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读《万历十五年》

    一个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形成一般的定式，积累下许多弊病。想要突破，无外乎有两条途径，统治者自身寻求改变，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改革，或叫变法；外在的强制手段就是革命。

万历年间，在政府机构已经运行了两百余年，国初所形成的制度自然难以用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痼疾难疗之际，想要有所作为，就要冲突传统，实行改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在明初，政府便不设宰相，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大学士的职权是模糊不明的。在领导变革时，大学士先天的职能缺陷便更加暴露无遗。所以，想有一番作为的首辅张居正只能巴结宦官，培植党羽，运用权谋，打擦边球。申时行本身性格温和，再加上不思进取，只想守成，所以能做的便只有弥合，弥合皇帝与文官集团、弥合中外冲突、弥合文官集团内部的诸多矛盾，自然苦不堪言。发现了时代弊病，不甘于随波逐流的文官海瑞、武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在各自的领域便要处处碰壁，悲惨出局。而作为明王朝最高权力象征的万历皇帝，也只能是作为象征，同样要被牢牢锁进制度的笼子，既然不愿选择已经被竖为反面典型的叔祖正德皇帝的道路，与文官集团彻底撕破脸，那就只好消极怠工，悒悒而终。留下一个烂摊子给自己并不喜欢的儿子和深恶痛绝的文官集团。

形成对照的是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是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100年前，迪亚士已经非洲好望角，93年前，西班牙已经和葡萄牙签订了瓜分地球的协定。89年前，葡萄牙人达.伽马已经试航从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欧洲已经进入文艺复兴时代。

万历十五年，作为明王朝、乃至中国历代王朝一段没落历史的切片，经作者细细梳理、层层剖析，娓娓道来，读起来如在目前，平实而又触目惊心。难怪历久弥新，成为历史著作的经典

但就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实难令人苟同。因为，中国帝制时代的症结，很难简单归咎于以道德代替法制，而是在于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

自汉代起，中国历代王朝便以儒家理念治国，皇室与士大夫通力合作已成立国基础，即便是外族统治时期，如北朝、元、清也不能例外。这种合作一直延续了二千年。但是君主天然有独揽朝纲的冲动，中外概莫能外。想方设法削弱文官集团的权力是君主应有之义。通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统一王朝相权与君权的变化过程，便可看出端倪。

秦代时间太短姑且不论。汉承秦制，在西汉时，丞相权力甚大；到了东汉，自汉武帝刘秀时，丞相便改称司徒，与司空、常置并称三公，权力基本已被架空，只能“坐而论道”了，大权集中于内朝的尚书；到了隋唐时期，丞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分别由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分别执行；在宋代，履行丞相职权的，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其所得预闻的，只限于政治方面，军事和财政都无权过问，而且同平章事并没有与皇帝或同僚议政之权，凡事都要用劄子向皇帝请旨，由皇帝作最后裁决；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更是把天下看做个人私产，在开国之初虽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明朝的这项稗政被延续至清朝，直至帝制终结。

不但大趋势如此，从个别强硬的皇帝对待大臣的态度来看也是如此，如汉高祖对老乡及战友、时任丞相萧何的打压是如此。汉景帝更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逼死了功勋卓著的丞相周亚夫。宋代以优待文官著称，可宰相上朝没座位，据说就始于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黄袍加身，正式登基的第二天，宰相范质上朝奏事，开始还坐着讲，赵匡胤忽然打断他说，你先别讲了，把文稿拿来我看看。范质便把文稿捧给他看，赵匡胤说，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点。范质就又凑近了一点。等皇帝看完了，范质再想坐下，却发现椅子现已没了。原来范质站起来的时分，皇帝悄然让宦官把椅子搬走了。范质只好站着。从此以后，宰相上殿就再也没了座位。到了清朝，大臣更是要对皇族自称奴才，真是让历来傲娇的读书人情何以堪！

所以，文彦博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固然有宋代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背景，但考虑当时的对话场景，更像是文老先生一时激愤的口误。类似于问“媒体是为党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无论从君主立场还是以百姓观点来看，这句话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君主对统治阶层的文官集团的限制与束缚不断加码，对待普通百姓更不用提。他们的最高追求不过是维护社会的稳定，所谓“海清河晏、天下太平”。因此历代王朝强调的都是遵循祖制，不鼓励一切创新的。说到底，儒家文化或者如作者说，道德，也不过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工具之一而已。

所以在万历十五年，中国社会出现的一切症状，不过是中国专制帝制本身旧病复发并不断加剧而已。病因没找准，药方自然开不对。作者要求处在帝制时代，又没有受到致命威胁的万历朝实行数字化的商业管理办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制度上不改变，统治工具的创新也是于事无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