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统筹地方债务与发展
2023年12月6日,外交部就穆迪评级公司周二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发出了降级警告进行了回应。我相信这个新闻将导致未来一段时间内财经口某些人的“高潮文”将会此起彼伏。对此,我决定将本月初完稿的一个调研报告进行修改,将实地、实名、实例等涉敏感或争议的内容进行删除,放出理论和结论部分来与观友们进行探讨。(PS:如此修改的原因是按照组织纪律,此类内容未经审核审批不能擅自发布)
统筹地方债务与发展
摘要
本文将对中国当前形势与政策进行深入学习思考,从宏观到微观发展的形势与政策进行解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以马列历史辩证唯物方法论为解析工具、以“三个导向”为方式方法、以“三化”“三法”为措施手段,将本地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切入点,探讨统筹地方债务与发展的路径、方法和预期。由于截止本文成稿时,新一轮防风化债工作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仍处于进行时状态,故本文对具体政策和实际案例的引用将具有一定局限性,且将会隐去部分涉密或敏感数据后再进行论述。
一、形势与政策分析
中国的发展自十八大伊始进入新时代至今已逾十年,十年来党中央从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实践正不断深化与发展。对形势与发展进行解析,目的在于厘清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干”和“这样干的预期结果导向是什么”,这是着手开展工作前做好‘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必由准备。
(一)对宏观形势与政策的解析
1.国内大循环与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在2012年前后占GDP的三分之二左右,至2022年该占比降至GDP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占比的演进是中央提出新发展格局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互促的现实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下,中央提出以实体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支撑的论断,并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从马克思的理论维度来看,中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实体产品向商品转化的过程中对其价值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规范,并通过这个规范使商品在市场经济运转中的剩余价值流转更加凸显出社会主义的社会性,也即中央提出的让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2.限制地方发展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是地方经济转型的必经阵痛。自中央于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的导向、十九大正式提出“防范风险攻坚战”后,一系列包括生态、农耕的土地红线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发展等规范与指导意见相继出台,中国由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开启、地方依托“政府债务—房地产资本—金融资本”三大资本内循环、以快速城市化建设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土地财政发展模式,逐渐无法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引擎。这样的转型固然痛苦却是必须的,因为当固定资产的商品价值被市场化的债务对其货币定价进行过度虚增后,则固定资产的价值在市场的流转必将因膨胀的债务泡沫而滑向“庞氏骗局”。美国2006年至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如此产生的,而2023年的美国由过去4年数轮无限QE放水+美元加息周期+中长期国债售卖乏力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由房地产业再次引发次贷危机的隐患持续加大。从宏观行政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要防范由金融资本牵引固定资产无序提高其定价所导致的系统性危机,必须刹住地方经济发展以地方债务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城建的过快的趋势,只有纠正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才能实打实地越过债务陷阱,而只有越过债务陷阱才能避免债务暴雷对国家经济所具备的毁灭性打击。
3.金融领域深化改革势在必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会由金融资本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判断至今适用,而中国为了加入美国领导的经济全球化而与其接轨了金融运转模式,这导致当下美西方所面临金融危机中的很多风险点与我国面临的很多金融风险点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对我国的金融领域深化改革到了必须改、急需改的程度。解析如下:
(1)事实证明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没有办法解决金融危机。除了上一点举例的美国次贷危机外,1990年代的日本仅东京房地产的市值就几乎能够买下整个美国,但随着‘广场协议’签订日本进入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GDP从1990年代到2020年代都维持在5万亿美元)。我们的金融市场规则并非源于政策失误,而是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后美元霸权所决定的,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体系)瓦解、美国借中美关系破冰和中东战略构建石油—美元体系至今已半个世纪,在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元霸权的秩序下,一个主权国家在国内的本币流通量必须以该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为基准参照,一旦流通量超过这个参照过多就会被美联储定性为汇率操纵、进而被美国政府进行经济制裁,于是在美元霸权体系构建的规则下,过去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国家开始将国内过盛的本币流通需求转锚至固定资产,于是有了曾经一个日本东京的房地产市值等于整个美国房地市值、有了不惜将金融衍生品发挥到极致的韩国全租房模式、更有了民间普遍采纳的2023年中国大于美国+欧盟+日本总和的65万亿美元房地产市值数据(美国目前债务总额约为33.6万亿美元)。这些例子无不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基于所谓理性人行为的市场自我调节,不但不会合理调节价值的定价、反而只会顺着资本天生的贪婪逐利而走向非理性膨胀。
(2)中国推进金融领域深化改革恰逢其时。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同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我国金融风险防范的重点领域进行了重大定调,在要求“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的全面监管同时,着重明确了中小金融机构、地方债务、房地产金融、汇率等四个重点领域风险的防范化解焦点。在中央金融委员会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要求欧佩克石油减产失败,这是因为最近几年美国通过页岩油革命由以前的能源进口国转型为出口国,与欧佩克国家由互补转为竞争,这导致了石油—美元体系面临挑战;美国无限QE制造的国内高通胀无法有效抑制导致消费降级,这导致美国以强劲消费引导其他国家生产并出口至美国的、以美国为头部的经济全球化雁阵面临挑战;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制造高融资成本由美国向外传导导致非美经济体的金融业、制造业和社会治理动荡,比如2023年英国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宣布政府破产,美欧日韩房地产和实体经济面临崩盘,沙特、印度和俄罗斯等经济体开始去美元化、美元在世界贸易的结算占比从上世纪的最高80%降至如今的40%等等,都表明美元信用体系和霸权地位面临挑战。美元面临的这三重挑战形成了我国可以在不因美国制裁而脱离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够对国内金融资本市场规则进行改革的外因;而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经济内循环通畅运转的客观需求,则形成了对金融规则进行改革的内因。
4.中央现阶段的各项宏观施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攻坚克难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内生矛盾的伟大实践。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我们面临以下挑战:
(1)自1990年代美西方彻底倒向资本主义新自由市场经济后,美西方及亚洲的日韩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态,这导致了经济危机面临的不同困难。在此之前世界经济危机基本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而现在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是由金融膨胀导致的资本过剩,而化解资本过剩危机面临比化解生产过剩更多、更复杂的挑战。
(2)由金融导致的过剩资本与债务深度捆绑,导致过剩的资本必须将其流转产生资本利得中的大部分用于偿付债务及债务利得。
(3)实体经济的利得远低于资本与债务的利得,要重塑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生态,隐含对资本与债务利得进行重塑的需求。
(4)随着中国在工业4.0领域的科技突破,在生产力提升倒逼生产关系改变的过程中,由就业变化引发的民生保障面临挑战。
(5)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财政高速发展期形成的历史债务,成为地方落实现阶段中央经济深化改革的主要负重,化债的成效成为地方经济通过改革获得良性向好趋势的重要挑战。
(二)对本地政策的解析(隐略内容只留小标题)
1.基本情况。
(1)经济指标情况。
(2)财政收支情况。
(3)人口情况。
(4)民生情况。
(5)地方债务情况。
二、基于“三个导向”解析国有企业改革(隐略)
三、进一步思考与意见建议(概述部分隐略,论述部分将涉及本人所在地替换为“地方”、将所举实例进行删除或去实名化)
(一)试论当下行政体系对地方债务的影响
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本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国内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跃迁,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步入新时代后经济基础除了在‘量’上继续增长,在‘质’也有了更多元、更复杂的变化,这就需求上层建筑必须以变应对之,这也即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改革永远在路上的辩证唯物哲理所在。基于这个认知,我对当下行政体系对地方债务的影响论述如下。
1.问题导向
(1)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的过程中,以高速增长为底层逻辑的考核指标体系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地方在剔除中央、省、州重点基建项目的因素后,其指标任务仍然远超本地本级财政收入负担能力,这变相促生了地方负债谋发展的主观性。
(2)过分信任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作用导致大量投资转债务。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认为市场,会自我有效调节不止包括资源配置在内的其他所有行为。然而事实是地方政府很多重点项目往往是斥巨资建设的生产端基础设施,被辛苦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因撤走导致投资转变成了债务。
(3)对土地财政路径依赖的戒断,导致高杠杆、大规模的债务隐患转为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互为因果。
2.目标导向
(1)以新发展格局为方向、新发展理念为牵引,引导新基建、新业态为主力的实体产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深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将谋划产业发展的单一思维转变为谋划产业链补全的系统性思维,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实体产业。
(3)降低金融杠杆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权重,增加地方本级财政收支平衡下做大商品市场经济的权重。
3.结果导向
(1)市场经济运转所产生的资本利得更加普惠性,而非更多流向金融业。
(2)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商品市场经济的利得进行更科学、合理的定义,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均衡化发展趋势。
(3)地方财政因实体经济增收而趋向良性,具备更多财力化解债务和开展社会建设。
(二)试论当下行政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问题导向
(1)政府不同职能部门行政权责间横向协同存在时空错位。比如地方的很多重点项目,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赶进度边批边建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或完结后又面临不同职能部门对诸如“未批先建”“无法补批”“后续资金撤调”“承建主体不合规”等的问责处理,且还时常发生这些问责处理在单一部门内是合规合理,一旦放到即定的时空要求内就形成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关系。
(2)基层人员事务能力与上级业务精深化趋势越发不匹配。中国的行政体系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上级部门的业务要求被越发高学历、高能力的人通过逐年完善而呈现出精细化、复杂化时,基层相对低学历、相对低业务深度的工作人员就越发吃力,因为这种不匹配在基层、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是无法简单通过增加工作时长或人手就能解决的。
(3)过度运动式工作方法造成行政资源的内耗。这个问题是上两个问题的衍生问题,即当我们行政体系强调的“条块结合”协同效能不理想时,将重点工作进行运动式开展就成了通达完成重点工作的‘捷径’。但世事皆有代价,所谓‘捷径’只是便捷了某一方面、而代价是转移到其他方面的。面临突发性事件、自然灾害和舆情等运动式工作方法确实凸显了我们的制度优越性,但若对常规工作也形成运动式工作方法的路径依赖,那么运动式工作方法就会因打乱原有行政格局的权责边界,让其他工作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
2.目标导向
(1)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指引、全面深化改革为举措,推动行政体系内部不同权责的协同更优化。
(2)继续深化简政放权,简政不应只聚焦对社会面的服务效能、也应重视行政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简政效率。
(3)自上而下解决“条块结合”协同的效能问题。
3.结果导向
本人认为解决上述问题与目标的合理路径是数字化建设。随着2023年11月13日国家数据局的揭牌成立,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用于我们行政体系建构与改革,是能突破行政提效与简政放权间矛盾的。结合本人工作经历与计算机专业的知识,对数字化建设助力行政体系改革的结果导向展望如下:
(1)构建政府行政审核审批的全过程关系数据库、高效数据模型和专业算法。先举例说明,本人曾有幸参与了本地地级市公安信息化业务系统的搭建、宣讲和对下培训,平台在上线之初基层民警极度不适应,因为普通行政案件要快速走流程没办法先处置后补法律文书了,但在系统推广运用后两三年后基层执法效能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公安机关在做到执法规范性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实现了“向科技要警力”的目标。同理,问题(1)中的所述情况,在现行行政体系内往往是通过事后监管与事后整改来解决的,这占用了上下级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往往让加班加点辛苦工作的基层同志背上了处分。然而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行政体系的数字化建设将所有行政单位、部门需要进行前置审核审批的要素全部数模化,并打通不同行政行业的数据共享壁垒,那么以前靠人力花几个小时到几天的多部门横向协调,需要的仅是数据库根据数据模型和算法进行秒级的数据相互验证,这既能提高协同效率、又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谬、失真或徇私,尤其是一旦解决徇私隐患则相对应的很多监管与督查都能相应简化或删除。
(2)解决基层事务性工作必须面临的复杂前置限制,降低基层事务性工作规范化的门槛。还是公安信息化平台举例,当派出所的新民警对一名打架斗殴的当事人要开具行政处罚文书时,因为伤情鉴定单还没出具,那么系统就会限制民警开具并提醒其必须要先完成这个前置工作。同理这样系统建立后,假设住建局的工作人员要给某企业开具施工许可证,系统会自动识别比对该项目是否已通过诸如发改立项和批复、土地用途合规性审查等前置要素的前置程序,若没有则会提醒各前置要素的负责人尽快完成工作。
(3)以全过程权责清晰的数字化、规范化问效机制替代‘人治’的工作模式。运动式工作方法背后的逻辑是多部门协同的重点工作总有人不履职或敷衍履职,于是需要成立领导小组,由领导去“以权压责”。当我们的行政体系实现全行政行业、全过程的协同后,不同单位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将被从时空维度进行全过程的精准记录,这就大大减少了以往工作领导小组人与人相互博弈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内耗,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四、结语
从2018年起,中央就开始统筹和推进地方债务化解工作。从云南的视角来看,2023年是下了大决心、花了大力气进行地方债务化解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尤其是2023年10月份,在云南大量被政府拖欠工程款的企业收到了钱。正如我在摘要部分说的该项工作尚处于进行时状态,所以本人认为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尚不能、不宜、也不该对化债这个事情能够在现在就得出盖棺定论的结论。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本人以能作为亲历者去参与到中国的建设、去解决当下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去见证中华民族在变局中迈向伟大复兴而兴奋和光荣。我坚信中国在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必将完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实践,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屹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