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沉睡 一朝惊醒——马前卒工作室 【洋关故事】之五
马前卒工作室官方账号按：日前马前卒工作室曾发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文《用三十年时间 培育一个新中国》，里面提到清朝和民国的海关问题，指出这个机构既是旧中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又是整个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核心原因。
发表后，许多读者留言，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个旧中国矛盾的核心点。因此，马前卒工作室策划了【洋关故事】系列，从人事、财务、社会效应等多角度介绍旧中国海关。
本文是后续第五篇，但从重要性来说，当属全系列的核心内容，如果读者没有时间读完整个系列，那么只读这一篇，也不会对旧中国海关之弊有错误的理解。下为正文：
“中国人的工厂迟早都要变成僵尸，要注射一点外国血才能活！”
这句话定格在1930年的上海，民族资本家周仲伟发出绝望的呐喊，为自己的火柴厂送葬。他喊出这句话之后，就在洋货冲击下缴械投降，蜕变为日本买办——茅盾先生的经典小说《子夜》刻画了这一幕。
要理解和明白周仲伟的失败与痛苦，就要从鸦片战争后的海关关税说起。
自1859年，清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中英通商章程》。这一条约正式规定，中国海关关税最高5%，之后如国内转运，只需增加2.5%子口税，即7.5%封顶。在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交替的世界上，中国成了关税最低的大国，也是唯一出口税率高于进口税率的国家。。
而在历届外籍海关总税务司管理下，如此之低的关税也只能在名义上保持，实际执行的税率还要打个对折：
横向对比其他国家，我们才能体会这种低税率的“非同凡响”：
1913年，大英帝国还是世界统治者，自恃为第一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高调提倡自由贸易原则，综合税率却依然高于中国。至于其他国家，关税壁垒相对中国的“城墙”来说几乎是一道山脉。外国产品对中国的倾销力度可想而知。
当然，海关税率毕竟不是零，4亿人口的进口税加起来是个大数字，因此很多人会歌颂英国统治下的海关高效廉洁，。但是从马前卒工作室的之前几篇文章可以看到，洋人的海关一度变成了赫德家族的私产，是国中之国，用“腐败”来形容，几乎算得上开脱罪名了。
退一步说，就算洋人统治下的海关真的清廉如水，失去自治权的海关，也远比任何贪腐对中国的损害大100倍！1000倍！
从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到，各国列强也有低关税的情况，但他们拥有关税自主权，低关税是为了调节国内经济，收放自如。
如果需要鼓励快速建设工厂，那就对机械领域降低关税，如果需要保护国内农业，那就增加对小麦玉米的税率。这样，无论高低，关税都是有效的工具，至于收到的税额本身，倒不是政府关注的重点。
而清政府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全世界列强都同时开放市场。中国古代水平的工农业披上一件褡裢，就和身披重甲的列强进行白刃格斗，自然浑身是伤，收那点关税还不够买创可贴的。
“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
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
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
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
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盛世危言》 1894年
郑观应的书稿常常被现代试卷用作分析材料，展示低税率洋货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冲击，说明手工业战胜不了西方列强的大工厂，必然纷纷破产，更不可能积攒利润升级为现代工业。这个逻辑总体上不错，但细节说的太少，远不如事实惊心动魄。
比如说，纺织业要发展，需要本国的原材料生丝。
可是，200两白银的生丝从内地运到通商口岸供外资工厂使用，只需要缴纳5两银子的【子口税】，不再承担任何其他税负。但如果供给本国企业，一路关卡都要缴税，平均要交厘金税30两以上，本国企业的税负比外国进口货多了五倍。换句话说，即便在中国内部，也是外资工厂占绝对优势。洋员海关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不是仅仅影响进出口那么简单！
这项流毒无穷的政策直到1931年才被废除，而这时候，已经换到第四任外籍海关总税务司了。
具体而言，洋人想要到中国内地买原料，可以到海关处领取【买土货报单】，一次缴税就支付了全部国内物流成本，地方官员绝对不敢再加税，甚至检查都不敢。时人讥讽这样的关税政策 “厚外而贱内”。
民国著名的实业家“棉纱大王”荣宗敬在1926年2月发表《救济纱厂业之管见》中愤愤不平：
“年来吾国纱厂业有一落千丈之势，其原因甚多，而以华商受不平等之待遇为最大原因。查外商在华埠设厂，其锭数几占62.5%，发展若是之神速，实由条约上予以特殊之便利。”
在对洋人实行低关税乃至零关税的条件下，民族资本家们负重前行，就算搞996乃至007，也没法向包身工榨出足够利润，更对付不了洋商。
中国人不傻，既然打着洋人的旗号有税收方面的便利，为什么不跟洋人一起干呢？
没错，这就是买办阶级诞生的重要方式。
只要依附洋人，就可以获得更低的税率，甚至不需要开工厂，只要倒卖洋货就可以轻松挣大钱，你为什么要想不开，去搞民族工业？
即便有些人足够硬气，开了工厂，起步阶段也大多是依附洋商获得低税单。
“贿买牌照，假托洋商之名，洋商出售保单，坐收华商之利，流弊遂不可究诘”
海关对于洋人的低税政策，最终培养出一头怪兽，它们是近代中国的统治集团，是各国列强的买办，是一群违法后第一时间向外国领事馆求助的中国人。
受益于税收特权，买办阶层把国家利益卖了个好价钱。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的估算，1895年-1926年间，买办阶层替洋人办事的总体收益为12.48亿两白银，平均每个中国人要向他们缴纳2-3两银子，他们替洋商拿到的利益肯定百倍于此。
客观地说，并不是所有的买办都是依附洋人、摧毁中国民族工业的急先锋与爪牙。也有一小部分买办通过为洋人服务后赚取原始资本，然后投资民族工业，例如著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年轻时便是买办。
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买办对创办民族工业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的资本除了奢侈享受，汇往海外，剩下的基本投向金融与房地产：
金融和房地产业需要的原料少，没有进出口干扰，在洋人不能从海外运地皮来中国的情况下，这是中国资本唯一可以和洋人“平等竞争”的行业。所以相比实业，金融与房地产收益高，来钱快，最大的上海买办，一个人就在租界购置了3000万两白银的地产。
而真正想创办民族工业的资本家，无论有多大的本事，一般的下场都是屈服于拥有更多资本的金融买办或者洋人。
《子夜》的配角周仲伟便是如此，他从买办出身，把资产全部投入生产国货火柴，最终绝望地重新沦为买办，喊出了开头的话：
“中国人的工厂迟早都要变成僵尸，要注射一点外国血才能活！”
在周仲伟重当买办的1930年，中国火柴市场上无需列强出手，小国瑞典就能轻松摧垮几十个周仲伟的毕生心血。
民国年间的《火柴工业报告书》记录：
“1929年下期，东北各厂全数倒闭，广东厂家亦倒闭过半，苏、浙、皖各厂虽根基较固， 而停业亦及小半… … 国内华厂无不自危。”
在前几天马前卒关于五四的演讲视频下，我看到有人回复，质疑“旧中国海关低税率”的结论，认为1927年后的蒋系南京政府已经掌握了部分关税自主权，提高了关税，不能把火柴厂的破产责任赖给海关。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1125990
这就要说说1928年前后的“关税自主”运动了。
的确，1928年起，海关税率有所提高，从2.49一路提高到27%，虽然海关总税务司还在洋人手里，虽然27.5%成为封顶税率，但毕竟提高十倍有余，这关税壁垒建设还是很有成效么！
但你要看更大的历史背景啊！
上面的表格显示，1929年开始，中国关税出现飙升，突破鸦片战争以来的7.5%上限，这一年还发生了什么？
大萧条。
所谓大萧条，根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1929年，这个矛盾在经济层面彻底爆发，之后十年爆发世界大战。
这十年间，全世界各国都在疯狂提高海关关税壁垒，中国增加20%左右的税率，和别家的关税城墙相比，几乎就是婴儿床的围栏！
更可怕的是，工业最发达的英美德等国竞相货币贬值，提高出口竞争率，1934年，美元一次性贬值41%，相对国货贬值4成。考虑到中国和列强的产业水平差距，20%的关税增额能挡住什么？给汽车加税20%，你就肯买马车上下班？
所以说，1928年后的“关税自主”，本质上是列强对蒋介石的奖赏，为了避免大萧条激发中国革命，有必要让最反动的中国军阀得到一点财政支持，让他有钱剿共，有钱打服阻断商路的内陆军阀，尤其是要打穿长江商路，把三峡以西的近1亿人口变成英美日资本的倾销市场。
而从蒋介石集团自己的角度说，收关税的主要目的是支持财政，并非保护国内产业，一切的出发点是多收税，而不是刺激经济。
只看前面的税收部分，关税一直是蒋介石收入的主体
于是，30年代初，在关税总体税率不断上升的同时，棉布（制成品）税率相对下调25%，棉花（原材料）税率却暴增43%，急不可耐地要向刚刚起步的中国纺织业抽血。工商业愤怒地指责政府对关税的依赖是“复灭实业之先声”。
1930-1931年，蒋介石集团的关税收入创历史记录，靠撒钱打赢中原大战，但中国经济的逆差也达到惊人的历史高点——1930年贸易逆差是4.1亿两白银，1931年是5.2亿两，平均每年赔出一个辛丑条约，还不劳烦八国联军亲自上门讨要。
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对抗空前激烈，民族工业唯一的屏障不是海关，不是关税，更不是蒋介石政权，而是中国人民的爱国心，是觉醒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国货运动。
上面提到的爱国实业家刘鸿生，他的纺织厂能够勉强抵抗洋货，就是因为使用【九·一八】商标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靠爱国生意扭亏为盈：
“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意买国货。”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用爱国主义要求人民必须买某产品那无疑是道德绑架，可在海关与政府都不能保护民族工业的情况下，爱国群众却为国家保存了一点点现代社会火种，这是蒋介石政府无能的标志，也是中国人民耀眼的光芒。
对于中国工商业来说，另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是日本侵华。
1938年后，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军占领，日占区和国统区之间名义上处于战争状态，货物流通不畅，客观上反而为内迁工业提供了百年未有的关税壁垒。
而即便在西南贸易通道勉强打通后，英美处于对日作战的需要，一时间也没有急着要蒋介石政权开放市场，所以内地工业颇有发展。马前卒工作室此前详述的“侯氏制碱法”在抗战期间应用，就是内陆盐业百年来第一次占据中国市场的结果。
这个故事反过来说，就是旧中国海关由洋人掌握，百年积弊，对中国的伤害远远超过日本兵的刺刀。
古人云苛政猛于虎，20世纪的中国则是低关税之恐怖，猛于日本百万大军！毕竟旧中国农业社会晚一年被消灭，就意味着上千万人死于饥荒和贫穷。
1946年，日本人走了，大英帝国垮了，美国人回到了上海，马上就让蒋介石政权知道什么是超级帝国主义。
为了攻占延安，蒋介石向美国要了堆积如山的二战剩余物资，还把美国接收的全部日占区物资拿到手，组建了90多个美械师和更多的日械师，代价就是闭眼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此时中国海关总负责人已经由英国人换成美国人李度，所以“中美商约”跳过“自主关税”，确定110种美国货输入中国减免进口关税，计算价格时还故意压低美元汇率。中国人民用抗战八年换来的暂时关税壁垒全面崩盘。
1946年的《解放日报》指出：“美国货充斥了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导致“今天的上海真的是‘美化’了”
结果，在二战后的和平时期，中国工商业反而纷纷破产：
旧报新读·049----要求贸易保护的民国国货
重庆商务日报1946年6月27日报道《外货像潮水涌来，上海工商业面临死亡边缘》
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在九尺坎该会会所举行六月份会员聚餐会，特请参加南京商联会议返渝之该会理事长潘仰山先生讲演。潘先生对商联会表示悲观，他说：提出的问题很多，希望很少，也许一样也办不到。
同时，他谈到战时迁川的大小工厂，现在绝不能迁回上海，因为上海的外货充斥市场，把国货压得透不过气，不仅没有销路、成本太高、质量有没有外货好。
再加上上海的生活成本高昂，根本就不能生存。现在上海的米每斗卖上了四万，猪肉每斤二千五，就是一桌最坏的酒席，也要卖上十五万元。房子很难找，租一间小屋子需要四五条黄金，坐洋车费用上千，坐汽车费用上万，出门一次，身上没有一二十万别想走动。
所以到处困难，特别是工商业抬不起头，外货哔叽布每尺一万四，国货哔叽就要一万一；美国铁每吨十一万，国产铁每吨要三十万；美国煤每吨十七万，国产煤每吨要三十万；而且这些国货的质量，与外货相差太远，谁又不去买外货呢？所以机器业的产品没有人要，政府也说没有外国的好，只能破产关门。
就连香烟业也被打倒，从前上海下等人社会里，每人都是抽的外国烟，实际上，外烟就是比国烟好，价格又巧。譬如，十只装的美丽香烟卖四百元一包，五十装的飞利浦只要六百五十元，这种比较之下，谁又不抽外国烟呢？
其他行业也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上海的厂商如此，重庆的厂家更不能言了，但是上海还能勉强维持的，只有棉纺织业，因为美布来的少、但美棉来的多，原料没有问题。困难因此也就较少。不过，若美布一旦来华，纺织业也不能保险。
总之，整个的工商业都陷入泥沼之中，政府不从根本来救济，仅靠外货维持局面，这是自杀政策，这是要把工商业窒息而死，。然而政府却说：我们的工商用品不够用，只能大量的进口外货，否则物价就要高涨。
这话固然对，但中国的工业正在萌芽，政府不来灌溉，而任其荒芜，当然不会有成长的一天，一切依靠外国，经济握在外国之手，中国人民破产，那还哪有国家呢？如此看来，一年后的国货上就会全部消灭，而永无声息了。
因此，我建议政府外货全部由国家统购统销，其价比照国货来定，得到钱拿来辅助厂商，又可扶植工业，奠定自己的工业基础，可是政府就说难办就算了。
最后潘先生说，维持工商业最好的办法，是请政府严格管制外汇，限制不必要的外货输入，同时，政府要大量贷款给工商业，如此厂商才能转危为安，物价与币制才能根本上稳定。
买办政权到底是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蒋介石政权的盟友。
还好，这是帝国主义买办最后的疯狂。随着中美商约摧垮了民族工业，法币通胀消灭了民族商业，美国面粉打垮了剩余的自耕农，工商农业一起破产，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者只剩下几千个从抢劫中发财的黄埔军官。
1946年头几个月的美械师攻势未能消灭解放军，新中国的建立就只是个时间问题，或许1948年，或许1950年。
旧中国的丧钟在最强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奏响。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民主同盟】于1948年1月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决不承认美国政府与南京政府所签订的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条约，并认为美国政府给予南京政府的所有援助，都是与人民为敌。”
“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
自晚清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皆知洋关之害，只是对帝国主义无可奈何。任何敢于挑战洋人海关的中国领导人——哪怕只是让外籍海关官员退了半步——也能赢得全国性声誉，比如孙中山。
1912年后，即便曾直接策划辛亥革命，但未能掌握军队，孙中山一度已经成为军阀的吉祥物，全无实权。但由于在广东海关“关余”事件中迫使英国让步，孙中山的声望瞬间回到国家领袖的层次，并借此组建国民政府，为数年后消灭北洋各军阀确立了基础。
1949年解放军不仅敢和帝国主义对峙，还完全无视美国人的威胁，遇到英国舰队重巡洋舰队直接开炮解决问题，这种帝国主义的克星得到全中国各阶层的一致支持。民心所向，解放军无论是进攻旧中国哪一路军队，都是摧枯拉朽。从1947年延安被占领，到1949年10月1日建国，仅仅30个月。
然而，100年来的低关税摧残经济，中国已是满目疮痍。
19世纪鸦片战争过后，虽然中国已经是半殖民地，但凭借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基础，中国在部分农产品，手工业品上还有绝对优势，至少还掌握着世界茶叶、生丝市场的垄断供应权。
可是，到了1949年，中国工业产量可以忽略，农业不敷自给，就是传统上优势的行业也一败涂地。建国前一年，中国茶叶出口只有7000多吨，全国蚕茧产量3万吨，不到峰值的1/7！毛泽东坚持要在国歌中留下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胜利后的卧薪尝胆，乃是对中国现状的客观描述。
好在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海关，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得因此感谢解放军。
从1951年-1979年，大陆海关平均税率为52.9%，几百个工业门类从无到有，进入发展快车道。对岸的台湾省经济发达，发电量一度等于大陆之和，人均铁路里程是大陆的几十倍。但台湾恳求美国撤走海关总税务司后，也确立了45%的海关基本税率。两岸的经济因此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大陆成为有史以来世界最大工业经济体，一直保持到今天。
这就是新中国。
【待续】
欢迎同时观看B站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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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