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反思科学强国的崎岖路（V）（风闻调研委员会）

我在科大文革期间中断了和严济慈先生的联系，却不知恩师一直关注我的下落。1973年周总理重新启动四个现代化，批准科学院上两个大项目，一个是北京的高能加速器，建在原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有北京户口，吸引有背景的名牌大学生回城。另一个是核聚变的托卡马克反应堆，只能上合肥户口，给科学院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人才开了活口。

核聚变的初期小规模研究在北京物理所，1978年把大装置设在合肥科分院新建的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负责核聚变的是物理所留苏归来的陈春先。严济慈找到我的下落，把我推荐给陈春先，由科学院下文给成都铁路局要求调我回科学院工作。经过一番周折，成都铁路局终于放行。我在1974年离开四川，户口迁往合肥，人到北京物理研究所工作，没有固定的专业分工，许多时间都是给陈春先当助理，是唯一的救火队员。

我在科学院工作的五年，正当中国同时和美苏脱钩的国际形势，在中美缓和关系后依然面料技术禁运。中国的科研继续坚持崎岖的自主路。当时科学院流行一句话，我们做件衣服要从打锄头，种棉花开始。七十年代的科学院和四十年代的南泥湾没有本质的不同。从1968年大学毕业到1980年出国留学，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就是46元，中专生42元，职称就是实习生，不管你实际承担多大的责任。科学院的工作强度比铁路大的多，夫妻分居的比例很高，几乎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更不可能照顾老人。但是，所有的人工作热情都非常高，因为大家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可以弥补历次运动带来的时间损失。中国的科研大部分时间做的是普通工人的工作，从跑图书馆查资料，跑材料，自己做装修工安装设备，到工程设计，实验调试，和理论估算，都是自己试。每个任务都是中国史无前例的项目，没有人可以指导你，至多和同一小组的同事互相帮助。唯一的竞争是不同方案谁来拍板。因为中国各级科研都是新人，各级负责人就出现名牌大学的资历竞争而非能力竞争。在留苏学生的资历之下，北大，清华，复旦的资历就成为排斥新建的科大和工程院校的依据，这一现象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演变为重点大学的排名，而非欧美的人才竞争。科研管理的突出问题是科研和行政的矛盾。尤其人力资源的调配谁说了算？西方包括苏联都是领军的科学家说了算，中国却成为人事部门和行政部门的特权。北京中国科大创建时是个例外，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部都是刚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三大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转业的参谋军官。聂荣臻元帅以身作则给科学家当后勤部长，中科大这些战场归来的干部自然雷厉风行。但是科学院的行政干部多是没有打过仗的转业军人，管理不听话的科研人员就成为事实上的行政权力。各大学的行政干部更是临驾于教授之上，压服天才出格的学生成为大学的常规。

客观而言，文革期间人情关说并没有演化为物质腐败。我自己不会抽烟。为了能从铁路局调回科学院，连一盒中华烟都送不出去。离别时送给放行的铁路领导的最高礼物是一盒上海的糖果。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在国有企业和城市确实做到夜不闭户的程度。因为大家的物质待遇差别极小，只有地区差距依然很大，信息的级别待遇差距更大。这是上山下乡的学生用尽方法调回大城市的主要原因，虽然大城市的实际生活并不高于中小城市。

中国从欧美回来的老一代科学家，大都有博士毕业后的完整研究经验，科学研究的方向由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决定。但是中国第二代留苏的科学家，由于朝鲜战争的巨大代价，从上到下都蔓延一种急剧赶超的心态，试图把革命战争的速决战用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所以基本不尊重西方教育的历史经验。留苏学生的专业选择由组织部门决定，不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才能，组织部门嫌博士的培养周期太长，要求大学本科毕业生，最多有副博士学位，尽早回国工作。陈春先被分配到莫斯科大学学地质，郝柏林被分配到莫斯科大学学政治经济学。好在苏联的教育体制比中国灵活，允许自学的旁听生参加物理学考试，通过后可以获得物理本科的学士学位。陈春先竟然考物理获得第一名，回国就打破常规领导物理所的一个研究室。郝柏林通过苏联理论物理学家朗道的世界最难考试，却遇上朗道不久出了车祸，中苏分裂，也就提早回国。物理所的两名大将实质都只有业余自学的本科物理学历。中国科学各领域的开拓者，从严济慈，华罗庚开始，到陈春先，郝柏林，其实都是自学成才的，中国革命的开拓者也是如此。奇怪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至今不给自学成才的青年同等学力报考大学的机遇。其深层原因是中国小农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平衡人际关系，加官本位，一刀切是避免因材施教引发的腐败之争付出的代价。中国哲学越强调程序公平，就越不能实事求是。中国人始终不懂得一个量子力学的基本道理：创新和腐败是不可能同时测准的。所有的创新在初期都是不合法的。现有法规是否合理，只有相当长时间的实践以后才能界定。中国的科举制的程序貌似公平，但是社会效果并不公平。

陈春先能成为核聚变的领军人物，源于他惊人的观察能力，在文革中还能密切注意世界科学的发展动向，外加和老帅们的沟通能力。他直接到老一代领导人的家中汇报科学大势，警告中国落后会面临新的挨打危险，从战略出发说服老帅，他们再去要求周总理给钱和招人的治标，用举国之力，搞两弹之后的两个新的科学基础工程。中国人理解的科学就是实验装备，不是理论突破或实验发现。核聚变的方案很多，中国总是紧跟国外主流，选择苏联1950年代设计，美国1960年代改进，只能民用的强磁场约束的脉冲式托卡马克实验堆。中国上马时苏美已经放弃，但是欧洲，日本还在坚持。因为远离实用阶段，国外文献相对开放，中国的赶超就比较现实。

我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内战产生的保密制度严重束缚科学合作的发展。核聚变最初是二机部（核工业部）下属的乐山585研究所的垄断，后来授权科学院加入竞争。就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乐山交流协作。不料一开始我就通不过保密的资格审查，领导特批后才允许我查阅他们的资料档案。结果发现他们翻译的苏联1958年的公开文献被列为绝密，让我哭笑不得，从此再也不去和585所谈合作。

核聚变所有各部门的技术路线都从翻译和评价国外的公开文献开始。我在大学里自学过4门外语，可以借助字典阅读西方文献，但是不会口语交流。我大学课余时间大部分在阅读前沿论文，而非教科书，所以交给我的任务，通常一个月就可以搞定，给陈春先和下级领导提供技术选择的方案。这本来是科研能力的优势，在中国反而成为没有固定专业的科研游击队，在各个实验组调来调去，没有可能成为专家，反而造就后来的“杂家”，变成未来的复杂科学。时代的偶然选择代替科学的兴趣爱好，也是历史奇缘！

我发现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理工科教育理论脱离实验，原因是没有科研经费和实验设备，大学只能纸上谈兵，毕业工作后又成为工匠训练，固守工艺而没有理论创新的变革。只有中科大建校时，钱学森提了一个建议，所有学理论的理科生都必须学大专才学的工程制图，北大等名校从无此项规定。结果北大理论物理研究生带领的实验团队连“公差”的概念都没有。安装第一个托卡马克堆时，盖子差几个毫米不能合拢，就拿大锤硬敲，结果破坏绝缘层报废整个装置，浪费几个月的工期。当时有经验的工程师提出警告，北大的理论家哪里听的进去。钱学森的忠告至今在中国的教育部无人知晓。北大重理轻实的学风也依然固守至今。

我发现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不完整的留苏教育，没有带回来严格的实验程序。我在北京物理所的实验是给留苏回来的一个研究员当助手。我们两都胆大包天，思想活跃，经常通宵达旦试验各种方案，不怕打破常规的各种事故。有一次得到超出预料的实验结果。我们极为兴奋，没有赶紧记录当时的各种实验参数，却忙于变更参数试图得到更佳的结果，结果已有的成果再也无法重复。多年后，物理所出国的访问学者在美国的超导实验室也发生类似的问题。中国的理工科大学只教知识，不教严谨的工作习惯，是质量不佳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还得引进德国和日本的工业管理，在企业界得到改进。留学生如果早早回国，缺乏西方的科研经验，回国论资排辈，也使中国的实验科学水平和西方有相当差距。竞争诺奖的优先权，可能就在实验精度上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国内媒体经常炒作中国何时得诺奖，却没有几家大V认真检讨中国科教体制的差距。

真正严重的是第四个问题，在科研基础设备完成之后，是重复验证国外已有的成果，还是独立创新争取国际的竞争地位？我在北京物理所的工作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老一代科学家的言传身教，就是自主创新。但是合肥新建的等离子体物理所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户口制度。第一代创新的陈春先和其他实验负责人都不愿意放弃北京户口到合肥安家。科学院资深人士愿意到合肥的都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而不是依据他们的科学领导力。所以合肥最初的科研负责人难免是谨慎有余，创新不足的人。他们提出的研究方案基本是重复验证国外已有的成果。我几次提出过新的实验方案，都不被采纳。理由是这样简单的想法，外国人怎么可能想不到？结果几个月后国外就发表了我建议的类似成果。我的顶头上司不但不像老一代科学家那样发现人才，反而认为我处处找领导麻烦。先借口我查资料快，不仅不允许我加入理论组提供研究方案，反而调我去资料组当辅助人员。逼我只能以考科大研究生名义离开等离子体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所的人事部门又不肯放我去科大。

时来运转，此时恰逢邓小平出山，胡耀邦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合肥的人事部门借口国家科委要借调干部评审科研成果。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行政干部，就把我这个喜欢给科研领导出难题的实习生干脆调出科研岗位。严济慈和陈春先也拿现管没有办法。就此逼上梁山，开启我改革建言的参政之路。严济慈先生一直认为我是做物理的材料，这时也改变初衷，把我写的一系列科技政策史的笔记转给国家科委和科学院的政策研究室。我的科学人生，从此成为科学与政治无法分离的双轨路。

历史往往会把坏事变成好事。我在科学大会的项目组负责评审各地报来的评奖项目。我很快发现许多所谓的创新项目，其实重复已有的实践。尤其军工部门的保密项目，如果派人去上海向老工人请教，根本不必再花大力气重复研究。我给科学院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引进国外的专利制度，并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没有专利制度，使许多历史发明失传。科学院很快采纳我的建议，没有公开宣传就建立起专利局，首任局长就是科大毕业的党委干部。我意外发现，中层领导发配我去干的没有人重视的工作，往往是社会需要的改革突破口。时代的挑战比个人的兴趣也许更能发挥自己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