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品质的电影能卖30亿是你们电影人乐见的么”

转自公众号“3号厅检票员工”，作者丝绸尾巴，原标题为《反驳一个观点》。

写在前面

今年春节档基本已经结束了，这一篇应该是我们关于春节档的最后一篇稿子。

聊聊很多人对“春节档电影”的鄙视。

这里的春节档电影并不特指具体某一年或者某一部，而是泛指绝大部分取得票房成就的春节档电影，这些电影往往有一个比较共通的特征，弱化作者表达，加重感官刺激，目的是合家欢，尺度和门槛上尽可能靠近全年龄。

也因为以上的这些特征，这些电影往往能取得最大规模的票房，但在质量上，当他们被放到全年的范围内去对比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很难排到前列，更多时候都是中等梯队上下的作品，烂片概率很低，佳作概率也同样很低。

这点在今年尤其明显，头部的三部都非常符合上面这个标准，而撤档的《红毯先生》在影评人和影迷口中口碑颇佳，也是我个人的十佳备选，却在春节档面临了口碑和票房的双失利。

这个时候有一种声音开始出现——这些质量并不拔尖的电影能拿到那么高的票房，是中国电影的悲哀，是中国电影进一步下沉，一心讨好观众，中国电影这么下去完蛋了，今年甚至有媒体人列出了某部春节档电影的7宗罪。

昨天我聊贾玲营销的微博底下，也有一条非常扎眼的发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年有必要来好好回答一下了。

今晚我们也邀请到另一位媒体老师@丝绸尾巴，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现象。

一、首先你不得不成为年货

我们先抛出一个观点，春节档是中国电影最接近商品的时刻。

其实我们自己都很难意识到，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已经充分接受了电影是一种待售商品，而观影作为一种产业参与行为。大家对电影的关注早已超过作品本身，尤其是春节档，从业者会按月、周、日查看票房趋势，研究排片和上座规则，观众也会在热搜上关注谁今天卖了多少票房，谁排第一，把这点作为选片依据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给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电影是商品还是艺术，暂做一个结论了：

电影至少是一种商品。

把这句话放到今年撤档的那些电影之前，就更好理解了——艺术品不会因驻足观详者太少就紧急逃离美术馆，但商品会因此逃离货架。当我们理解撤档电影的止损逻辑时，我们是在理解电影作为商品的处境。

打开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历史前10里有6部都是春节档上映。春节确实是中国人观影意愿最强烈、最集中的时段。但这事儿不归影迷高兴，因为多出来的这部分观影意愿，并不指向电影艺术。人们多出来的是消费欲，而电影就是春节消费——买年货的一种。

网上流行的那句口号，请不要让我们的传统节日被西方消费主义裹挟。我每次看到这句话都皱眉。中国人过年讲究穿新衣戴新帽的时候，波德里亚们的祖辈且在刀耕火种呢。我们的节日可曾餐风饮露自绝于世俗欲望了？

年货传统，本质也是在追求消费愉悦。事实上节日天生就是为消费而生，多数传统节日在仪式上都包含了停止生产、享受休闲，圣诞和春节同理。人类一旦闲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消费。在没有现代娱乐的时候，糖果糕饼米面鱼肉等年货即是消费。有了现代娱乐，影音消费即是年货。

看电影犹有一个好处，可以举家同去，有一个外出和进入的动作，消费仪式感更强。

因此与其说，春节档是电影艺术的机会，不如说是电影商品的机会。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春节档：这是一年之中电影最商品化的时期。也许这可以稍慰那些感叹“怎么都是喜剧啊”，“都太小品化”的电影爱好者受伤的心灵了。

类似于在过年期间走进商场，你不能哀叹这些大红色破坏了精美橱窗设计和店铺空间叙事，因为大红色是为了挑起人们消费的心理暗示，不是培养他们艺术审美的。

也许你此前未曾考虑过春节档大热的电影，《流浪地球》《满江红》《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作为电影有什么共同之处。其实作为商品，它们都是好年货。

《流浪地球》带来的是工业意义上的感官满足。《满江红》虽然争议颇多，但历史演义+集体情绪宣泄，在春节档是好点子。《你好李焕英》赢在十足普世的家庭情感，被温情哭了的影评人走出影院都不好意思严厉指摘。

有人质疑那《唐人街探案》怎么算？大过年凶案一个接一个的，怎么也成功了？哎那不是在国外吗，间离效果早给安排好了。这要是发生在国内，凶案推理放春节档恐怕也是赶客的。

二、节日的情感时宜公式

中国的春节档是对好莱坞圣诞档传统的延续。翻下圣诞档历史，你会觉得人类的悲喜还是挺相通的。逢年过节，人们的情感需求都比较集中。

史上最成功的圣诞档电影无疑是1990年上映的《小鬼当家》。粗心的一大家子飞赴巴黎欢度圣诞，留下叛逆的小男孩在家不幸遭遇笨贼。一番周旋后，大人们反思了，小男孩成长了，他们更爱彼此，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这个故事平移到春节档。换成中国面孔，在主题和情感上不会有任何水土不服。

节日来自于人类的原始欲望：集中牺牲的火鸡和猪是为了彰显人们对饱食的原始欲望。以家庭为单位的种种活动，同时显示出中西方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布莱克·斯奈德在《救猫咪》里说，《小鬼当家》的成功因为它符合“人们内心捍卫家庭领地的原始欲望”，显然这跟一年之中家庭存在感最强的圣诞节相当合拍。

春节同理。2024年春节档淘汰赛胜出的几部电影都是符合节日情感的。我们可以总结一个最简单的公式：

一个跟咱们差不多的普通人，生活遇到了某些问题。为此TA倍感疼痛，最终，通过个人努力，TA实现了局势逆转，捍卫了某种价值。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和《第二十条》都符合这个公式，三者分别对应了个人存在危机、人生梦想和家庭安全乃至社会公理，都朴素且普遍。对比撤档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和《红毯先生》质量并不差，但各自的题材、主题，显然在节日时宜之下稍显沉重或严肃。

节日一方面用过量的消费为世俗生活背书，一方面又用化约后的因果逻辑（祝福），为世俗生活彰显出一条简单可行的通路——电影同时满足以上两点，既是消费也是祝福。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香港贺岁片那些大团圆结尾，无论好人坏人，甚至是剧情里死过的人，都可以站在镜头前，对着道大家恭喜发财，阖家幸福，这就是节日情感驱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会挑圣诞档/春节档哀叹“电影已死”，因为这原本就是电影最不被作为电影的时节。电影此时是娱乐，是情感触发器，它不得不跟刺激和抚慰有关。

三、露天：梦般轻盈也不失斯文

有一个比较古早的比喻，可能是最适合大家来理解春节档的。

我们小时候的露天电影。

在露天电影年代，人们因娱乐方式匮乏而为电影狂热。在自主选择年代，人们因节日的消费气氛而走进影院。

事实上你确实可以把春节档视为当代电影一年一度“露天时刻”：人们从大街小巷涌来，为的在此短暂发梦。

电影既是造梦的艺术，也当有梦的好恶。好梦是跟生活沾边，但不完全沾边，最好是优于生活，醒来后人头脑爽朗，心情蓬松——大众心目中的好电影大概也如此。

我想起电影《电影往事》，70年代中国的露天电影岁月，那是中国人观影热情空前高涨的时期。天色将晚，人们抢地盘，踩板凳，准备瓜果冰棍，看《闪闪的红星》《马路天使》《铁道游击队》……做的是民族英雄梦。90年代后，香港电影在内地传播，一整代观众做古惑仔梦、明星梦、武侠梦。在大众观影者这里，看电影须得有这样的功效才好。

因此我不会说春节档电影整体走向轻量化、喜剧化、明星路线是什么斯文扫地的事，这不耽误电影是造梦的艺术。大多数在春节档买了票的观众走出影院，回归工作生活，一年都不会再提起几次兴趣走回影院，他们把生活和电影分得很开。

春节固然是一年里中国人最被允许做梦的时段，也是人们最强烈、最集中的投入到生活形式中的时段。人们渴望一种介于现实和梦之间的审美与价值。

杨德昌曾光顾一家日本小酒馆，在墙上提“生命·梦·电影”。后来李安到此，同一面墙上又题“电影·梦·生命”，电影就脱不开这几个字眼。拍的人和看的人，其实都把生命和梦的一部分寄托在电影里，只是有的深一些，有的浅一些。

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聊电影时，无论他处于什么档期，无论他属于什么题材，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温厚的尺度上去衡量：

它是否拓宽了人做梦的边界，是否对人的真实生命体验产生过些许影响。如果是的话，那作为商品的电影就还没有辜负作为艺术的电影。春节过去，普通观众散开，他们回到现实生命中，依然是各自为梦，各自为生。

这没什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