水相连，长期以来两国边民都有通婚的传统。当前大量的越南女子嫁入我国的地区已由广西､云南边境向内陆扩散（见图1）。按照媒体报道娶“越南新娘”的地方所提及省份的频数进行统计，排在前三位的是“福建”“江西”和“浙江”，甚至连东北的黑龙江省也不断有男子到越南寻找新娘。关于“谁在娶越南新娘？”，本研究根据报道样本的统计表明（见表1和表2），94.3%娶越南新娘的男性是“农民”，他们的年龄普遍在30岁以上，也就是本文所指的农村光棍，其中30-35岁占17.1%，40岁以上占18.3%。而“越南新娘”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0-24岁（18.7%）和25-29岁（13.7%），两个群体之间的年龄差距约为10-20岁，由此形成了“老夫少妻”的婚姻组合。这在涉越跨国婚姻市场上很常见。

越南新娘在内地的地理分布，与当地的婚姻市场有着密切关联。即娶越南新娘的地方，往往是彩礼比较高的地方。从“表1”中可以看出，福建､江西､浙江､山东､河北的彩礼均在10万以上，不少地方甚至彩礼流行“三斤一响（百元纸钞三斤+一辆小轿车）”“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面值五元的紫色钞票+一千张面值100元的大红票子+一堆面值50元的绿色钞票）”等，动辄数十万，而且记者调查也发现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

除彩礼之外，女方还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或在农村盖两层楼的新房。为此娶个本地媳妇合计下来至少要接近甚至超过20万。这使得农村家庭经济不好的男性被排挤出当地的婚姻市场，不得不转而寻求“越南新娘”来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因为娶“越南媳妇”的彩礼少，成本低，对他们而言，还能承受。“没钱就娶个越南老婆”，成了农村光棍被迫的无奈选择。为此，通过“哪些地方在娶越南新娘”的分析可以发现（见图1），农村地区当地婚姻市场对男性娶越南新娘有显著影响。而且北京､上海的一些都市大龄青年在高额彩礼和结婚成本的压力下也开始出现找越南新娘的苗头。

本研究还发现“越南新娘”嫁入我国内地后，不仅集中在彩礼高的农村贫困地区，而且呈现出“在地”部落化的聚集特点（见表3）。

如黑龙江的方正县和通河县，湖南的双峰县和新化县，江西的黎川县､广东的德庆县等地由于嫁人的越南新娘数量较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越南媳妇村”。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邻近地区有“越南新娘”出现时，这在当地会产生示范效应，缩小当地村民对“越南新娘”的心理距离，并对她们产生亲近感，而且嫁过来的“越南新娘”还能成为“在地”后续者寻找“越南新娘”的中介。由此造成该地区扎堆娶越南新娘的人数增加，使之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点，而不是呈散点分布；另一方面在于越南新娘嫁人中国后，由于语言沟通障碍，短时间内很难融入当地，其交往圈子比较单一，多限于“在地”邻近地区的越南妇女，她们依靠手机将“在地”分散的族群联结一起，形成了他们部落化的内群体交往圈子，外人由于语言的隔阂很难加入，为此夫家也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在聊什么。

2.找越南新娘的途径

由于语言障碍和地理环境的不熟悉，媒体报道中国农村的光棍群体主要通过“婚介机构（30.0%）”和“中间人介绍（45.7%）”的中介方式与越南女子接触相亲（见表4）。但他们必须交纳高额的中介费，而成功娶到一名越南新娘的标准通常为5-8万。媒体记者揭露这其中一大半被中介赚得，而“越南女子”及其家里所拿到的非常少。一般而言，“年轻漂亮的越南新娘，给父母的聘金是八干到一万元人民币，长相和学历一般的差不多是五六千元，生过孩子或是离过婚的就更低了”。

由于“中间人”一般是熟人､朋友和嫁到当地的越南新娘，这使他们比较放心，为此农村光棍及家人比较倾向找“中间人”介绍相亲。这也是“中间人介绍”所占的比重高于“婚介机构”的原因所在。根据媒体报道，中介如果一次带5至10人赴越娶妻，耗时通常在1周-1个月，除去开支，每介绍成功一对，可从中获利2-4万元不等。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从事“越南新娘”的婚介机构不断利用网络媒体低价团购炒作，到处打广告招揽生意而成了“越南新娘热”的重要推手。这也更加鼓动着农村光棍四处游猎找越南女子相亲。而且许多娶越南新娘的家庭或嫁到中国的越南新娘也着手从事这一行业，并赚取不菲的收入。

除此之外，媒体报道“从人贩子手中购买（14.6%）”和“自由恋爱（9.7%）”的情况，所占比重较小。对于前者而言，少数交不起中介费的光棍，则会铤而走险，从人贩子手中低价购买。因为商品化婚姻所带来的暴利，使得“越南新娘”成了“人贩子”猎身的对象。他们通过劫持､拐骗等方式，将越南女子买到中国。由于这种途径为非法，购买者所承担的风险很大，为此其成本远低于商业化的中介婚姻。对于后者，由于中国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务工的高工资不断吸引着越南女子来华打工，这使得一些在外打工的农民有机会结识越南女子而缔结婚姻。

3.游猎式相亲：变了味的“爱情买卖”

农村光棍在中介的带领下以旅游的名义到越南四处相亲。媒体记者对其相亲过程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报道。一般而言，中介带着这一群体到越南后，就与越南当地的“养妈”联系，每次安排十几个越南女子供他们挑选。如果男子在这个养妈带来的越南女子中没有看到合意的，这时国内中介就转而联系其他的养妈。当看中后，一星期就能缔结婚姻，但他们必须支付数万的中介费。而且当有国外的相亲者到达时，越南养妈之间也会互相支持，把旗下的女子带到相亲场地。

农村光棍通过这种商业化的中介渠道四处找越南女子相亲而速配缔结婚姻的过程在本文中被称之为游猎式相亲。农村光棍由于与越南女子语言不通，缺少交往相处，他们在游猎相亲过程中挑选的依据主要是对方的相貌，即喜欢找年轻漂亮的。如果发现“养妈”提供的越南女子不合意，就摇头一批一批的换，直到发现中意的为止。为此脱单后的农村光棍与他们的越南新娘在年龄结构上就呈现出“老夫少妻”的特点（见表2）。从事涉越跨国婚介的郭李广也表示，“这些顾客年龄约在40岁上下，他们都是挑二十二三岁的，难看的､黑的都不要。我也是搞不懂，我说你是娶老婆，又不是娶小姐”。

而跨国相亲的群体以旅游的名义到越南相亲，其时间也非常有限，为了提高这种“游猎式相亲”的成交率，媒体报道当地养妈会到越南农村各地寻找愿意外嫁的越南女子，并将他们猎身到胡志明市､河内､海防等能办涉外婚姻手续的城市，养在“家”中，供她们吃住，每天带着她们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相亲团相亲，从中牟利。为了让自己手中的女子能尽快嫁出去，减少存货积压的成本，越南“养妈”一般不接受可能赔钱的女子。她们在物色越南女子时，也会像选商品一样进行检查。

因此，跨国婚姻中的“越南新娘”在社会上留下了买卖婚姻的深刻烙印。越南女子自己也说：“去相亲就是要给人家选，选来选去就像买东西一样”。越南政府也往往用“人口贩卖”来论述这种商品化的中介婚姻。

除跨国相亲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婚姻中介将越南女子组织到国内相亲，供所在区域想找越南新娘的男性挑选，其程序与跨国到越南相亲相同，男方相中后交完中介费便可领回家。从表面上看，这种婚姻介绍与传统的相亲有点类似，但实际上存在本质的区别。尽管传统的媒人在事成之后也会收受一定的礼物或红包，但那表达的是一种感谢，而商品化的中介婚姻则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它要求男方支付数额巨大的金钱作为介绍费，这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牵线做媒”的范畴，而成了一种职业化的商业行为。

在此过程中“越南新娘”被婚姻中介高度商品化，其角色已由传统的“媒人”，转化成了经营“越南新娘”的生意人。他们只管成不成，至于是否合适，婚后生活是否幸福稳定，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这种游猎式相亲也由此成了一种“变了味的爱情买卖”。之所以说是“变了味的爱情买卖”，是因为婚姻的缔结并不是基于感情基础的自愿结合，而几乎是纯商品化的金钱交易。

4.陌生的夫妻关系：婚后的生活情况与婚姻风险问题

中国农村光棍通过游猎相亲与越南女子缔结跨国婚姻，本来应是好事，但是在商品化婚姻的市场背景下，整个相亲过程被市场利益所主宰。越南新娘很难说是真心愿意嫁过来，而更多看中的是其中的经济利益。尽管他们通过这种相亲方式，摆脱了“买卖婚姻”的原罪而获得了一种程序的合法性，但男女双方由此缔结的商品化婚姻，在婚后形成了一种陌生的夫妻关系，即夫妻双方因此前未曾谋面，彼此缺少相处了解而陌生，但又因缔结婚姻而显得关系亲密，这为其婚后的生活埋下了风险隐忧（见表5）。

根据媒体报道反映涉越跨国婚姻家庭的“婚后生活”议题来看（见表5），农村光棍娶越南新娘最大的风险问题是越南新娘容易发生“逃婚，携财物失踪（40.4%）”。“越南新娘”与婚姻中介相互串通，以结婚为名骗婚逃跑的行为，已经不是个案。多家媒体报道在河北､福建､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农村都接连发生了越南女子以结婚为名自愿到当地生活，后突然集体消失的事件。这主要是由于这种商品化的跨国婚姻关系十分脆弱，而且又是“老夫少妻”，年轻的越南新娘很容易受其中的利益诱惑而出逃。

因为年轻就是一种婚姻资本，出逃的越南新娘很容易再嫁，并且能再次享受婚姻市场所带来的好处，从再嫁中再次获利，另外还能增加她们再选择一个条件更好的男人的机会。为此，“逃婚”反而变成了她们谋财的手段。之所以频频发生“集体逃跑”的问题（见表3备注），这主要是由于越南新娘嫁人中国后，在地理分布上具有空间聚集的特点，她们依靠新媒体相互联系往来，“在地”形成了她们部落化的内群体交往圈子。为此，在其内群体交往的族群圈子里，她们很容易受到族群内的群体鼓动而发生集体落跑。

其次，媒体反映农村大龄男性与他们的越南新娘婚后生活另一个比较多的问题是“家庭矛盾不断，生活不幸福（19.3%）”。这类报道反映出来的矛盾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越南新娘不愿生育子女。越南新娘嫁过来后，由于男方年龄较大，他们希望娶回来的越南新娘能尽快生育子女，实现其心愿。而且他们相信生育子女后，妻子会忠于家庭，安下心来生活，从而打消逃跑的念头。但是一些越南新娘嫁过来后不愿同房或偷吃避孕药，以逃避这种家庭责任，并没有真心投入夫家的生活，这使夫妻之间常常发生争吵，甚至出现暴力。

二是越南新娘喜欢找夫家要钱或要求给娘家汇钱，不给，就发脾气。越南新娘婚后还承担着提升母国娘家经济的责任，她们期望从中国男方家里得到更多的实惠，为此她们喜欢频繁找夫家要钱或要求夫家给娘家汇钱，理由包括“补贴家人”“父母生病”“弟妹上学”“家里要买摩托车”等。这造成男方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的负担更加沉重，并让他们怀疑自己的越南新娘“是否是骗婚，不真心过日子，把自己变成提款机”。

三是越南新娘想回越南娘家看看，夫家不让，怕逃婚。对于这些花钱娶来的新娘，丈夫们都缺少安全感。结婚初期，男方及家人最担心的就是怕“骗婚逃跑”，因为这种商品化的跨国婚姻，很容易引起夫家的不确定感和不信任感。尤其是媒体时常报道越南新娘“逃婚，携财物失踪”的问题也强化了他们的风险意识。为此，当“越南新娘”提出想回娘家看看时，夫家往往不会允许，并扣留甚至撕毁护照，由此引发的争吵也不少。

第三，娶越南新娘之后，越南新娘“悔婚，找各种理由回越南，一去不返”的情况，占10.6%。不少越南女子远嫁中国，原本抱着改善生活的梦想，“想过上好日子，实现上嫁之梦”，但娶越南新娘的多是来自农村家境贫困的男子，双方事前并未充分了解。媒体报道中介为了促成婚姻､拿到高额的手续费，往往隐瞒男方的真实情况，喜欢吹嘘夫家的条件，“住高楼､开好车，家的旁边就是工厂，钱很好赚”。而越南新娘嫁过来后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感觉自己受骗，往往会后悔，再加上语言､环境､习俗等差异短时无法适应“在地”的生活，这使她们习惯找各种理由如亲人病重等而一去不返，像这样的情况在报道中时常提及。

此外，娶非法入境的越南新娘，婚后新娘也面临被遣返的风险。媒体报道越南新娘“非法入境，被遣返回越南”的情况，占有13%。“非法入境”是指越南新娘没有办理合法的入境手续和居留证件而靠偷渡入境。由于中越两国边境缺少天然屏障，有成百上千的小路可穿越，为此靠偷渡入境的越南女子比较常见。媒体报道如果农村光棍与非法入境的越南女子缔结婚姻，则不可能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而且一经当地公安部门发现，越南新娘则将被遣返回越南。即使她们当中有些人已熟悉当地的生活，也不得不面临被遣返的无奈。如果新娘被遣返，其中国丈夫所花费的钱财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而只能面对人财两空的结局。媒体根据福建龙岩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统计，报道嫁入龙岩的近2000位越南新娘中，被遣送或跑回越南的就占25%，其中漳平县超过30%。

综上而言，农村光棍通过游猎式相亲与越南女子缔结的商品化跨国婚姻，婚后生活很不稳定，其婚姻破裂的风险很大。这涉及越南新娘“逃婚，携财物失踪”“悔婚，找各种理由回越南，一去不返”“非法入境，被遣返回越南”等情况。而且对于婚后“矛盾纠纷不断，生活不幸福”的家庭，其离婚的数量也在增长。一旦遭遇越南新娘“逃婚”“悔婚”“新娘被遣返”或“因矛盾纠纷而离婚”，这不仅给农村大龄青年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很可能使他们无法再婚，而不得不重返“光棍”的生活。因为一次婚姻耗尽了家里的全部积蓄，使整个家庭无力支付他们再婚的成本。

由于婚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中越两国皆不干涉，中国农村光棍通过四处游猎找越南女子相亲所缔结的商品化跨国婚姻，摆脱了买卖婚姻的原罪而获得了一种程序的合法性，凭借婚姻自由将其交易行为置于政府对婚姻管制的“灰色地带”，避免了政府对这种相亲行为的干涉。然而当他们遭遇风险时，中介借此推脱不负责，政府部门也无能为力，这使他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所遭受的损失也无法挽回。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此脆弱的涉外婚姻在办理过程中一路顺畅，但出了问题又无人能管，工商､民政､公安等部门全都“了解此事”，而全都“没有办法”。因为各方面的材料都齐全，夫妻关系也合法，相关政府部门很难应对这种跨国婚姻的家务事。

尽管农村光棍娶越南新娘面临诸多的风险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其中“感情真挚，生活幸福稳定”的也占有17.1%。本研究对这种情况的报道进行了交叉表一卡方检验（见表6），发现农村光棍找越南新娘的途径与其婚后家庭生活的幸福稳定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即自由恋爱缔结的跨国婚姻，婚后生活比“婚介机构组织相亲…“中间人介绍相亲”“从人贩子手中购买”都要稳定幸福。因为这种方式使得彼此婚前十分了解，有着共同的感情基础，这为其婚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在51篇涉及“感情真挚，生活幸福稳定”的报道中，有23篇是“自由恋爱”缔结的婚姻，占其中的45.1%。而通过“婚介机构”和“中间人”等婚姻中介所缔结的商品化婚姻，农村光棍脱单之后的家庭生活多存在隐患，婚姻破裂的风险很大，其幸福与否就像赌博抓阄一样。

5.幸福的赌局：娶越南新娘的心态

尽管媒体不断报道越南新娘“逃婚”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公安部门也一再强调这种商品化跨国婚姻存在的风险，农村光棍自身也知道找越南新娘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找，他们个人的婚姻问题将无法解决，就可能一辈子打光棍。为此，中国农村的光棍群体对婚姻的刚性需求驱使着他们仍源源不断地到越南游猎相亲，找媳妇。他们把这种商品化的跨国婚姻看成是一种“幸福的赌局”，怀着赌一把的心态去游猎相亲，碰运气。尽管他们当中遭遇“逃婚…“悔婚”“新娘被遣返”而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情况时常发生，但确有生活幸福的。如果失败，就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记者采访也了解到，很多村民对这事的风险多少都有心理准备。“跑就跑了，生了孩子走了，也赚了”。当然，为了防范“逃婚…悔婚”和“离婚”等风险，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尤其会对娶进门的“越南新娘”百般呵护，认为“只要对她好，她就会留下来安心过日子”。为此，夫妻问很少因跨文化冲突而引发矛盾纠纷。

但嫁过来的越南新娘普遍有一个特点，即“家庭贫寒”，媒体报道几乎所有的越南新娘都提到了“生活困难”是她们外嫁的原因。为此越南新娘对跨国婚姻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很强，非常希望嫁入一个富裕的家庭，过上好日子。越南政府部门的调查也表明，外嫁的“越南新娘”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低，家中通常都有负债。她们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

为了实现上嫁之梦，她们甘愿被中介“猎身”到商品化婚姻的赌局之中，因为她们也在为自己的幸福赌一把。嫁过来后如果发现夫家的情况并非如中介所说或没有满足她们的心理预期，这使她们很难安心过日子，就找各种理由回越南或乘机逃走。反之，如果发现夫家家境很好，就踏实过日子，赶都赶不走。这也是为什么嫁到韩国､欧美的越南新娘很少发生“逃婚”的原因。因为她们结婚后普遍感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升，在物质方面有明显的改善。

朱先生从事“越南新娘”的婚介业务已有两年，在他看来，越南的待嫁新娘成心骗婚的大概有5%；仅仅为了钱而出嫁，或是利用外嫁作为达到某些目的的大概有15%；其他的基本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或摆脱家庭困境，或是想找个不错的老公生活，只要男方经济条件还可以，人也不错，新娘一般不会跑掉。面而我国找越南新娘的光棍群体往往都是家庭贫困的弱势者，这使她们一心想上嫁的愿意落空，与此同时在商品化婚姻的利益诱惑下，越南新娘发生“逃婚，携财物失踪”的比率很高。因为在市场环境下，婚姻失败的女性几乎都能很快再嫁，并能再次享受婚姻市场带来的好处。为此，在这场“幸福的赌局”之中越南新娘以自己的婚姻为代价，由被中介利用的婚姻牺牲者变成了婚姻投机的施害者。

▍总结与讨论

今天中国婚姻问题的一个焦点，无疑是农村的光棍问题。为此本文以“新郎”为主角，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法对“越南新娘”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以探讨中国农村光棍娶越南新娘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婚姻风险问题。本研究发现，农村光棍四处游猎找越南女子相亲，脱单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很不稳定，婚姻破裂的风险很大。因为在商品化婚姻的市场背景下，女性倾向通过先天品质如年轻､美貌等选择嫁给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优越的男性。

就此而言，娶“越南新娘”的理应是家境比较好的群体，然而现实却是与“越南新娘”所处社会阶层一样的中国农村底层的贫困群体，这导致她们一心想上嫁改变自身贫困处境的愿望落空。而同时由于外嫁的越南女子普遍家境贫寒，她们嫁过来后对物质财富的欲望被极度放大，加之又受到商品化婚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诱惑刺激，她们很容易发生“逃婚，携财物失踪”或者“悔婚，找各种理由回越南，一去不返”的问题。而且如果农村光棍娶的是非法入境的越南新娘，其新娘也存在被遣返的风险。

尽管新闻媒体频频报道这些问题，能够增强他们对这种商品化跨国婚姻的风险认知，但他们如果不花钱找越南新娘，就可能一辈子打光棍，为此该群体宁愿冒着风险去赌一把。而在这场幸福的赌局之中，越南新娘既是被中介利用的婚姻牺牲者，也是婚姻投机的施害者，而且还催生出了“职业新娘”的问题，即结完一次后携财物落跑或离婚，回到越南；再通过中介嫁到中国某地方，再得一次好处。这种一女多嫁而将骗婚当成一种职业的现象不得不令人警惕。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男性的视角，探讨东南亚跨国婚姻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风险问题，弥补了以往研究侧重以外籍新娘为中心，不断精细化地探讨她们跨文化适应的问题而对跨国娶妻的男性及其婚后生活并无所知的缺陷。二是本研究以越南新娘的新闻报道为案例证实，如果跨国婚姻风险存在的“灰色地带”不消除，人口学者主张通过移民政策改革以引进外国新娘来缓解中国2000万光棍婚姻问题的理论观点就很难行得通。因为中国农村光棍四处游猎相亲所缔结的商品化跨国婚姻，凭借婚姻自由，摆脱了买卖婚姻的原罪而获得了一种程序的合法性，由此将其交易行为置于政府对婚姻管理的“灰色地带”，避免了政府对这种相亲行为的干涉。然而当他们遭遇外籍新娘逃婚､悔婚或离婚等风险时，商品化的跨国婚姻很容易变成弱者对弱者洗劫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