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凯特传闻”, 可能撼动英国政体? 绯闻未能言及的内政真相| 文化纵横

杭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

【导读】近日，英国王妃凯特“失踪”之谜在英国引发舆论风暴，也受到全球关注。在讨论英国王室的“八卦”之余，一些人也在提问：英国王室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有分析者认为，舆论对王室的质疑有可能最终导致君主制被废除，而这种推测也并非完全的空穴来风。事实上，英国在二战后已经建立了起了舆论影响内政的基本盘，使得舆论成为政治决策必须考量的基本要素，舆论稳定与内政稳定紧密相关。本文梳理了英国二战后，公共舆论在英国“帝国解体”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分析了与舆论合拍的政党如何维护了英国退出帝国过程的内政稳定。

二战后，国内弥合贫富差距的声音则越来越高，政党为了赢得选民，不断推进福利国家建设。一开始，英国对外殖民地能够提供支撑福利国家所需的财富来源，而随着维护成本逐渐升高，收益逐渐降低，加入美国领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成为更“划算”的选择，舆论开始对“帝国”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这一趋势之下，保守党提出新的外交策略，推动政策逐步与舆论达成共识，逐步解体“帝国”的同时，维护了“帝国荣耀”带来的自豪感，避免了英国重蹈法国走出帝国模式时社会动荡的覆辙。

今天，公众舆论在英国内政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而王室受到质疑，只是英国正在面临的各种危机的一个集中爆发点。未来，英国及其君主立宪制度将何去何从？公众舆论在当下英国又将体现出怎样的力量？都值得拭目以待。

本文原载《学术探索》2019年第4期，原题为《英国国内政治与英帝国解体》，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英国国内政治与英帝国解体

在英帝国解体过程中，英国国内政治发挥了重要但非决定性的作用。英帝国解体以和缓、平稳著称。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帝国解体作为和平的权力转移的结果。英国政府在权力转移的方式和时机方面握有较大的发言权。在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强弱时，英国政府不可能不考虑国内政治空气。因而，从国内政治角度入手研究英帝国解体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往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往往局限于以各届政府为主线。多将政治领域与英国社会隔离开来，强调其相对独立性。未能从英国国家整体发展需要的角度看待问题。二是尽管不乏从反殖力量、国内舆论和政党政治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却没有说明国内舆论、不同政党态度和政府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未能说明国内政治运作的路径。

通过梳理国内政治运作的路径，从英国国家整体发展需要的角度入手，本文试图回答国内政治如何使不惜代价地保留帝国成为英国政府不可能的选择，如何使英帝国能够平稳地解体，没有引发大的国内动荡。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找到一条合适的解释路径。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最为著名的两个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都认为只顾自身利益的帝国主义集团“绑架了国家”，把国家政策转化为对集团利益的追求。

从经济着眼的霍布森指责垄断资产阶级经由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不断输出剩余资本，以阻止投资利润的下降，是帝国扩张的根源。从经济角度解释英帝国解体原因的英国学者，多秉承霍布森的立场。霍布森认为，如果资本家把投向海外的剩余资本撤回国内重新分配，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两难困境可以自己解决。如此一来，帝国的维持或废止成为英国的政策手段，所以，有英国学者认为英帝国的解体过程就是英国撤回海外投资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那么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是如何变迁的?其变化的利益又如何传导到政治领域?这两个问题将在下文中加以研讨。

从政治军事着眼的熊彼特指责军事—政治精英，他们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要依靠帝国扩张的军事功能来加以维持。秉持熊彼特立场的学者多将英国政府的政治和防务考虑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隔绝，甚至同所有的经济背景都割裂开来，好像帝国的维持仅仅是出于本国政客和军事“贵族”的要求。从中自然推理出军政精英衰落到不能维持自身的利益，而导致帝国解体。这个问题也将会得到研讨。

综合两个理论出发点可以使得解释更加全面而富有说服力。可以假设，英国曾形成一个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或称帝国联盟掌握国家政权。在英国，对外投资的金融圈和政治精英的社会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政治精英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国家利益和伦敦金融城的利益并无区别。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通过与军政精英的联盟传导到政治领域。这个联盟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的扩张。无人否认，要维持帝国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一时期，帝国帮助把收入从大批中产阶级纳税人和工人阶级手中转移到一个在国外拥有大量投资的伦敦商业精英集团手中。在各种开支中，为保卫在国外的经济利益而支付的军事开支是花费最大的项目。由于保有帝国的成本为整个国家所分担，受损者分散，所以很少会促成国内反帝国联盟的出现。战后福利国家建设则预备了准国内反帝联盟出现的基础。战后英国的民主政治大发展，达到经济民主阶段，大众要求建设福利国家。在战前，由于保有帝国的成本为整个国家所分担，所以很少有利益相关方在反对扩张方面拥有重大利益，战后福利国家建设改变了这种状况。当普选制造成政治权力在社会中高度分散时，各利益集团都拥有了很大的发言权。民主制对可能推动过度扩张的利益集团构成制衡。在民主体制中，政党要想获得选举的胜利，就必须提出能够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政治纲领。分散而又相互交叉的利益便使得政治纲领通常反映整个社会的最终动机。一般来说，选民们发出的公众舆论，只会支持那些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帝国事业。

▍社会危机塑造出公众舆论

战后的英国政治面临两重危机：国家合法性危机和帝国合法性危机。两重危机塑造出影响英国政治的公众舆论。

（一）国家合法性危机与福利国家建设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证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付出巨大代价的英国人民要求国家政权承认自身的贡献，建设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建设提供了化解阶级冲突、塑造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途径。避免英国陷入贫富分化造成的内部冲突中。

帝国经济暂时提供了弥合贫富冲突的可能。1945～1953年间，英国面临严重的美元荒和初级产品荒。国际收支逆差连年，1945年为70.4亿英镑，1946年为38.6亿英镑，1947年为65.2亿英镑，1948年为48.8亿英镑；财政赤字连年，1945年为7.04亿英镑，1949年为4.88亿英镑。工党政府依赖从美国借贷来的11亿英镑，起步建设福利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的初级产品更显得重要，不仅供应了英国国内急需的农副产品、工业原料，而且出口创汇。1945～1951年，英国投资殖民地的资金约4000万美元，同一时间殖民地存入伦敦的外汇结余增长大约1亿6000万美元。这些美元是维持廉价英镑的凭借。维持廉价英镑则是社会福利建设和充分就业共同的要求。这两项都是获取工人阶级选票的关键。在当时的情景下，国内廉价货币要求一个封闭的海外英镑区，以捍卫英镑的价值、保护海外出口市场以及食品和原材料供应地。

所以，在战后经济窘迫的背景下，英国政府采取既要福利国家又要保有帝国的策略，正是为了协调贫富阶层不同的诉求。1952年，时任保守党政府住房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的麦克米伦认为：“在国内，我们面临着不断加强的阶级持续分化和一种会导致排斥所有既有体制的失望情绪；在国外，我们可能不得不面临着英联邦的分裂和我们沦落为二流国家的命运。”麦克米伦认为挽救这一局面的办法有两条：“滑进劣质的廉价的社会主义，或走向第三帝国”。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对英国国内财富分配体制进行修改，另一种是额外增加从殖民地获得的财富数量。从主观上，英国政府的高官们显然更希望走后一条道路。麦克米伦的设想反映了英国高层的普遍想法。战后处于“共识政治”中的两党对保有帝国具有较广泛的共识。

福利国家和保有帝国一致性的外衣之下，蕴藏着内部紧张。为争取选民，两党不断扩大福利范围，福利支出不断增加，不断侵夺维持帝国所需的军事行政费用。这反映出中产阶层、工人阶级势力的崛起，帝国传统支柱之一的军事行政贵族衰落。福利国家第一，国内经济重建第一。政府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方式由对外的军功变为社会福利。维持帝国所需要的军政花费，使帝国在许多人心目中成为多余的负担。

帝国经济收益和军政花费之间的脆弱比例平衡需要精心维系。1947年印度独立时，正面临筹谋福利国家建设时的经济窘境，英国不可能采取1853年镇压印度民族起义时的政策。朝鲜战争期间，工党政府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加大军备投入，同国民健康服务的花费发生冲突，导致内阁和党内的分裂。在选举中被保守党乘虚而入，故而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政府无论是丘吉尔、艾登还是麦克米伦都寻求减少防卫花费。1971年削减苏伊士以东防卫也是出于同一理由。1971年后英帝国不再作为全球性力量存在，正式解体。帝国荣耀相比福利国家黯然无光。

1953年后帝国经济收益的下降影响了福利国家和保有帝国的一致性。1953年后，殖民地作为农产品和原材料供应基地的地位下降了。这是因为世界市场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需求的减少，便利了英国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供应，合成工业和本土农业的发展也减少了英国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殖民地弥补英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作用下降了。殖民地生产的原材料价格跌落，使得殖民地开发计划不再能获得预期的高额利润。保有殖民地不再绝对有利于英国经济，融入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和货币体系对于英国更为有利。于是，从1953年起英国政府开始追求经济自由化政策，最终在1958年实现了英镑可自由兑换。以此来保障无形贸易的收入，即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虽然无形贸易的收入最为重要，有形贸易的收入也不可轻视。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初，制造业出口到英镑区的比例高于英镑区之外的地区。随着1958年英镑自由兑换和取消从非英镑区的进口配额后，英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到英联邦的数额下降了。如下表所示，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出口转向西欧、北美市场，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了转向，增加了帝国维系和福利国家建设之间的资金紧张。

1953年后至1958年福利国家和帝国之间的资金紧张逐步加深。尤其是1958年后，为保障福利国家，牺牲帝国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当殖民地民族主义浪潮迭起，维持帝国面临昂贵的军事和行政花费时，保证伦敦城为中心的英国无形贸易收入更为重要，有形贸易的对象也发生了转变，垄断资产阶级不再乐于维持一个帝国，放弃保有帝国成为英国政府现实的选择。

国家合法性危机使得建设“福利国家”构成公众舆论的第一基础。公众要求一个“廉价的帝国”，为维持帝国英国政府所消耗的资源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如果消耗过多，就会引起公众舆论的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转向同公众舆论契合。居统治地位的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呈现瓦解之势。

（二）帝国合法性危机与帝国自豪感丧失

在帝国逐渐丧失证明英国国家政权合法性功能的同时，以往维系帝国存在本身的“道德使命感”也在人群中流失，表现在传统上捍卫帝国合法性的“文明使命论”及其衍生的“人民的帝国说”和“姑表兄弟（KithandKin）”情谊走向破产。金融—军政利益集团借以捍卫帝国的说辞发生动摇。

文明使命论可以被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埃德蒙·伯克，成为论证帝国在亚洲、非洲统治合法性的说辞。按照论调，英国的统治推动了亚非历史前进，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非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非洲人被认为是懒惰的、不诚实的、欠缺原创性，没有发明任何文明的事物，没有修建石头城市、缺乏文化成就或者恢宏的宗教，三重劣势注定非洲人被统治的命运。在20世纪40～50年代的英国政客眼中，自治政府对于许多依附地区而言，就如给一名十岁儿童“一把大门钥匙、一个银行账户和一把短枪”（一样危险）。以此为帝国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这套说辞在面对亚非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明使命论产生新的变种。英国公众被灌输一种“人民的帝国”的新帝国形象概念。帝国将不同种族和族群的人们聚拢到一起，在促进殖民地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同时，带给英国人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各种良机。实际上，英国政党通过在国内实行福利国家的政策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赢得执政的机会，所以首先力图满足国内的花费。英国人并不愿意满足殖民地对发展资金的需要。在1946～1960年的15年间，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援助平均仅占到英国毛国内生产总值的0.1%。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帝国难以有预想中的产出。到1951年，经济政策委员会正式通知诸位大臣，大规模增加殖民地的产出是不可能的。1952年底，保守党政府承认帝国特惠制不再能发挥扩展英镑区贸易的作用，已经停止成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工具。“人民的帝国”概念在事实上破产了。垄断资产阶级同军政利益集团的黏合剂失效了。

对于海外移民的“姑表兄弟”情谊，成为维持帝国使命感的另一来源。在处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南非这些有大量白人移民存在地区的问题时，“姑表兄弟”情谊发挥作用。在上述地区之外，大约30万名在中非联邦的欧洲移民和6万名在肯尼亚的欧洲移民唤起了保守党内甚至英国国内普遍的“姑表兄弟”之情。种族平等在这一片地区遭到顽强的抵抗。“伙伴关系”曾被用来作为解决非洲种族冲突的方式。但是在欧洲移民眼里，伙伴关系的含义是不同的，南罗得西亚首席部长说那是“马和骑手的关系”；最好的说法也就像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的声明，即“所有文明人权利平等”，文明的标准则自然由欧洲移民订立。于是，实践所谓“伙伴关系”的中非联邦成为抵制非洲多数人统治的堡垒，而该堡垒正是1953年在保守党手中诞生的。

在1959年，上述“姑表兄弟”情谊受到两起事件的冲击。一件事发生在肯尼亚，有11名囚犯被无端打死在了肯尼亚的霍拉（Hola）劳动营中。另一件事情是中非联邦的尼亚萨兰地区实行紧急状态，逮捕了以民族主义政党领袖班达为首的1320人，杀害48人。几乎同时，在北罗得西亚地区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和同事也遭到逮捕。德夫林（Devlin）使团被派去调查紧急状态，得出的结论认为中非联邦是警察国家。这导致议会和媒体对殖民活动的公开批评。在下议院关于霍拉营的讨论中，一名年轻的保守党下议员宣称：“我们不能，我们不敢，在非洲各地，降低我们高标准的责任感。”结果，“姑表兄弟”情谊在道德上破产了。

保守党政府的政策也随之进行调整。首相麦克米伦承认中非联邦和肯尼亚是“我们（英国）真正的小规模阿尔及利亚”。出于对中非联邦“阿尔及利亚化”的担心，麦克米伦最终还是决定为北罗得西亚在1961年2月举行一次宪法大会。到1962年，不给予非洲人多数统治地位已经不能换取哪怕是温和派的合作。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彻底失败更证明了武力镇压不具有可行性。除非允许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退出联邦，成立非洲人多数自治政府，否则这些地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随着事态的发展，麦克米伦开始感觉“似乎没有人对欧洲移民怀有很深的担忧”。显然，同维持帝国的花费相比，“姑表兄弟”之情被割舍掉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合法性危机的恶化，帝国的“道德”感召力逐步下降。帝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帝国合法性危机转化了人们心中的“文明使命论”，及其衍生的“人民的帝国”和“姑表兄弟之情”的概念。大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被转化了。帝国背后的荣誉感不再。借用此种感情的军政利益集团被孤立起来。帝国荣誉感消退，同时选举政治对政府决策产生的巨大影响，加速了英帝国的崩溃。

▍受公众舆论影响的政府政策

毫无疑问，就英国国内政治而言，英国政府在帝国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由于两党政治体制，议会在理论上对于英国海外领地特别是皇家殖民地所具有的权威已经丧失，政策制定的主动权掌握在占据政府部门职位的人手中。至于议会之外所存在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更不能影响到非殖民化的主要进程。

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府不得不在福利国家第一和帝国自豪感两种舆论趋势之间寻找一条大致的中间道路。两党都是在做出扩大社会福利的承诺下，上台执政的。因而两党都将福利国家建设摆在第一位。同时，如前所述公众仍保有一定的帝国自豪感。在实践中，往往会形成福利国家建设和帝国维持之间资源投入的此消彼长的矛盾。政府不得不寻找一条中间路线。而且帝国问题不被公众理解为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一连串问题的集合，更增加了政府协调的难度。一连串问题包括两次重大危机和一个平缓过渡。两次重大危机中的一次是1947年南亚独立，另一次是1960年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走向独立；一个平缓的过渡即从帝国过渡到联邦。在公众舆论的指引下，政府采取了适当的协调策略，没有引发国内政局的大波动。

（一）经济开发优先下的帝国非洲转向

1945～1951年间，工党执掌政府期间的做法符合这一时期的公众舆论的限度、主要关切点。如前所述，这一时期英国舆论关切的是建立在本土经济恢复基础上的福利国家建设。当时英国经济还严重仰赖帝国经济的支持。保有帝国和维持国家合法性统一在一起。所以工党的帝国政策偏好以经济开发为重心，是不同于往届政府政策的鲜明特点。工党理论家认为维持全球秩序尤其经济秩序是帝国合法性的根源。工党政府的最大任务不是削弱帝国，而是寻找加强帝国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其战略和经济潜力。故而工党政府提出了“人民的帝国”概念，以保全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7年工党政府迎来印巴独立，并确定非洲作为帝国存在的新基石。“在所有纠葛缠绕成一团的事务中，艾德礼政府被锁于国内危机之中，关注社会改革和经济稳定要求的平衡，领悟到需要斩断同飘忽不定的已成为净债务的依附地区的联系，同时紧握住那些良性资产。”英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已难以应付压制印巴民族主义运动所需的开支。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满足塑造国内合法性的开支，需要兼顾公众的帝国自豪感，不得不寻找一个替代品作为帝国维持的精神和物质出口。这个替代品必须更廉价且足够大，大到仍旧能够彰显出帝国的庞大。非洲“将成为印度的代替者，更为温顺、更具可塑性、更为虔诚”。所以，艾德礼在承认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是“浪潮而非泡沫”的同时，认为非洲“文明并不发达”，在这里太快交权是危险的。通过宣扬非洲作为帝国的新基石，工党政府缓和了此时复杂的公众心理，即希望在统一帝国经济的基础上，在不妨碍国内福利国家建设的同时，尽可能保有帝国，并且以此弥合了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内部的裂痕。

南亚独立后，公众舆论重新整合，集中表现在中东问题上。此时，公众舆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节约维持帝国的花费，另一方面文明使命论支撑的帝国自豪感仍处于高潮期，公众舆论要求保有帝国的呼声不低。1947年4月30日有一份备忘录建议应集中力量到非洲，内阁就此展开争论。首相艾德礼和财政大臣主张放弃中东以减轻财政负担，集中力量到非洲，贝文代表的外交部和军方则认为需要中东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和抗衡苏联威胁。艾德礼最终放弃先前的主张。工党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由于英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民族为界限共享垄断殖民地的超额利润，工党政府决策人物艾德礼、贝文、莫里森和克里普斯都不反对维持原有的帝国义务。所以，公众舆论对南亚独立的默认并不意味着公众对帝国的漠视，节约花费和帝国自豪感结合为保有“廉价帝国”的理念。在这种理念影响下，工党政府虽不得不从南亚撤退，却不敢从更多的地区撤出，只要维持帝国的开销不至于危及福利国家建设。

如前文所述，1953年后“人民的帝国”说辞的破产，使得工党改革帝国的理想主义趋于破产。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有解体之势。工党捍卫帝国合法性说辞的破产，使其党的殖民政策较保守党更倾向于同情殖民地人民。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工党批评保守党政府用武力解决是不明智之举，与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相违背，损害了英国的长远利益，适时让步更有利于保持英国影响。这同1960年后保守党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形成共识。

（二）紧随时势的保守党政府

如果说工党的帝国政策显示出理想主义色彩的话，保守党的政策更多体现出实用主义的色彩。虽然被称为帝国党，但在维持帝国的努力受挫时，保守党也能把放弃殖民地当作维护英国大国地位的手段。

在保守党执政的1951～1964年间，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利益不断分化，公众舆论不断转变，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1951～1953年、1953～1958年和1958～1964年。其中1951～1953年属于1945～1953年的公众舆论大历史阶段中，在这一阶段中帝国经济同英国福利国家建设具有一致性，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的地位巩固。同时“人民的帝国”理念增强了帝国自豪感，反而公众舆论对印巴独立持有一种漠视感。帝国仍旧被视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一环。1953～1958年间帝国经济同英国经济开始分野，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开始出现利益分化，但文明使命论塑造的帝国自豪感仍旧在公众中反响强烈，帝国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并未发生多大变化。1958年英镑实现可自由兑换标志着帝国经济同英国经济恢复彻底分道扬镳，几乎同时1959年“姑表兄弟”之情被揭露出如何在非洲被滥用，最终帝国成为负面的形象。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解体。公众舆论明确了福利国家第一，丧失了维持帝国的道德感。1960年后短短数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国便纷纷独立了。

在上述公众舆论环境中，保守党的帝国政策不断调整。表现为三环外交政策的重心在不断转移。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曾提出三环外交政策，即视英国在英帝国/联邦的超然地位、在欧洲的核心地位和在英美关系中的伙伴地位为捍卫英国国际地位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从政治上支撑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帝国一维曾被丘吉尔、艾登政府高度评价，视作维系三环的核心支柱，因而决心“保持变化在界限内”，受1956年苏伊士危机触动，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英美关系上升为三环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欧洲维持在第二位，1960年外交部官员称：“英联邦不是并且将再不会成为绝对意义上可与美国或可能的西欧共同体相比拟的权力源泉。”这也预示了可投放于维护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资源的严重消减。

1960年后非洲殖民地突然性地加速独立，开始了英帝国解体的最后阶段。这同保守党内舆论的变化分不开。1959年大选的胜利使首相麦克米伦提升了权威，也让持着更自由观点的年轻派进入议会。这些人没有老派对帝国和白人移民的情感寄托。在这样的氛围中，当麦克米伦判断难以阻挡民族解放的浪潮，他便较为迅速地顺势而为，以便为英国赢得更多的利益。当保守党内老派领导人索尔兹伯里勋爵因反对新政策辞去内阁职务时，时任殖民大臣的伦诺伊德-博伊德（Lennox-Boyd）在党的联邦事务委员会会见了120名后座议员，调查证明党内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我们的政治环境是好的，没有理由不安。”保守党思想已经完成了整体调整，同公众舆论的转向高度契合。随后在数年时间中，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帝国丧失了最后一块大陆级别的殖民地域。

（三）舆论共识下的英联邦转型

为避免舆论对政府决策可能出现的激烈批评，英国政府更愿意让殖民地作为英联邦成员和平独立。公众舆论对发展英联邦有相对恒定的共识。无论金融—军政利益集团联盟存在时期还是其瓦解后的残余力量都希望有一个自身利益优先的“后院”。这种意识的表现之一便在于处于“共识政治”中的两党对保有帝国具有较广泛的共识。不仅保守党首相丘吉尔不想阻止英帝国的衰亡，而且工党首相艾德礼甚至哈罗德·威尔逊也是如此。如一位保守党政治家所说的：“殖民地政策几乎是两党在目标和宗旨存在广泛认同的仅有领域。”两党制因素有助于维持英国政局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英帝国何以能平稳地过渡到英联邦。

在英联邦问题上，两党持有一致意见，将其视作保存英国世界影响力的途径。在工党的设想中，英联邦将替代帝国，在英国的领导下，前殖民地将通过联邦特惠制和技术援助联合起来，作为沟通东西方关系的桥梁。保守党的领导人心中也认为英国保持世界权力基于将独立后的殖民地纳入英联邦。当1961年保守党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时，两党都认为应该以确保英联邦在英国政治中的地位为前提。在保守党政府看来，加入欧共体是对抗苏联的需要，确保英国的世界地位还要依赖英联邦。英国内阁最终得出决议：尽可能地保持英联邦产品自由进入英国。除非英国能够获得有关英联邦问题的满意协议，英国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参加共同市场。

由于两党对英联邦的重视，是否在英联邦内设立两个等级的成员资格成为一项在英联邦内争论十余年的议题。成员资格问题先是围绕新加入国家的种族构成展开。1947年印度独立并于1949年变为共和国。使得英联邦面临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是否给予印度同等于原有老白人成员国的资格，第二个挑战是是否修改英王作为各成员国国家元首的既有规定。对于艾德礼政府来说，为建立抗衡美苏的第三世界强权的国际地位，英联邦需要尽可能地大，印度需要不计代价地被保留在英联邦内。因而，先是同意印度以与白人成员国同等的资格加入英联邦，后又承认共和国也可作为英联邦成员，英王仅作为英联邦的象征。20世纪50、60年代之交，是否设立两个等级的成员资格围绕各地地域面积大小不同展开。讨论的核心仍是想将亚非拉新独立地区划为第二等成员资格。由于担心“无止境的（联合国）干预和反殖阵营制造的麻烦”，为尽可能扩大英联邦的影响，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小殖民地的充分成员地位。

正是由于英联邦的壮大，英国政治领导人更容易申辩帝国解体不意味着英国影响在欧洲之外世界的结束，非殖民化是帝国以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英国公众也乐于接受帝国解体是英帝国自我革新产物的说辞。帝国解体未引发国内政治动荡。

▍结语

战后社会危机显示了原有经济、社会结构的破裂。一个政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要考虑两个基本的要素：国家整体经济状况和支持自己的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国家经济状况好，则执政党容易保住政权。战后英国经济状况同帝国经济体系的关联度逐步下降。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也发生变化，帝国在其利益构成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如前所述，1945～1953年间，英国面临严重的美元荒和初级产品荒。垄断资产阶级向帝国投资同英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契合，英国政府得以采取既要福利国家又要保有帝国的策略。1953年后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开始转向追求面向全球的金融利益，英国政府开始追求经济自由化政策。英国出口转向西欧、北美市场，显示垄断资产阶级投资方向发生转化。保有帝国的经济价值下降。甚至，保有帝国同英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产生背离。

如前所述，在建设福利国家花费的限制下，军政人员的地位在不断下降。战争为军政贵族加强其相对于国内其他集团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但在无回报战争中耗费国家资源的统治者将会陷入困顿，遭到国内其他群体激烈的反对。苏伊士危机在改变人们对军事权威的态度上起到关键性作用。经过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那些被认作帝国社会价值观基石的观念衰败了，以军政作为主业的英国贵族已不能自信地宣称依靠继承的责任作为民族和帝国的统治阶级。苏伊士危机刚好为不满的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反对自大和不称职的统治阶级的良机。当时的英国电影表达出新的挑战就有仰慕军事贵族的价值观。苏伊士危机之后，军政精英已然不能发挥阻碍帝国瓦解的作用。他们唯有顺从英国社会整体的利益诉求，放弃帝国。

为了掩盖自身私利，金融—军政联盟曾推出宣扬保有帝国必要性的意识形态，将自身利益隐藏到国家大众的共同追求之中。文明使命论、人民的帝国和姑表兄弟之情等意识形态的兴衰具有象征性。这些保有帝国的意识形态充当了联盟内部、联盟和大众之间的黏合剂。随着垄断资产阶级从帝国统治联盟的退缩，以及大众经济利益的转移，意识形态失去了经济基础，逐渐失去确保帝国的功能。联盟也走向解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实施帝国政策。工党是福利国家的倡议者，却提出了“人民的帝国”口号。因为他们为了执政不仅要照顾支持自己的核心阶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而且要注意到帝国联盟的利益诉求，所以才有“人民的帝国”这一口号，试图通过对内实行福利国家、对外维持帝国来谋取最大量选民的支持。保守党的核心支持力量是帝国联盟，却不断下调帝国在施政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原因在于军政贵族的势力的衰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转移，大众要求福利国家的呼声高涨，保守党不得不做出上述的调整对策。

可见，政府政策大体遵循了公众的意见，化解了社会危机，使得英国没有如法国帝国解体那样引发国内政治不稳定。由于民主制，英国政治制度具有能够从帝国抽身而退的能力。对于福利国家的关注和帝国道德合法性丧失，让英国人的情绪得以转移。由于有技巧地强调作为英帝国的化身，英联邦能够继续保持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英国的世界地位。英国人丧失帝国的情绪得以缓和。

英国国内政治决定着帝国解体的节奏。社会危机显示了居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盟隐藏的危机。在危机的刺激下，利益集团联盟改变自身的诉求，适应了新形势的发展。同时，民主制的存在使利益集团联盟不可能孤注一掷。显性表现为不同阶段公众舆论的指向不同，为不断变化的政府决策需求套上笼头。公众舆论框定出政策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政治领导人决策的出发点。当帝国有助于福利国家建设和经济更新时，公众舆论就支持花费一定代价保有帝国。反之，则会产生放弃帝国的舆论。公众对帝国的自豪感随国家合法性危机的解决程度而变动。从时间维度看，公众对帝国的疏离感随时间推移而加强，影响着政府政策。由于社会危机的解决方式与保有帝国分野，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帝国平稳瓦解。

简单来说，帝国解体的实质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盟丧失了维系帝国的能力。从利益集团联盟的角度出发能较好地阐释历史，说明联盟假设不失为一条可行的理论解释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