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袁冉东：新自由主义是如何搞垮波音公司的？

编者按

新自由主义曾被许多国家奉为“圣经”而大行其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在现实中的种种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波音公司的兴衰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在企业层面造成危害的例证。作为航空工业的翘楚，波音公司曾享有盛誉，其产品质量和工程师精神无可挑剔。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波音逐渐摒弃了传统的企业文化，转而追求短期的财务指标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走上了衰落之路。

波音的困境启示我们，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应将经济理论视为“圣经”，而应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唯有重塑工程师精神和安全质量文化，平衡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恪守职业道德操守，波音公司才能重拾往日的荣光。

本文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对波音企业文化的影响，并从波音危机中提取启示和借鉴，探讨中国在这一全球航空工业变革中如何应对和把握机遇。通过分析波音的案例，讨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策略，以及在全球经济和航空市场面临挑战时，中国如何通过合作和创新来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引言

2024年3月25日，波音公司宣布，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卡尔霍恩（Dave Calhoun）将于2024年底辞职；董事长拉里·凯尔纳（Larry Kellner）将不会竞选连任，在5月的公司年度会议上离开董事会；商用飞机公司总裁斯坦·迪尔（Stan Deal）也将离开公司，即刻生效，由首席运营官斯蒂芬妮·波普（Stephanie Pope）接替职务。美国主流媒体普遍称这是波音管理层的“大地震”。

2018年和2019年，波音737 Max曾因连续发生两起致命空难而全球停飞，并于2020复航，但在2024年1月又发生客机门塞掉落事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高级官员表示将对波音及其供应商进行全面审查，此次事故再度引发了公众对该公司安全性的担忧。人们普遍认为，围绕波音公司最畅销机型波音737 Max的安全事故不断，导致负面舆论持续发酵，波音公司不得不做出人事“大换血”的决定。

美国华盛顿州波音工厂的停机坪上的波音 737 MAX 飞机（图源：路透社）

波音公司，曾经以创新和品质闻名于世，不仅是美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但是，今非昔比，如今的波音公司因为产品安全问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航空工业的巨头，波音曾经与卓越的工程师精神和对安全质量的不懈追求紧密相连。然而，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全球兴起，并被奉为企业的“圣经”，越来越多的企业改变了以往的经营哲学，进而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财务至上”。波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新自由主义搞垮的，是新自由主义其中一个牺牲品——一个令美国和全世界为之遗憾的牺牲品。

新自由主义，这一经济政策思想强调市场自由化、政府职能最小化以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一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深刻地影响了经济结构和企业行为。在这一背景下，波音公司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工程师文化到今天财务驱动文化的大转型。而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波音公司内部的运作方式，也对其产品的质量、安全以及公众形象产生了深远的致命性影响。

特别是在波音与麦道合并之后，哈里·斯通西弗的上任标志着波音文化的一个转折点。他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麦道时期的财务驱动文化，还引入了一种以股东利益为先的经营哲学。这种文化转变在短期内可以带来财务上的好处，如股价的上涨和股东回报的增加，但从长远来看，对波音的产品质量和安全记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追求财务指标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波音的一些决策和行为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滑和安全问题的频发，越来越多的问题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声誉，更对航空业的整体安全环境构成了威胁。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波音的案例凸显了企业在追求短期财务指标时可能忽视的长期风险，以及这种短视行为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波音已经被搞得“遍体鳞伤”，但不论是波音本身，还是美国政府，都不会让波音死亡。然而，波音若想恢复往日的“辉煌”也并非易事。波音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来改变其财务驱动文化，重建以工程师精神和安全质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在内部，这不仅需要公司领导层的决心和行动，也需要全体员工的参与和支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外部，波音需要来自政府的有效监管，也要提高对社会的透明度，积极参与社会责任活动。只有这样，波音才有可能保持其在全球航空业的领先地位。

新自由主义与波音企业文化转变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想体系和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扩散。其核心理念在于减少政府干预、促进市场自由化、倡导私有化以及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大型企业如波音公司中，其影响尤为显著。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企业的目标逐渐从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向了对短期财务指标的重视。这种转变导致了企业文化的根本改变，其中最显著的是对股东利益的极端追求。在个人利益驱使下，企业领导者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股价和股东回报，而这种激励往往与短期利润直接挂钩。

这种文化转变在波音的运营和管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1997年波音与麦道公司合并之后，来自麦道的斯通西弗出任了合并后的波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在波音公司的例子中，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导致了波音原本崇尚的工程师文化向财务驱动文化的转变。传统的工程师文化强调的是产品质量、安全和技术创新，而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公司决策更多地被财务指标所左右。斯通西弗的领导和麦道“刺客”文化的影响，使得波音开始更加注重财务指标，而非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

麦道公司的 MD-80 飞机，麦道公司于1997年被波音公司收购（图源：Getty Images）

斯通西弗将麦道时期的财务驱动文化带入波音，而这种文化强调的是成本控制、效率提升和股价上涨。这种短视的经营哲学逐渐渗透到公司的各个层面，进而影响了波音的长期发展和市场地位。曾经就职于通用电气的斯通西弗深受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影响，并在波音模仿和推行通用电气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以财务为导向的策略，包括反工会、轻规则和重外包。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财务表现，但长期来看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和生产效率的降低。此外，波音还大力回购股票以推高股价。虽然短期内增加了股东价值，但也减少了公司可用于长期投资的资源，因此，长期来看削弱了公司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此外，就美国国内大环境而言，新自由主义还倡导减少政府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在这样的环境下，波音公司更有可能倾向于采取一些短期内能够提升财务表现的措施，例如削减研发投入、外包生产环节、反对工会活动等，而这些行为最终损害公司的长期利益和声誉。

波音的财务驱动文化及其影响

概括地说，新自由主义为波音在短期内带来了显著的财务收益，但对波音的产品质量、安全记录、员工士气、公众形象和市场信誉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财务文化影响下，波音开始更加关注股价表现和股东价值，而这种关注往往以牺牲长期投资和研发为代价。波音在这一时期内加大了对股票回购和股息支付的力度，以提高股东回报并推高股价。这一做法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股东价值，但一旦过度实施，必然会削弱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波音的财务驱动文化还体现在其对成本控制的极端重视。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波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裁员、外包生产环节、压缩研发预算等。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财务表现，但在节省这些开销的同时，产品质量的下降和生产效率的降低难以避免。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就是这种文化转变的直接后果。

此外，波音的财务驱动文化还影响了其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所倡导“减少政府干预”的背景下，波音等美国各个行业的巨头都有试图通过游说和政治手段来影响监管政策的动机，以减少合规成本和提高市场份额。这与前面提到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国已经被削弱的监管强度形成正反馈——波音等大公司会主动促使监管的进一步弱化。

波音的财务驱动文化不仅影响了其产品质量，也对其员工的士气和公众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下，负责技术创新和确保产品质量的员工感到自己的努力和专业精神被忽视，而公众则对波音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了质疑。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波音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也对其长期发展和声誉构成了威胁。

财务驱动文化导致的波音公司安全文化危机不仅体现在其产品和生产流程中，更是在公司对待那些敢于发声的员工的态度上得到了显现。约翰·巴内特（John Barnetat）的悲剧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巴内特于1985年加入波音，为波音工作了32年。作为质量管控经理，巴内特揭露了波音787梦想客机工厂的制造过程中的⼀系列安全隐患问题，例如“雇佣以前在快餐店打工的人作为机械师”，成为了著名的“吹哨人”。遗憾的是，巴内特在不久前被发现已经身亡，据当地警方称，死因疑似为自残枪伤。

波音公司前质量经理约翰·巴内特（John Barnett），于不久前被发现疑似自杀身亡（图源：网络）

巴内特的死亡，发生在他指控波音公司对他提出的质量和安全投诉进行报复的诉讼取证期间。他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波音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设计和制造的质量问题。巴内特曾在2017年根据“AIR21吹哨人保护计划”向美国劳工部提出投诉，并在同年离开了波音公司。

巴内特的律师特克维茨表示，他们在取证过程中计划完成的工作未能实现，因为巴内特未能在预定的时间出现，最终在他的酒店停车场的车内被发现死亡。这一事件不仅对巴内特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也对波音公司的安全文化和内部管理提出了严峻的质疑。

巴内特的死亡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他的经历和遭遇成为了波音公司安全文化问题的缩影。在他生前的采访中，巴内特曾表示，他目睹了飞机飞行控制线上悬挂着的钛片屑片，以及存在缺陷的零件消失不见的情况。他曾多次敦促上司解决问题，但却遭到了拒绝和转岗。巴内特的坚持和勇气，以及他最终的悲剧，凸显了波音公司在处理质量和安全问题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波音公司乃至整个航空工业的损失。

波音当前的信誉危机与财务困境

波音客机近年来的一系列事故，不仅在航空业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网飞2022年推出的纪录片《一落千丈：波音大调查（Downfall: The Case Against Boeing）》深入探讨了波音的衰落过程，揭示了公司在追求短期增长和利润的过程中所忽视的安全和质量问题。这部纪录片通过访谈和实地调查，展现了波音公司从一家以工程师文化为荣的企业，转变为一家被财务目标驱动的公司的全过程。

纪录片中提到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波音737 MAX 9型客机的舱门脱落、波音737-800型客机驾驶舱玻璃裂痕、波音747-8型货机发动机故障等，都反映了波音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失误，更是企业文化和管理决策的直接反映。波音的管理层为了满足财务报表上的增长数字，不断压缩成本，甚至牺牲了飞行员培训等关键的安全环节。

纪录片还指出，波音的外包策略和管理下滑，以及在面对空客等竞争对手时的力不从心，都是导致公司危机的重要因素。波音的新飞机研发无法跟上市场的需求和资本的胃口，导致公司在产品更新上采取了权宜之计。这种短视的行为最终导致了737 MAX系列飞机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半年内发生两起致命空难，震惊了全球航空业，并对波音的信誉造成了重大打击。

纪录片的上映，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两年过去后，波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表明，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全社会的关注。尽管如此，那些勇敢站出来揭露问题的人，无论是波音内部人员、调查记者还是纪录片制作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仅揭示了问题，也为波音和整个行业提供了有效的改进意见。

网飞纪录片《一落千丈：波音大调查（Downfall: The Case Against Boeing）》海报（图源：IMDb）

近期，波音公司再次陷入由“吹哨人”引爆的安全文化和公关危机。据《纽约时报》2024年4月9日的报道，波音工程师萨姆·萨利赫普尔（Sam Salehpour）公开指控波音在制造波音777和787梦想飞机时存在严重的操作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飞机的使用寿命缩短，增加飞行途中发生断裂的风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已开始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而美国国会参议院调查小组也计划举行听证会，这表明波音的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层面的高度关注。

这些指控不仅对波音的声誉造成了进一步的打击，也暴露了公司内部安全文化的深层次问题。如果只有巴内特这一位“吹哨人”，可能是孤证不立，但是波音的又一位“吹哨人”再一次揭露了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而忽视安全生产的做法。根据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官网2024年4月19日的独家报道，从2020年12月到2024年3月，仅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一家监管机构就收到了32份针对波音的“吹哨人”投诉案件，其中包括13份投诉涉及航空安全问题，15份涉及工作场所安全问题，2份涉及欺诈问题，1份涉及有毒化学物品管理问题。鉴于包括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在内的其他相关监管机构的有关数据还未披露，上述32份投诉案件应该还不能代表波音“吹哨人”投诉的全貌。

这些问题的曝光，不仅对波音的长期的市场地位和品牌信誉构成了威胁，也对其财务状况造成了影响。根据2023年的财报，波音公司净亏损约22.42亿美元，这是公司连续第五年出现亏损。此外，波音股价的下跌和市值的蒸发也反映出市场对公司前景的担忧。这些财务问题不仅影响了公司的运营和投资，也加剧了公众对波音未来的疑虑。

波音的财务困境与其信誉危机相互交织。一方面，财务压力迫使波音采取成本削减措施，这可能进一步影响产品质量和安全。另一方面，安全问题和质量问题的曝光损害了公众对波音的信任，进而影响了公司的销售和市场份额。

波音的未来挑战与转型策略

在信誉危机和财务困境的双重压力下，波音未来的挑战显得尤为艰巨。要重建公众信任并恢复财务健康，波音必须采取一系列转型策略，这些策略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公司的经营哲学和业务模式。这些危机和困境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驱动下波音所拥抱的财务驱动文化，这种文化导致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而忽视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

波音重建信誉和信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其经营哲学和企业文化。通过改变财务驱动的经营模式，荡涤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重建以安全和质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以及积极应对市场和行业的变化，波音才有望逐步恢复其在全球航空业的领导地位。

首先，波音需要重新确立以安全和质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这意味着公司必须将产品质量和客户安全置于首位，确保每一项决策和操作都符合最高的安全标准。波音需要加强内部监管，提高透明度，并对任何潜在的安全风险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其次，波音需要调整其财务策略，减少对短期利润的依赖，转而关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这包括减少股票回购和股息支付，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发和创新中。波音需要寻求平衡股东利益与公司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确保公司的财务健康不会以牺牲产品质量和安全为代价。

此外，波音还需要加强与监管机构的合作，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更新。通过与监管机构建立更加紧密和透明的合作关系，波音可以更好地理解监管要求，提高合规效率，同时也可以提升公众对波音产品的信心。

波音的转型策略还应当包括对供应链的管理优化。公司需要加强对供应商的监督和支持，确保整个供应链都能够达到波音的安全和质量标准。这可能需要波音投资于供应商的能力建设，或者重新考虑外包策略，以确保关键组件和服务的质量。

最后，波音需要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和关系管理。通过倾听客户的反馈和需求，波音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趋势，提供更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波音还需要加强品牌营销和公关活动，重建公众信任，提升公司形象。

在全球航空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波音还面临着来自空客、中国商飞等竞争对手的挑战。波音必须通过创新和卓越的产品和服务来保持其市场领导地位。同时，波音也需要关注新兴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以适应未来航空业的变化。

波音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要求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变革。通过改变财务驱动的经营模式，重建以安全和质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以及积极应对市场和行业的变化，波音有望逐步恢复其在全球航空业的领导地位。但这并非易事。新自由主义思维已经深度嵌入波音文化，并且符合依然在美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营商环境。

波音危机带来的启示与借鉴

波音当前的困境不仅是对公司自身的挑战，也是整个航空工业的危机。这些问题的暴露，对于航空安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警示。这些问题强调了企业在追求财务目标时，不能忽视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性。

波音当前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公司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问题的直接结果，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的一个警示。这一危机表明，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坚守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承诺，维护公众信任和企业声誉。波音的经验教训为其他企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即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企业应如何平衡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

波音公司的危机为全球航空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波音面临737 MAX系列飞机安全问题和信誉危机的背景下，中国航空市场的反应和应对策略，不仅关乎国内航空安全和经济发展，也会对全球航空业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波音危机启示我们，安全是航空工业的生命线。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的两起致命事故，凸显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坚守安全底线的重要性。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在引进外国飞机和技术的同时，必须加强自身的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所有运营的飞机都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其次，波音危机也表明，技术创新和质量管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航空工业在追求快速发展的同时，应注重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避免出现类似波音的危机。C919大型客机的研发和生产，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的体现，但在追求进度的同时，更应保证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

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图源：新华社）

此外，波音危机还反映出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据彭博社报导，波音在737 MAX系列飞机的生产中，外包了关键的软件系统开发，竟把软件开发外包给时薪9美元的兼职程序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安全问题的发生。中国航空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确保关键技术和组件的自主研发和质量控制。

同时，中国也应该抓住机遇，推动国内航空工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国内航空制造的水平。中国还应加强与国际航空组织的合作，参与国际航空标准的制定，提升中国在全球航空业中的影响力。

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波音面临危机，我们应开诚布公地创造一切机会通过促成与美方的合作来实现互利共赢。中国通过与波音的合作，不仅可以稳定全球航空市场的信心，还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同时，这种合作更有助于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推动两国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概括地说，波音危机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机遇。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强安全管理，提升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优化供应链管理，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实现中国航空工业的长远发展和全球航空业的共同进步。

本文作者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袁冉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助理院长，兼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