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改革梦

    与前朝迥然不同的新世界——宋朝，进入11世纪陷入了连续不断的入侵威胁中，更不幸的是，侵略最终获胜。两百多年间，这种外来威胁与宋朝的经济社会息息相关，于是社会运动思潮一度承载改革图强的梦想。尤其是11世纪，有识之士以改革为己任，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抱有整体观念，开启一个政治、社会制度改革大尝试的新时代。

    1038年，唐古特人建立了西夏帝国。由于唐古特人的威胁，地方官员范仲淹（989—1052）向朝廷提出遏制西北部新强邻的一揽子计划。1044年，与西夏讲和，似乎取得部分成功，功绩应归于范仲淹。范氏及其盟友应召掌政，事实上执行了十点改革计划，牵涉到官吏的招募，晋升体制，土地及税收制度等。

西夏王陵遗迹

    但范仲淹对现存制度只是作单纯修补。反之11世纪下半叶实行的改革就显得更加大胆和深入。深化改革运动——“变法”固然与此时代的思潮不可分割，但与历史状况的关系更为密切。契丹与西夏步步紧逼造成的艰难时局，迫使北宋朝廷力图矫治防卫制度的缺陷。由于军事问题不可能与其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分开，因而终于面向整个体制实施变革。

    1067年，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1048—1085）即位。胸怀大志的神宗对宋朝能持续百年太平却制御不了西夏这样的小“夷狄”深感恼火，引以为耻。即位之前就听说有王安石这号博学之士，神宗找他来商讨。王安石认为宋朝的政治只是任其自然，还算太平，但缺钱兵弱，国势不振。神宗听后同意王安石的看法，图强之心甚为急切。

    王安石早有改革成案，因为他曾在仁宗时期上过万言书。其内容主要陈述改革，首先指出人才不足，原因在于教育体制不完备，并且详细论述了如何培养、选拔及使用人才。作为当时的改革论断，有理有据，可以说王安石在当时是最有见识的官员。得到神宗的大力支持，拉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大幕，王安石很快被任命为宰相，拥有代行君主的巨大职权。

    王安石的新法大部分于1069—1073年间实行，改革内容十分贴合宋朝“重商之国”的发展特色，涉及税收、经济、军队、行政、教育等诸方面。大凡实施改革，必有其信念。在具体认识新法举措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简单探寻一下王安石的改革信念。

    北宋一朝主要的改革人士原籍多出于东南地区，如范仲淹诞生于苏州，而王安石生于江西抚州，这些地方的经济在当时均取得最快增长，进而导致区域财货频繁流通。两人的某些信念无疑与其籍贯有关。他们认为，富人之所以有可能剥削穷人，乃财富流通受阻而且实行敛财之故。王安石的看法则更进一步，他反对看来流传甚广的静态经济观念——这可以说是统治阶级倡导的祖宗之法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他坚决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可以既增加众人的生活资料也增加国家的收入。

    近人谈及王安石“新法”用上了“社会主义”一词。无疑，11—12世纪若干知识阶层以及底层民众曾怀有社会公正理想，甚至抱有平均主义倾向。虽然王安石的目标并非要否定社会基础与政权基础，但他更多考虑到自由观念与行政官员的问题。王安石还反对专制政治，深信法律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调节作用。

    当时，唯有小农负担直接税与提供劳役。在王安石看来，小农遭受事实上的歧视及其法律地位低下，乃是国家衰弱的深刻根源。贫苦农民饱受剥削，小手工艺者、小商人也一样，后者则遭受富商控制的行会奴役。他认为，改善小农境遇，恢复捐税分担方面的一定程度的公正性，就有可能联合小农更有效地对抗北方诸国的蚕食。

    王安石振兴国势政策的中心是强兵，而强兵必须有钱。由于民间贫富差距很大，社会状态非常不平等。作为一套社会政策方案，王安石改革的落脚点，即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减轻农民负担。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抵制囤积居奇，实行粮价监督，改革税制防堵偷税漏税行为。

    其次，王安石的另一远大抱负，是为国家打造一支一心为公的忠实的行政人员队伍。为此目的，他决定大大提高官员薪俸；同时改革过于形式主义化的科举制度，经济、法律、地理等实学受到极大重视。州、府一级均设立靠特别地产维持的公学，从而扩大了开科取士的基础。

    接下来，看一看具体举措和实际执行成效。主要有这些方面：（1）农田水利，（2）青苗，（3）均输，（4）保甲，（5）免役，（6）市易，（7）保马，（8）方田，（9）免行钱等。

    （1）中所说的农田水利，是开垦荒地、灌溉旱田，增加土地收入的方法。（2）中所说的青苗，是修建常平仓，官府蓄存一定的谷物，民间谷价升高时卖出、降低时买进，算是一种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

    实施青苗法所用资金就叫青苗钱，类似今天的小额贷款，即春天耕作需要资金时，由官府借给农民，秋天收获时农民在本金之上再加二分利返还官府。这二分利积攒下来就成了常平仓的本金。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王安石当地方官时就试行过，效果不错。

    这项政策的成败关键就在于实施者。如果是王安石这样的有见识且廉洁的人、为农民利益着想的人，肯定会有好的效果。但是，推行到全国后就出了问题。因为不是所有官吏都是王安石那样的父母官。

    一方面，从有利于增加国库收入来说，官吏中出现只想提高利息彰显自己政绩的现象，回收困难时就从农民那里巧取豪夺；另一方面，从农民视角来看，春天借秋天还，对于通过艰苦劳动增加土地收获的人是件好事，但对于那些长期过惯任其自然生活的“懒人”，强行其借钱又要其还钱，就会出现借到钱时乱花，到还钱时却拿不出来的情况。所以，一个出发点很好的政策也会造成不好的结果。这就是青苗法执行不下去的现实原因。

《清明上河图》局部

    （3）中的均输，本来精神很好。考虑到农民以实物交租纳税时从老远的地方送到收税的县城，又费钱又受累，如果能让农民不送实物就能完税，那该多好。于是，这一改革新举措就把所要交纳的实物在其产地行情好时卖出，再在就近的大集市上便宜时购进，可以节约购价和运费，按市价买卖还能获利，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

    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地方官吏首先想到的是官府收入，卖时强行以高价卖给百姓，买时强行低价买进，造成买卖双方都叫苦不迭。旧时代的官吏都有雇佣的劣根性，大多数官吏不会把老百姓的利益当回事，也不见得会把他的主子的利益也完全放在心上，所以再好的政策都是很难发挥出实效来。

    （4）中的保甲，是改革兵制的具体方法。它与免役法互相结合，涉及军制、财政两个方面。此前，宋朝的兵制是终生性的职业兵制，军队靠老百姓养活，队伍连年膨胀，增加负担不说，还不能做到有效地防御外敌。王安石的新做法则是创建农民卫队，让老百姓去维护自己的安全。这种队伍十家为一“保”，受正规训练，拥有武器，因而可以减少正规军臃肿的兵员。

    （5）以前法律规定了徭役义务，一年里百姓有若干天为公家服徭役。唐代所谓“租庸调”中的“庸”就是指服徭役。其弊病是，大家怕服徭役，成年男子想法设法藏起来。当时的人口普查没有信用也在于此。连年战乱时人口锐减，是因为很多人都隐身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免役法规定根据家产的多少付免役钱。等于把过去实行的“差役制度”改成了“雇役制”，就是说，交钱的人可以免除徭役，这个款项叫“助役钱”。这种办法从官府方面来说，是增收的根本计策。对于那些只有一个儿子不愿服役的家庭、都是妇女的家庭，向官府付钱免役，不失为一个巧法子。原则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所以在王安石的各项政策中，能被公认有效的就数此法。

    （6）市易，即百姓向官府借钱的方法。具体内容是，百姓用土地或其他财产作抵押向官府借钱，到期偿还者付二分利息；到期没能偿还者除利息之外，每月罚款百分之二。

    “助役钱”本质上是一种罚款。自古以来，罚款是东方民法中的一把“万能钥匙”，似乎没有什麽问题是“罚款”解决不了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罚款的法律功用在宋朝被发挥到了新高度，这大概也能反映宋朝社会“重商主义”横行的一个例证。

    （7）保马法即是应付战时急用的借马规则，只限于局部地区。征伐西夏时招募了义勇兵，但马匹不足，为解决问题官府向养马户借马，或买马。对借的马每年进行一次检查，如病或死了，养马户可以获得赔偿。

    （8）方田即均一收入法。任何人的土地都以千步为方进行面积测量，再考查土地的肥瘠程度，分成不同等级，不管年景如何，按固定标准纳税。这样，官府有了固定收入；百姓以丰补歉，生活基本没有问题。方田法确定了赋税的缴纳原则。

    （9）免行钱即商贩行会的执照钱。对各种商贩行会，量其效益规定纳税数量。免行钱是确定行会交纳营业税数量的方法。

    以上即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措施内容。用心非常好，无可挑剔。如果百姓都非常勤劳，积极利用政府的政策努力增加收入，自然能从中获益，官府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虽然政策很好，但贯彻落实的要求和前提是官吏必须无私，百姓必须勤奋。而现实情况是，多年来官吏不廉洁，百姓“不思进取”。

    不顾官吏、百姓的素质这一最大的国情、民情，一味实施“先进”的政策，招来许多非难，更何况改革使过多拥有特权与既得利益的人受到危害。如果同僚不拆台，群众都支持，即使起初大家吃点苦，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看到实效吗？

    可惜，由于没有马上见效，跟着遭到各方攻击，局面变得越来越坏，实效犹如一场春梦。可以说，当时的资深官僚几乎都反对，“军界大佬”韩琦最先出来反对。与王安石是同一辈人司马光所持反对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新政策会造成天子与百姓争利，只考虑天子的收入、官府的积累，为百姓谋利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种政策不是王道。然而，反对派看似有充足的不支持改革的理由，他们却提不出更加积极有效的方案。

    王安石陷入四面楚歌，有些年轻官吏为图自己的发迹，投王安石所好，聚集到了他的麾下。这些年轻官吏虽有才干，但普遍缺乏政治的良心，且多有精致的利己者。神宗终于挡不住朝野的压力，让王安石下台。此后，原本由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吕惠卿接过相位。从贯彻王安石的新法，使其彻底服务于朝廷的目的来说，吕惠卿是很合适的人物。但他缺乏一心为国的诚意。

    吕惠卿的工作是把王安石的新法向更符合朝廷的利益方面扩大，其法叫作“手实法”。这种方法使百姓的营生更加困难。由官府制定物价标准，让百姓把自己包括田地、宅地、动产、家畜在内的所有财产作价，其中五分之一作为财产税上交。使得百姓把除职业经营所必需的器具和食品之外的东西都隐藏起来。而官府又规定，检举隐藏财产的人可以得到被检举人的三分之一的财产。这样一来，无疑朝廷的收入增加了，但人际关系急速恶化了，其消极作用远甚于王安石的新法。

    神宗是有智慧的君主，他很快就看穿了吕惠卿那些小人行径，重新召回王安石。这时的神宗已是中年人，积累了很多理政经验，能够考虑到更多现实问题，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事务都委任给王安石了。

    1085年，神宗一代英华谢幕。同年，司马光尽废王安石“新法”。

    明末的李贽称神宗为求治真主。如果他的后继人英明，再有让有政治良心的人做宰相，说不定会成功。也有人说他的失误是北宋亡国先兆，但总起来说，神宗确实给中国古代政治带来了一番新气象。尽管说“天变不足畏”，我们今天可以给予的恰当评价也许还是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