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握手背后的大国博弈

1970年前后，世界的局势十分复杂。美、俄、中三国好像处于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一样，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进行着激烈的博弈。这三方中，中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中美苏三角中，中国是最弱的一边，而且从国力看与美苏根本就不成比例。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立即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原先的战略背靠突然变成危险的来源，原先的发展的技术和资金的来源突然消失了，中国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一切要依靠自己了。这时候，中国还面临着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造成的直接安全威胁，特别是1969年中苏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以后，中国面临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武力威胁。中国是内有文革，外有威胁，而且是致命的安全威胁，这个时候就存在战略上的危机管理问题，中国也确实处于战略危机之中。

这时候美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发动越南战争，结果使自己深陷泥潭，丧失了全球战略的主动性，要不是他的盟友以色列发挥出色，恐怕美国的全球利益早就崩盘了，因此美国也在努力寻求出路，摆脱越南战争。

当时苏联的日子最好过，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掌握着最大的主动权。

面对危机，毛的战略首先是顶住，战略上毫不退缩。然后继续其中间地带战略，在中间地带继续展开与两霸的战略争夺，以拖住他们的力量。在越南竭尽全力支持北越抗战，援越抗美，拖住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尽量避免与美军的直接对抗。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苏联的后院，竭力利用苏联入侵捷克的后遗症，寻找盟友和反抗苏联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埃及这样的国家，也因此有对于非洲和巴基斯坦的援助，这在策略上叫掺沙子，挖墙脚，抛石头。总而言之竭力拖住美苏的军事力量，为寻找转机赢得时间。在国内，加紧两弹研制，为国家安全提供核威慑能力。加紧整肃内部，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另外，加紧三线建设，为未来可能的战争预做准备，以人民战争应对可能的大规模地面入侵。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就在1964年到1971年之间。这段时间里，中国核武器取得突破，但是核打击体系尚未建立，或者尚不完备，并不具有核威慑能力。对于超级大国来讲，这是对于中国军事打击的最后窗口。一旦丧失这个时机，基本上就不再可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了。

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讲，中国不可能长期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国力也不许可，因此必须寻求突破，在美苏之间寻求突破。问题在于从那一方突破？如何突破？如何在危机中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失？这是问题的关键。

从美苏两方面来讲，苏联当时占有完全的战略主动，它企图彻底压垮中国，从而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它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发生变动上，同时从外面对中共施加强大的压力。美国当时被越南战争拖累，丧失了全球的战略主动，美国极力想摆脱这种局面。对于中国，一方面在中国的失败和朝鲜战争双方结下深仇大恨，美国一直极力妄图推翻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不过从朝鲜战争以后，美国的目标没有那么高了，它首先是要遏止中国和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它是为了这个目的卷入越南的，其后才是推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美国虽然希望推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但是它也知道国民党政权在中国不得人心，它不希望如果中国政权更迭，新政权是一个亲苏的政权。由于美国对于中国的内部毫无影响，这种可能远比产生一个亲美政权的可能大的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对美国更加不利。与其更加不利的情况发生，还不如保持一个反苏的政权，这样对于美国更有利一些，至少它还会拖住苏联的一部分力量。

从中国利益的角度看，苏联的战略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而美国的情况则比较微妙。一方面美国身陷越南丧失战略主动，它在世界各地都感受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压力，但是受到越南战争的拖累，难以反击。同时越南战争造成美国国内的分裂，这又造成美国政府难以在其它国际问题上着力。美国竭力想摆脱越南战争，但是美国又不能贸然从越南脱身，这样会导致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无法控制，甚至形成“溃败”。由于越南战争的因素，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是在战略收缩中的“损失最小化”，防止由于战略收缩造成崩溃。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的方法美国都愿意试一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有求于中国。当然，美国有两种选择，与苏联打开关系或与中国打开关系。通过利用中苏矛盾与某一方打开关系，对越南北方施压，迫使对方接受一个让美国人感到体面的停战或和平协议。因此美国在越南的处境越困难，它就越急于寻求出路。

与苏联打开关系对于美国有现成的渠道，但是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的。因为当时美国最主要的全球竞争对手就是苏联，苏联又握有战略的主动权，如果美国被迫向苏联寻求帮助，它不知道苏联会开多高的价？而且这样还会进一步增强苏联的实力，这对于美国大大地不利。对于打开美中关系，当时是困难重重，美中之间根本就没有可靠的渠道，长期的对抗又使得双方相互仇视，缺乏最基本的互信。中美内部的反对力量也是不可预测的，不可忽视的。因此中美能够握手确实是一个具有天才想象力的决断。

 如果打开中美关系，中美双方的处境、急所和利益有很大不同。中国面对的威胁是性命攸关，而越南战争对于美国的威胁还只是疥癣之疾，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止损，防止疥癣之疾扩大化深入内脏。但是美国的制度又决定了他的总统的行动时间有限。美国总统4年任期，头一年人事安排，最后一年准备大选，实际上美国总统只有2年时间可以采取行动。因此美国方面急，必须在2年内拿出具体的成果来。中国希望在双方打开关系的时候，能够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不但打开中美关系，疏解国家的安全困境，而且在这个时候，又不能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比如台湾问题，必须使美国就此问题做出决定性让步。因此毛采取高姿态，低要价的策略，就是必须美国先伸出手来，但是美国为打开中美关系所付出的代价要低于美国的预期。实际上中美双方谁都难以承担中美破冰行动失败的后果，对此双方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家都想要在这个行动中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双方开始了中美式的小步舞，通过试探，结合中间人转达的信息，双方终于达成了互信。中国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证。在台湾问题上得到美国承诺不支持“台独”，实际上美国已经承认了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只不过现在有些美国人想赖账。对于日本问题，美国承诺美国驻日本军队的目标不再对准中国，美国驻日军是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的力量。双方实际上达成了联合对付苏联的协议。中国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出卖盟友，但是，中美关系破冰本身就对越南造成巨大压力。作为小国，最担心的就是被大国出卖，无论中国如何解释，中越的裂痕是必然地产生了。美国最担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南亚的扩张是再也不会出现了，朝鲜的和平也得到了基本的保证。美国的收缩不会成为溃败了。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最想得到的东西，又都没有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双方达成了最大的战略利益。世界的格局也在一天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美握手的过程惊险刺激。但是过程背后的博弈才是真正值得回味的。这个博弈的过程从1949年开始到1971年结束。其后，中美度过了一段“蜜月”时期，到1989年以后，中美又开始了新的博弈时期。

1949年以后，美国一直是想以即存的国际机制来控制中国。美国在开始时承认中国的条件是中国政府要承认旧中国的所有条约，这就表明了美国要求中国接受世界的即存的帝国主义体制和这种体制下中国的地位。新中国要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要以一个新生的大国面貌出现在世界上，它就必须摆脱以前旧时代留给它的一切枷锁。这必然与美国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中国必须打破这种现行的国际体制，才有可能在未来成长为一个大国(GREAT POWER)。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与苏联结盟。当时苏联面临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威胁。这时候，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苏联的利益就是雪中送炭，它使得苏联的安全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变。也因此斯大林“慷慨”地给予中国以援助，并且放弃了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的几乎全部利益。其次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建设，增强国家实力。没有实力的国家是不能成为大国的。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建设，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以核力量为核心的军事体系。这是中国成为大国的物质基础，也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质基础。没有这样一个物质基础，美国才不会搭理中国呢。美国这个国家非常势利眼，它只尊重那些有实力的对手。第三，不断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让美国无法绕过中国。美国在50到60年代一直想避免与中国直接打交道。它幻想通过苏联来“管制”中国。赫鲁晓夫是一个傻帽，人家给他一个高帽就敢戴在头上。中国的战略就是破坏美国主导的世界体制，逼迫美国以符合中国利益的条件接纳中国进入世界体制。世界的体制必须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要想保住它在第三世界的利益，中国是绕不过去的。打一个比方，世界体制好比一个棚子，如果的这个棚子里的人不让中国人在里面避雨，拿中国就要往棚子上扔石头。这样大家就有可能都避不了雨。

国际政治是一个非常残酷和血腥的领域，与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完全不一样。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要使自己充满竞争意识，充满斗争性。还要有战略的前瞻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才能实现国家崛起的目标。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用前印度外长梅农的话就是“对于美国人你必须狠狠踢他的屁股，他才会听你说话”。对于美国，它感兴趣的就是三种国家，一是有共同战略利益。当初中美握手就是双方又对付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这种利益压倒了双方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历史的仇恨。第二种即是对于美国有战略利用价值，如台湾的中华民国，南韩，以色列等。第三种就是能对美国战略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但是美国又无可奈何的国家，像当初的苏联，现在的中国。中国对于美国必须敢于斗争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与美国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但是策略也非常重要，就是斗而不裂。不主动将关系破裂。当初怎么对付抗战中的蒋介石的，现在大致也是如何对付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