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翻译

1963年8月23日，我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处俄文组工作。第二天一早，组长王荩卿同我进行入部谈话。他这个人不讲虚的，不说大话，而是对我这个新兵讲了一些“档次颇高”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告诉我，毛主席、周总理估计两三年后我们中国就要进入联合国，让外交部储备大量翻译，随时可以派到联合国去；两位老人家提出，要提高外事翻译的地位，可设个“翻译大师”称号。这位组长还对我说，部里的高翻分三等，一等的才可以上天安门城楼当翻译，首先条件是“根正苗红”，与部级领导干部一样，入选需中央组织部批。

当时，中共与苏共两党论战正酣，中苏国家关系开始恶化。“鸡犬之声相闻”的两大社会主义邻国，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来华访问的苏方团组少得可怜，一年总共也就几起。我们俄文组的口译任务极少，而我却有幸赶上了几回。

好几位给毛泽东主席当过翻译的外交官，向我谈起过给他老人家当翻译的感受。

高翻们告诉我，毛主席与外宾交谈时，宛如一块大磁铁，牢牢将对方吸住，形成一个奇大无比、压倒一切的气场。毛主席与外宾只谈大问题、大战略，有时也谈哲学，其思维是跳跃式的，善于不经意间“点穴”。他总是谈笑风生，语惊四座，令人赞叹不已。

对此，一些外国人也有同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是位伟人，既令我敬爱，也让我敬畏。”基辛格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毛主席有时一句话，让我琢磨好几天也琢磨不透。”

一辈子只为毛主席翻译过两个词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华访问，周总理特意会见了这位“稀客”，还嘱咐请他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并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焰火表演。

在城楼上，毛主席与外国来宾一一握手致意时，向这位苏联客人说了句：“你好！”图里科夫用双手紧紧握着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您好！”

在自己一生的口译实践中，我只为毛主席翻译过一个汉语词“你好”和一个俄文词“您好”，虽然如此，这对我这样一个刚进外交部大门的“普通一兵”来说，无疑是个“最高奖赏”。

“老虎屁股”需直译

在笔译实践中，我多次参加过毛主席对涉外文稿修改的翻译工作，其中一次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最深。

1965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发表声明，声援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毛主席在外交部“大秀才”乔冠华草拟的声明稿上，加上了几句话：有人说联合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苏加诺总统就是摸了这个老虎屁股……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特意对我们翻译处的人交代说，“老虎屁股”四个字是主席他老人家专门加的，一定要把这个形象给直译出来。

当我们看到毛主席的这个改稿时，子夜已过。俄语定稿者与我，还有另一位初译者反复琢磨，如何把老人家所加的几句话译得神形兼备。

在国内外工作期间，多位不同语种的翻译前辈深情地向我谈起过主席对外事翻译工作的关怀，以及为他做翻译的特殊经历，现选出几例介绍于后。

译员读书要广泛一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有一次向他提出，可从已发表的著作中选出一些来，编个集子公开发行，毛主席当即表示亦有此意，遂向斯大林提出，希望派位哲学家来华，对拟入选的文章，从哲学的角度帮他推敲。

为此，苏联哲学研究所所长尤金特地来过中国，1953年春又被派来华出任大使。毛主席与尤金曾一度过从甚密，除一起商讨中苏两党两国的大事之外，还谈到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摩尔根

一次在闲谈中，毛主席突然谈起遗传学来，说有个大学问家叫摩尔根。担任翻译的张子凡一听“摩尔根”三个字就懵了，无奈中只好坦率地说：“主席，遗传学我一窍不通，实在翻不了。”

毛主席听后诙谐地说：“是啊，遗传学并非尽人皆知，看来，我得先给你这位高翻‘扫扫盲’！”

于是，他老人家便真的“扫起盲”来了，说：“你是学俄语的，知道米丘林、李森科，摩尔根是个美国人，你对他也许不太了解，此人在一百二三十年前，在遗传学领域屡有建树。”

我问这位俄语高翻：“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他讲的话你都能听得懂吗？”他说：“听得懂。主席讲得比较慢，对翻译是很照顾的。”

这位翻译前辈忆及此事时，愧疚地对我说：“因为我的无知，主席这次无法与尤金就遗传学进行交谈。毛主席还教导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要看一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的’。”

听了这个“扫盲”故事后，我立即查看了《苏联大百科》的相关词条，知道摩尔根在20世纪上半期曾描绘出染色体图谱，还出版了《基因论》一书，为深探人体奥秘作出了杰出贡献。

大高翻巧译中国俗语

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首脑会议期间，情绪极佳，多次在会上发表讲话，有时还是即兴的，常常“指点全球江山”，语惊四座，赫鲁晓夫也让他三分，独领风骚好些天！

在各种不同场合，他巧用了许多中国俗语，比如：东风压倒西风（此语原本出自林黛玉之口，借用来概括当时的国际形势）；蛇无头不行（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荷花虽好，需绿叶扶持；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后三种说法均暗示赫鲁晓夫要与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搞好团结）。

我向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请教，碰到这些俗语，在那一瞬间是如何处理的。

他说：“一般来说，俗语为一种语言所独有，要贴切地即时口译成另一种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不能慌。就拿主席当时所用的俗语来说吧，在脑子里如能立马出现相似的俄文俗语最好，否则，也不必拘泥于中文俗语的原有形象，而要设法用简明易懂的俄语进行意译。”

之后，又补充说：“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现场翻译俗语时，速度要放慢，而且，最好在前面先来个‘中文有个俗语说’，以便把听众的兴趣与注意力调动起来。”

俄语高级翻译李越然

我特意问李越然，“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一句，他当时是怎么翻的。

他说：“这个俗语在《毛泽东选集》中就出现过。该选集翻译成俄文时，任务是由中苏两国的语言专家集中在北京一起承担的，当时苏方派来了二十多位俄语语言学家。翻译这个俗语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直译，另一种是意译。苏联专家坚持用直译，只在‘诸葛亮’之前加‘智者’一个词，还把“臭’改为‘糟糕的’即可。经中苏两国专家反复推敲，最后采用了上述译法。”

这位前辈还说：“读《毛选》俄文本时，‘三个糟糕的皮匠，胜个智者诸葛亮’这样的译文完全可以看得懂。但在大会上如果即时这样口译出来，听众一下子就反应不过来，可能会被‘臭皮匠’‘诸葛亮’这些形象、人名弄得一头雾水。

主席在世界共产党首脑大会上一说出‘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相似的俄文俗语，叫‘一个脑子固然好，两个脑袋就更妙’，便照此译了出来，与会者一听就懂了。”

1970年，毛泽东主席陪斯诺在天安门城楼参观，站在中间的冀朝铸为他们翻译。

毛主席与外宾交谈时，往往喜欢引用典故或中国古诗词，译员懂得的概率极小。我国英语界高翻前辈冀朝铸、过家鼎等人都对我说过，遇到这种情况时，主席就亲自或请身边的秘书把典故或诗词写在纸上，译员如果还看不懂，他就耐心地三言两语讲个大概，让译员听懂了再给外宾译出。

翻译质量应与国家威望相称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天，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用多种外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全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有几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友人看到某种译文后觉得，该译文的质量与这一重大事件以及“中国政府声明”的分量很不相称，遂写信给毛主席提出意见。

对此，老人家十分重视，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说翻译的质量问题谈过多次，这次是否想个办法认真抓一抓。他还明确指出：翻译的质量应与中国的威望相称。

 60岁以下的外交人员要强迫学外语

1971年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毛主席很高兴，诙谐而深刻地指出：“是黑人朋友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他预料到中国外交很快就会有一个大发展，多次指示：外交部要切实加强外事翻译干部的培训；外事干部要切实加强外语的学习——60岁以上的自由学，60岁以下的强迫学。

他还说，培养外语人才，要从七八岁的娃娃学起。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与督促下，“文革”开始后中断已达六七年之久的外语翻译培训工作重新走上了有计划的轨道。

毛主席很关心高翻们的文学修养，多次鼓励他们多学点古文，从中吸取营养。

平易近人 风趣幽默

1957年11月，毛主席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首脑会议前，特意把贴身警卫李银桥和俄语高翻李越然找去，诙谐地说：“你们二李是本人的哼哈二将，一李是我的保镖，另一李则是我的耳朵和嘴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在会见外宾前或期间，有时也与译员亲切聊天。有个例子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有一次，朝鲜语高翻张庭延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休息时，向我们几个人谈起了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的情景。当老人家得知他是北京人后，便举起桌上的火柴盒说：“那我就考考你，北京话这个怎么说？”这位年轻译员立即答道“火柴”，主席摇了摇头。他又说“洋火”。老人家仍作否定状。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一刹那间突发了灵感，想起了一个北京土语，就说：“取灯儿。”主席听后点了点头，笑着说：“看来，你是个真北京人哟！”陪见的中方人员随着也笑了起来。

张庭延感慨地说：“主席真是太博大精深啦，连北京土语都知道，差点儿把我这个北京人给‘考倒’了。”

我在不同场合，与这位翻译前辈及其夫人谭静分别谈及此事时，他们都还记忆犹新，兴奋地回忆起“取灯儿”这个故事的细节。谭女士还特意对我这个南方人提醒，“取灯”一定得儿化，读成“取灯儿”。

毛主席晚年请过几位“老师”给自己讲读英文。他与外宾谈话或发表讲话时，偶尔也风趣地插上一点儿外语。他几次指着译员说：“My teacher（我的老师）！”

有一次，主席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握手致意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总统的名字好啊，第一个字就是‘铁’——iron，硬（意指铁托当年在某些问题上敢不听斯大林、赫鲁晓夫的）！”

又有一次，他讲到“世界各国……”时，怕译员听不懂其湖南口音，便随手写下“world”（世界）一英文词。

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留苏学生并发表重要讲话。

还有一次，1957年11月，主席参加各国共产党首脑会议期间，在莫斯科大学向留苏学生发表讲话时，说了“世界是你们的”之后，又加上一小句：世界——world。当时，在场的留学生大多听不懂英文，他便问坐在身旁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世界”二字俄语怎么讲，刘晓答道：“мир，音为‘米尔’。”主席随口就补了一句：“‘米尔’是你们的，当然，我们还工作，在管理国家，‘米尔’也是我们的。”

再有一次，主席与罗马尼亚客人谈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时，就用了个英文词Social-imperialism。

毛主席晚年因视力太弱，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芦荻给他讲读诗词歌赋。第一次见面时，他问芦荻，“北京大学”英语怎么讲。这位老师听此一问，感到有点茫然，便顺口说：“Beijing University。”主席听后说：“你的英语发音不怎么样。”

毛主席的语言自成一体，寓意深刻，用典甚多，亦庄亦谐，往往出其不意，不经意中暗藏着奥妙，有些话即使准确译过去，外宾听起来也不易理解，“毛式”语言对译者是个大考验。

我听几个大语种的高翻们说过，二十六七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去世）来，能为主席出色地完成口译任务的，在我国实在是凤毛麟角：英语的有冀朝铸、唐闻生；法语的有齐宗华、董宁川；俄语的有李越然、阎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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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 | 《回首前行路》 （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李景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