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16.5亿元战略投资，对话史记生物：中国生物育种“芯片”公司如何炼成？

今天，随着各个行业步入深水区，大家发现最终决定企业间差距的大多还是来自产业链后端和研发端。

对于很多习惯了“速胜”的玩家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向继续大干快上，但所谓的研发壁垒，真的是由资金量级决定，或者说是可以靠短期的资金投入来追平的吗？

最近，我们和史记生物董事长李双斌、首席科学家傅衍聊了聊。在他们看来，资金虽是支撑科研成果的基础保障，却绝非决定胜负的关键要素。真正的核心在于背后那套科学严谨的研发体系、持续投入的战略定力以及对行业前沿趋势的精准把握。

而当我们深究更底层的逻辑，会发现一切战略决策与实际行动，其实都植根于人的价值观导向。正是在这种理念驱动下，史记生物开辟了一条“芯”破局之路，不仅在成熟技术领域取得了质的飞跃，更在原创技术板块做出了创新。

作为专业种猪育种领域的领军企业，史记生物在近年来以其突出的表现引发了产业端的多方关注。

2022年，天邦股份启动管理层收购（MBO）程序，将全资持有的史记生物51%股权转让给以企业管理层和员工为主导的持股平台；2024年2月25日，史记生物获得通威农业16.5亿元战略投资，整体估值跃升至55亿元人民币，冲击A股动物育种第一股。

而在脱离母公司之后，史记生物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斐然成绩：据董事长李双斌透露，2023年史记生物销售额一举突破18亿元，净利润超过2.3亿元；而在业务核心指标上，种猪对外销售量达28万头，同比增长近30%。

它的突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研发驱动背后长期价值的胜利。而从史记生物的案例中，或许就能找到前面那些问题的真正答案。

2020年，中国种猪市场规模约为千亿，但就是这样一条宽广的赛道，之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

直到近年来，资本的青睐以及一众育种企业的涌现，才让育种越过养殖一个身位，出现在台前：

2022年9月，温氏集团全资子公司中芯种业获得了23.33亿元的融资，公司估值抬升至100.57亿元；2024年2月，继22年开启MBO进程（管理层收购）之后，史记生物获得通威农业16.5亿元战略投资，冲击A股动物育种第一股。

那么，生猪育种当下到底站在怎样一个十字路口？

想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往前追溯40年。中国近代种猪育种的行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后，随着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对猪肉的需求增加、对肥肉的需求减少，我国迈出了大规模引进外来猪种的步伐。

因为相比于中国的本地猪种，这些洋猪品种“长得快、吃料省、瘦肉多”，但中国本土猪也有自身的优势，比如高繁殖率、耐粗饲和强适应性。

因此，为将二者的优势基因结合，运用杂交手段培育“土洋结合”品种成为80年代中国育种的“指南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包括浙江白猪、湖北白猪在内的五六十个经国家审定的新品种。

遗憾的是，虽然“土洋结合”相较于本地猪种确实有改进，但在养殖效率上却始终不如杜长大（借助欧美的大白猪、长白猪和杜洛克猪杂交生产的高性能商品猪）这类“外三元”猪种。

“在养猪人面前只有效益说话”，史记生物首席科学家傅衍介绍，“所以这些品种培育之后只使用了较短的一段时间”。

注：“杜长大”的三元杂交体系

来源：宸睿资本，史记生物

于是在90年代初，种猪育种业开始回归到“围绕外来品种开展本地化育种”。

一方面，外来种群的引进并非毕其功于一役。如果不具备选育能力，经过2-3代的繁育，品种便会开始退化，这也是大多数猪企和育种企业困于“引进、扩繁、再引进、再扩繁”死循环的关键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对于生猪性能的需求也不一样，基因和环境有互作效应，国外的种猪也应该适应中国的环境。

但看似行业利好频出，海外引种的政策补贴也是阻碍育种市场化的一道鸿沟。“补贴后，从国外引种比自己育种投入少、见效快，大家哪还有动力自己育种？”提到这点，傅衍还是有些唏嘘。

这种尴尬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前后，逆全球化思潮开始蔓延，大国间的贸易摩擦变得愈发频繁，行业发展才出现了新的变化。

2018年，非洲猪瘟的爆发给中国猪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就在急需大量海外引种的时候，作为中国引种来源的两大核心国，美国和加拿大却相继竖起了引种的“暂停牌”。直到今天，加拿大的引种禁令都未有松动迹象。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种猪育种不再被认为是慢工出细活的科研探索，而是摆脱种源垄断的首要任务。

于是，政策开始指向更加明确的方向，即扶持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化育种企业，未来国外引种补贴或将成为历史。

史记生物董事长李双斌认为，“想要在国家农业部申报一个新品种，需要有5个世代的连续选育期，所以这4-5年会是一个打造专业育种公司的时间窗口”。

于是，瞅见行业势头的史记生物迅速在2022年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开始从天邦股份剥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中芯种业等一众企业也陆续开展组织结构变革，种猪育种企业的市场化布局自此进入战备的白热阶段。

来源：公开资料，浪潮新消费整理

来源：公开资料，浪潮新消费整理

目前，市场上并不存在一家绝对意义上的龙头企业，育种行业依旧保持高度分散的竞争格局。

2020年，我国种猪企业CR5仅5%（按中国市场营收统计），而国外种猪企业CR3接近50%（按照全球营收统计）。

显然，育种行业终将呈现出寡头化格局，这也意味着，当下的3000家育种企业将在不远的未来直面激烈的汰选。

前几年，非洲猪瘟引发了巨大的种猪供需缺口，催生了坊间的一种特殊做法：将商品猪当作种猪使用。

诚然，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短缺和猪价飙升的问题，但种猪基因能够对商品猪的生产性能带来较大的影响。选用商品猪做种猪，后代性状表现普遍偏弱，长远看来，这是得不偿失的。

在李双斌看来，在漫长的下行周期中，养殖企业对成本愈发关注，市场化育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终归会回到育种水平上——只有远超同行才能在市场立足。

那么，什么才是支撑育种水平持续跃升的核心要素？

技术显然是其中一环。当中国真正踏上科学育种之路，很多优秀的专家从海外驰援，带回了最新的技术。傅衍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他曾经供职于世界级龙头育种企业PIC，后来和众多同事一起加入天邦。

在他看来，中国的育种技术并未缺位，核心在于是否使用，以及使用到了什么程度——但这个模块确实有较大的资金需求，极为考验育种企业的实力与科研态度。

以史记生物为例，在育种技术应用板块的成本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块：

首先是料肉比（饲养的畜禽增重一公斤所消耗的饲料量），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指标，甚至占据生猪养殖成本的70%。要想测算料肉比，就要购置特殊的设备（种猪自动喂料器）。

然而，一台设备的价格高达60000元，而且同一时间只能完成测定13-14头猪（开测15头），史记有近400台自动喂料器（包括种猪测定用和营养试验用）。

其次是基因组测定，这也是不可或缺的步骤。需要采购特定的芯片，而一张芯片的成本就近150元。

此外，活体测定胴体组成是育种中的一大难题，因为这个数值只能在屠宰后确定，但屠宰后测定的方式无法在育种中应用，所以很多企业在选育时会忽略这个指标。

史记生物在与法国CG联合育种期间，研发出了全国唯一、全球唯三的CT测定技术，克服了活体猪胴体组成检测的难题。

只需要简单扫描，肌肉、脂肪、骨量等数据就能迅速得出——当然，这部分也需要一大笔开支，一头猪的费用约60元，而设备和软件的开发费用更是昂贵。

最后，测定后公猪的淘汰也是育种成本中很大的一环。史记种猪统一在24周龄结束测定，公猪在125公斤左右。

评估后前2%用于育种，前30%进入公猪站对外供精，挑选后留下的公猪会做淘汰处理，因为没有阉割，猪肉品质差、有膻味，只能低价处理，每头公猪会给企业带来700元左右的直接损失。

选择强度大，遗传进展就快，所以育种要求群体大，并且是各性状都做测定的群体，这样根据上述列出的费用，育种成本就会很高，这些育种成本还只是众多研发费用中的一部分。

但“技术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是必须的，通过扩大测定群体、加大选择强度，可以快速获取数据的厚度并真正实现育种进展，这才是国内育种企业能够快速追赶海外竞争对手的底气所在”。

"Know-how"也是育种企业的无形知识产权。

中国更多是凭个人经验养猪，这样的弊端非常明显，思维容易固化，而且和个体绑定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国外养猪业已经把经验沉淀为了规范的流程文字，而且在不断优化。

借鉴国际龙头企业的管理经验，形成规范化的科学流程，能够极大提升企业在育种方面的执行力和适应性——经由傅衍等人，接力棒由PIC、CG等优秀企业传递给史记生物。

综上，科研态度、资金投入和人才储备共同组成了育种水平的基石。

史记生物正是凭借在这三大维度的扎实基础，成功构建了独特的育种成果壁垒：其培育的种猪在PSY（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生长速度、料肉比和存活率等关键性能指标上全面超越行业平均水平。

当然，育种水平只是产品终端的一个维度。在李双斌看来，想要取信市场，还有两个关键：

第一，育种企业需具备一定的种群规模，以便在下游养猪业集团化趋势下，能够响应中大型企业的规模化采购需求，从而塑造优秀的用户体验。

第二，育种方向应基于充分的市场洞察，前瞻性地布局那些重要但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提升难度较大的性状研究，比如抗病性和肉质改良——史记生物正在这两方面积极发力，用他的话说，就是用抗病育种满足数量上的稳定性，用肉质育种满足消费者需求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

实践证明，史记生物在行业变局中的思考和做法正逐步获得市场验证，2023年录得销售额超18亿元，利润逾2.3亿元，种猪对外销售28万头，年增长近30%。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资金密集型行业，资本就是决定性的吗？

其实不尽然，它固然可以加速产业的发展进程，但并不能决定一切。真正支撑育种企业在市场立足，并摆脱对外依赖的关键力量，或许更多地来源于对科学育种理念的坚守、对技术研发投入的决心，以及对市场终端需求敏锐而精准的研判。

有人说，史记生物是时代助推下的成功典范。毕竟“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饭碗终究要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国家的大势所趋。

不可否认，时代背景下的政策利好为史记生物的飞速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但完全将成功归咎于时代红利也有失偏颇，毕竟并非所有受益于外部环境的企业都能取得成功——能否真正把握机遇并乘势而上，还是取决于企业的内生动力和战略选择。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团队在近期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中等技术陷阱”的概念，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度关注引进、模仿、发展“1-10”的成熟性技术，而在“0-1”的原创性技术投入不足，很容易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陷入瓶颈。

以芯片行业为例，我国虽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政策扶持，却依然缺乏原创性的技术突破，也没有在成熟技术上的明显跃迁，行业面临高质量发展的严峻挑战。

但史记生物显然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它并没有止步于跟随国际育种巨头的步伐，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自主研发出了CT测定技术，并通过十年的培育，给外来品种打上了“中国史记”的烙印。

它更是在原创性技术研发上取得了突破，研发了超高频芯片，追踪种猪后代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解决育种公司面临的基因与环境的互作的难题，设计研发了低密度芯片，开发了配套的Imputation填充技术（从低密度填充回高密度的准确性达98%），试验培育了抗蓝耳病基因编辑猪，多组学（基因组、代谢组、微生物组、表型组）技术在育种上的应用也正在研究之中。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史记生物独特的精神内核——李双斌深耕30载立志引领行业，傅衍则矢志让中国种猪不再受制于海外。

于是在市场波澜未起之时，他们已悄然打造出一艘远航巨轮。

史记生物的成功并非偶然，它为其他寻求破局的企业提供了深远的借鉴意义：

在时代洪流中，企业不仅要借力政策东风深化成熟技术的“1-10”，更要坚守初心，勇于探索未知技术领域的“0-1”，通过深度的研发投入、坚韧的战略定力以及精准的市场定位，实现真正的自主创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升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