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小结（二）：铁路运作颠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

我1962到1967年在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学习，受前辈科学家严济慈，华罗庚，钱临照的影响，对研究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包括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学，和科技史发生兴趣，并在文革中开始思考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和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欧而非中国。1968到1974年间，我在四川成昆铁路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负责国内第一条采用继电器的自动控制信号系统。工余继续研究物理学，科技史，和经济史。其中几个实践经验，成为我后来用物理学方法研究经济基本问题的起点。

第一个观察，就是文革动乱期间，铁路运作依然是准军事化的计划经济，而不是什么市场经济。铁路的运行计划和定价方式都没有自由浮动的市场价格。英国工业革命的普及，不是来之于纺织机和蒸汽机，而是铁路。英国和后来各国的铁路一样，都是垄断模式的指令经济或计划经济。英国撒切尔夫人后来搞的英国国有铁路的私有化并不成功，降低而非提高了铁路效率。

第二个观察，就是苏联模式的教育体系，把科学与工程分家，不利于科技的跨学科发展。中国引进的苏联的教育体系，按工业部垂直分工。地区进一步分割。铁道部下属的铁道学院，土木工程属唐山铁道学院，通讯和自动控制属上海铁道学院。关系铁路运行安全的核心技术是变轨时的安全装置，只有一根比小手指还细的金属销，没有标明使用的年限。我发现刚刚检查过的金属销，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的前提下，会突然断裂。我是学固体物理的。这叫疲劳效应。比如一个人平时挑一百斤的担子没有问题，但在疲劳时可能挑五十斤就闪腰。飞机工业早就理解疲劳效应，所以飞机到了安全期，即使部件正常，也会提早报废。但是铁道部无此规定。我立即打报告给铁路局和铁道部主管部门报警和备案。不久一个模范工长出了事故，按规定可能坐牢。我替他辩护后，才引起成都铁路分局的注意。1978年我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发现军工部门的过度保密，也阻碍了军工技术的发展，促使我向国家科委建议用专利制度代替国内的评奖献礼制度，才能促进科技体制的发展。但是，中国高教体系的跨学科发展，至今没有进步，反而倒退。

第三个观察，是工人阶级的知识也必须跟上技术革命与时俱进。我所在的电务段的技术主管，是东北日满铁路的老工人，经常教训年轻的工人操作没有日据时代严格。但是国内首条自动控制系统建成后，他拒绝开通使用。原因是事故的责任问题。落后技术是京剧《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人工搬道岔。出了事故负责的是主管运行的车务段。如果采用自动控制，出了重大事故的责任就是电务段。从铁路分局到电务段基层的技术主管都将免职甚至坐牢。这是我后来提出代谢增长论，质疑阿罗的知识积累论的灵感来源。后来我在西方国家进一步观察到夕阳产业的工会，不但没有技术进步的先进性，反而成为产业新陈代谢的阻力。在发展新兴产业时，夕阳产业的工会不如中国乡镇企业的竞争力。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市场，也不可能有完善的法制。安全和创新是一对矛盾。苏联的一长制，美国的泰勒制，都把工人看出分工链条的部件，不尊重工人的积极性。斯密承认劳动分工使工人的知识破碎，无力参与社会组织，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的劳动分工。我在眉山电务段的基层工作，和基层的工人农民相处，比北京上海和知识分子与干部相处简单快乐的多。我发现劳动分工的金字塔体制，是加剧阶层矛盾的体制根源。革命根据地时期和互联网开放系统的自组织，都有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建立基层劳动分工的利益共同体。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的无为而治，和马克思批判劳动分工造成的异化，有相近的观察。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反对政府的过度法制。和斯密“看不见的手”主张的个人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是不同的含义。

第四个观察，就是基础建设的延迟效应达几十年。市场经济的成本效益评价根本不可能投资成昆铁路这样的基础建设项目。成昆铁路在六十年代是为了援越抗美的战略目标，由铁道兵修建的。三分之一的线路在隧道和高架桥上，代价高昂。但是三十年后完全改变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格局。我后来发现德国，美国的基础建设也是在二战期间由政府出资修建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源头实际上是战时经济。这为后来理解东欧转型经济的失败和中国转型经济的成功，打下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1996年回北大执教时，重新研究劳动分工的历史文献，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完全颠倒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真面目。国富论第一部的前五章，是斯密原创的理论贡献。他在第一章就指出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必然打破字给自足的区域市场，也就是形成过剩产能。第三章标题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被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勒称为“斯密定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生态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的基础。因为高效率的生产如卖不出去，就成为巨大的市场风险，不仅不会盈利，还可能因为过剩产能导致滞销甚至破产。所以国际分工的市场竞争，必然是市场规模竞争，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消费的人口，更取决于所控制的资源，这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根源。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平均利润率为零，正是西方媒体攻击的所谓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倾销，比烂竞争，和国内目前的内卷，躺平问题的原型，因为一般均衡下的完全竞争，使任何国家的福利社会无法持续。

非常有意思的是，斯密宣传的国家财富，并没有给出财富的定义。反而在第一部第五章接受政治学家，提出国家是“利维坦”怪兽的霍布斯的定义：“财富是权势（Wealth Is Power)"。因为国家的权势竞争，可以用经济，军事，金融，和法律的手段，控制定价权，拉开商品的真实使用价值和名义市场价值的差距，来创造财富，剥削规模竞争中的失败国家。国家竞争决定大国兴衰和地缘政治格局。这为美国目前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所证实。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完全无视亚当斯密前五章的核心贡献。

更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猜测，却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观察。斯密在《国富论》第四部第二章，提出“看不见的手”，是基于一个粗浅的观察。十八世纪的全球化，是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主导海洋霸权。斯密注意到当时大宗商品的贸易，是荷兰商船从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如今俄国的加里宁格勒）采购粮食运到葡萄牙，返航时不会空载，而采购葡萄牙的酒和水果返销普鲁士。中间无需荷兰总部的干预。斯密大胆推测说普鲁士与荷兰的双边贸易会自动平衡，无需荷兰总部和两国政府干预，他就此宣称这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作为物理学家，不难发现斯密的推测有误。因为船的载重量，容积量，和商品的总值之间有复杂的关系。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经常使双边贸易有持续的不平衡，只能两种方式可以解决，一是战争胜负决定新的权势格局，维持霸权下的稳定，二是政府间的国际协作，缓和贸易不平衡的后果。

我在代谢增长论中提出的《一般斯密定理（Smith-May-Chen Theorem)》，劳动分工受资源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变动的三重限制。这次俄乌战争的经验表明，在和平时期，富国可以抬高高端消费品如葡萄酒和水果的价格，压低必需品粮食的价格，使葡萄牙对普鲁士的贸易长期顺差，而在自然灾害或战争期间，粮食价格暴涨，葡萄牙对普鲁士的贸易可能转为逆差。这是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经常由于长期的贸易不平衡，而发生贸易战甚至地缘战争的经济原因。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断言任何争端都可以由产权交易化解，违背热力学的基本原理。因为生命的活动就需要持续地消耗能量，克服摩擦力做功。科斯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都是物理学的永动机理论，不可能实现。制度经济学的观察，也没有历史依据。否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早就不存在了。

令人惊奇的是，斯密的《国富论》没有任何数学，斯密全书核心的第一部前五章，被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视，却把第四部第二章的一个有错误的小故事拿来大肆宣传“看不见的手”。如此雕虫小技竟然能蒙骗全世界数以万计的经济学家，真是不可思议。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神话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宗教。这除了对抗马克思经济学，抵制创新和演化经济学的功能之外，没有任何能力来应对气候暖化，生态危机，和大战危险。主流经济学如何能找到让新古典经济学继续统治经济学思维的理由？

建议我的云学生们，做学问一定要认真读大师的原作，对核心的假设要仔细考察不同的视角，和历史的案例。不要急功近利，只读营销性质的普及版。最坏的研究时尚是人云亦云，把名作的文献引用一下就万事大吉，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研究什么问题，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尽信书不如无书！

刘禹锡有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用来描写今日经济学的规范变革，此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