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根基

             意大利历史相对主义大师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留下一句影响巨大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诠释历史希望用历史来影响现实的人，是活在当代。我们在当下看到的历史诠释更多是当代的折射。更早的太史公司马迁也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这是一个朴素真实的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强调的认识的主观能动性。然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强调认识主观能动性外，更多的是对客观事物尊重，把真理定义为主客观的一统，回避了“罗生门”的纠缠。因而马克思主义史观既讲究用马克思主义逻辑方法去研究历史，更尊重历史事实和在历史中展现的客观规律。
       

      文学相对于历史理性追求而言，感性的自由空间就更大，“我写我心”更是文学一贯追求。文学以其形象化的表达方式，直指人心的刻画和高度感性化的修辞手法比史学接地气，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和传播。君不见，一部《三国演义》灌溉了中国文化多少年。大金国四太子金兀术在中国民间享有很高知名度，尽管完颜宗弼真实历史形象高大很多。正是文学具备撼动人心的功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议》中指出：“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是革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是作协成立的根本原因，用组织起来的笔杆子为新中国服务。同样，文学也脱离不少现实，““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革命文学的战斗力取决于被革命对象造成的腐朽现实。
       

       在革命中，文学发挥着巨大的政治作用，从而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文艺的政治化路径依赖就形成，文革达到顶峰。改开初期，邓小平同志也批判过《苦恋》。但主流随着改革开放，多元利益格局形成后，文学的泛政治化被抛弃，市场化商业化兴起，取消作协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文学文艺呈现成小众化，多元化，商业化资本化。好的文艺作品评价标准逐渐变成发行量和收视率，文艺监管部门基本成为背锅侠，“审查是万恶之源”。对应着诗歌小说的衰退仿佛是个趋势。一部影响全国人心的小说基本没有出现过。     
    

       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是信息爆炸，选择的多样化直接后果就是阅读的浅层化和碎片化和从众化，最终往往成为自己偏好的俘虏，也就是看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东西，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价值观，所谓“你只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事实”。进而许多争辩沦为鸡同鸭讲，戾气重点的理性人就选择开骂为捍卫自己价值观的最优选择。《软埋》如果没有左翼网站的集体批判，估计也就是在方方那个价值观圈子流传。左翼的集体愤怒是《软埋》在挖土改的坟，已经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虚无，而翻案到中国革命的根基—土地革命。同时方方的作协主席这个体制内官帽加上人民文学的加持，更激发怒火。（随带说下，路遥文学奖不是官方设立的，类似那个孔子和平奖，民间有钱人运作营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