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腐与浮

    12世纪中叶，一位从温州北上的文人抵达南宋朝廷临时安营之城——杭州，当他在这个临时首都目睹了达官贵人纸醉金迷，无休止地寻欢作乐，慷慨愤然之余，随手在旅舍的墙壁上写下一首绝句诗，诗名曰《题临安郡》，诗人叫林升，四句脍炙人口的诗文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山外青山楼外楼”，林升为我们再现了南宋临安城自然与建筑相融的独特人文景观，即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连绵不断，望不到尽头。一语道出了南宋临安城的繁华。一如北宋词人柳永（约984—1053）在《望海潮》中早就说过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而钱塘的湖山胜景，正好成为偏安一隅的都城仕女们四季行乐酣歌的大好舞台。士气的游堕，较之北宋更胜一筹。

    临安之所以成为南宋临时行在的原因，不是我今天所要赘言的，我想首先借此简单梳理一下造就宋朝的繁华——也就是经济大发展，官民得以享乐的基础是怎么来的。

    曾经作为一个常识，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属于农业经济的国家，就宋朝而论这显然有失偏颇。当然，11—13世纪的农业大飞跃可视作是宋朝经济大发展的前提，因为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养活更多人口，也使更多劳动人口能够从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据有关资料，自1012年从占城（今越南东南岸）引进一年两熟的新稻种并加以推广后，此后年产稻米以及其他谷物已达3亿担左右。但是，超乎汉代、后世及18世纪的繁荣程度的宋朝，其主要财源并非来自农业，而是商业与手工业。陶瓷、丝绸、钢铁及其他金属、盐、茶、酒、纸张、书籍等，是频繁国际国内贸易的成交品，牵涉到整个帝国，国家成了主要受益者。11世纪与12世纪初年，商业税与国家专管所得的财政收入已与源自农业的税入相当；南宋时代，更大大超过农业收入。

    因此，造就宋朝繁荣的基本原因应从农业之外的另外两个方面寻找，即一是地主与富商构成的城市豪强发展起来，二是国内需求增长。

    与此同时，当时不限于向皇宫供应奢侈品，因为华衣美食已为相当一部分居民所享有。富裕家庭的数目大大增长。建筑物与家具富丽豪华，园艺精巧，服装、烹调精致讲究，凡此种种均成为宋朝城市各阶层的特色。陶瓷、建筑、纺织，总而言之，一切涉及日常生活起居设备的产品，宋朝期间其工艺、技术的改进异常迅速，这并非是偶然的。

    因陆上丝路不通而转向海上丝路的宋朝是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航海大国，“重商之国”寻求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进口奢侈品，大量进口乳香、玉石、象牙、珊瑚、犀牛角、乌木、檀香等。当时，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不得不以铜币或其他贵金属支付大部分进货款。宋朝发行的铜币传遍所有亚洲国家，流入日本的数量尤为巨大，竟致成为当地的货币。

    国家不仅从手工业与商业税收中得到大量收入，而且国家本身亦从事商业与生产活动。国家建立由官吏管理的工场与贸易企业，系统发展国家专营以便维持军队并满足军费开支急剧增长的需要。如果说古代中国普遍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话，那么实际上的“抑商”是朝廷利用国家机器强行控制并抑制来自民间的强有力的商业竞争对手。

    我在拙作《北宋改革梦》一文中曾提到，宋朝整个政治史均由彼此密切联系的国防问题与经济问题所支配。两方面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设立专营引起边境走私活动，夏、辽、金三国因利用走私而致富并使其国力蒸蒸日上，而宋朝国家的经济特权反而刺激国内偷税漏税，至于愈来愈沉重的税收则又加剧底层社会的困难和不稳定。

    经济发展地过快，繁华得来似乎太容易，奢侈之风的兴起在所难免，直教南宋初期像林升那样的志士仁人扼腕叹息。然而，林升所见南宋初年的临安繁荣浮华程度还远未达到它的巅峰时刻。一百年之后，在一本名叫《武林旧事》的书中，另一位叫周密的作者，他那时是以元朝臣民的新身份用了十卷的长篇大幅去追忆故都的似水年华，对浮世之绘刻画得淋漓尽致。

    据《武林旧事》的回忆，当时奢侈之风蔓延至普通百姓。都城临安长期“太平”，带来了整个南宋后期的繁荣。那时临安城内建了很多游廊，其中使用的餐具都是银质的，非常讲究。都城里出现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他们与官吏、内宅人拉上关系，狗仗人势，违法乱纪，以借用名义占用官府的土地和房产，连租金也不用付，并且被合法地免除。出现灾害时，朝廷就发放救济款，建立施乐院、育儿院、养老院等福利设施，甚至还为无处葬身者提供坟地，做了不少好事。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也流入临安城，有的专事赌博，有的偷鸡摸狗。朝廷奖励艺术，建了画院，画院的“待诏”是画家中相当高的荣誉，可以获得天子赐予的金带。各种游艺无所不有，专业艺人各显其能，有讲谈师、说经师、小说师（单口相声），还有既会表演又会唱的杂剧师。临安城里热闹非凡，搞口技的、变魔术的、猜谜的、男相扑、女相扑各自身怀绝技，令人眼花缭乱。天子出现的宴会也充满艺术气氛，喝一杯奏一曲，生活全都艺术化了。

    上述排场都要大把大把花钱，这给朝廷的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于是，朝廷就大量发行纸币，结果成了不能兑换的纸张。自北宋时起，国家就使用纸币，有期限地发行，一般三年一期到时回收。在使用期限截止时，停止回收，发行下一期纸币。过期的纸币成了不能兑换的纸币。北宋时期一期发行二三百万贯，而南宋一期的纸币发行量动辄以亿为计。纸币一贬值，物价就上涨。不过，这样反倒促进了民间的繁荣和与海外的贸易。

    实事求是地讲，南宋一朝并非没有做过复兴图强的梦，岳飞之后还有过一次震动国内外的“开禧北伐”。可惜，即使是在金国因蒙古诸部的连年叛乱而应接不暇的当口，由权相韩侂胄（1152—1207）劝宋宁宗发动的浩大北伐竟会以惨败而告终。最后，南宋朝廷将“罪臣”韩侂胄的首级割下送往金国求和，这样的耻上加耻全然是拜浮躁与腐化所赐。

（“开禧北伐”国际形势示意图）

    据史载，当时的南宋，部分人中潜伏着对金国的复仇情绪。韩侂胄想趁此机会拿出点功绩显示一下，于是利用这股社会情绪，提出了讨伐金国的议案。然而已很长时间与金国没有发生战争，持主战观点的人们也不知道战争的艰难。在缺乏理智分析的情况，把先前主战派的意志接过来，追封岳飞为鄂王，还给秦桧送了“谬丑”的谥号。金国那一边，金章宗即位不久，虽不好战，但宋军既然打来只得被动应战，结果大获全胜。

    富得流油的南宋本来不具备开战的条件，士兵缺乏训练，又无名将坐镇，但在主战的空论叫嚣下贸然出兵而导致大败。这次“开禧之败”使南宋在国际关系上比以前更被动了，增加了岁币赔款，表面上平等的“叔侄”关系也变成了更加屈辱的“伯侄”关系。复仇的主张从名分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先发起战争者结果会失败几乎是当时的铁律，南宋竟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对外武功失利，于内则更加僵化。这种僵化反映首屈一指的便是朝廷的文饰，即当时日益繁琐的官府文书。早在朱子（1130—1200）那时，他对此作出过严厉的批评。

    朱子称曾经阅读过宋初太祖时期的文牍，要言不烦，办事简练。闻说金国文书正如宋初，朱子对之大加礼赞。朱子又说，太祖之时尚无秀才，也无许多闲说。也就是说，当时还不存在庞大的知识阶层，从而也就没有空论不决的弊端。接下来又说，近来人才日趋纤弱尖巧，时人越来越文弱，越来越伤感，越来越女性化。就像天平无法给大象称重一样，神经质的才子们无法料理国家大事。当时宋朝最需要的人才是具有钝重感的朴素人。

    事实上，腐化与浮躁的宋朝社会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弱点，在于虚荣虚礼风气的弥漫。朱子自始至终想以“正心诚意”这四个字来矫风正俗，但毫无收效。朱子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但在如何才能培养出朴素人来这一点上也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只能叹息贤人或起于荒山之中，甚至指望社会在大乱之后会出现新的气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