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二、同根相煎）

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基点是教义，而不是犹太人的种族，所以与其说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不如说是反犹太教主义（anti-judaism）。

耶稣复活升天后，圣徒保罗四次远出传教，最后一次传到了罗马帝国的大本营意大利。开始时，罗马帝国对新兴的基督教十分恐惧，全力镇压，基督徒被大批屠杀，甚至被赶进斗兽场喂野兽。但是基督教的生命力不是罗马帝国镇压得了的。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也译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发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尊崇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改信基督教，并以基督教的名义，打败政敌，统一了罗马帝国，从罗马移都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大帝还召集了当时所有的基督教大主教，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第一次尼西亚大主教会议（The First Council of Nicaea），统一了基督教教义，确立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确立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概念。君士坦丁大帝虽然改信基督教，但他是死的时候才接受洗礼的，为此至今有人怀疑他是因为要利用已经不可压制的基督教力量来统一日益分崩离析的罗马帝国才顺水推舟的。公元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正式指定基督教为唯一国教，其他所有宗教均为非法，只有犹太教是一个例外。

从一开始，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就互相看不顺眼。在犹太教眼里，基督教是犹太教内的一个异端邪说，尤其是耶稣自称上帝之子和弥赛亚，还有保罗关于外邦人不经改从犹太人的习俗和礼仪、只要信仰耶稣就可以得救的说法。犹太教也对基督教膜拜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旧约上上帝明确说过不可以对具体形象作偶像崇拜，而上帝本身是无所不在但无具体形象的。基督教对此提出三位一体的说法，既圣父、圣子、圣灵既为三体，又为一体。犹太教指出，旧约上说弥赛亚的到来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但耶稣之后世界明显没有得到永久的和平。基督教对此的说法是耶稣将有“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这次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对于拿撒勒派的离经叛道，犹太教主流毫无宽容可言。传教的耶稣就遭受犹太教教士的排斥，被赶出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耶稣之死更是被怪罪于犹太人。犹太教对基督教的迫害并不止于耶稣之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保罗开始外出传教，传教回来的保罗差点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被犹太暴徒打死，保罗一定要以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坚持到罗马受审和关押，才保住一条命。基督教徒们被关进耶路撒冷的监狱，或被递送给罗马占领军当局，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如果公元66年和公元133年犹太人反对罗马的两次起义成功，建立了“除了上帝别无主宰”的犹太人国家，并一直延续至今，不难想象，犹太教对基督教的迫害可能会继续，其烈度也不会比基督教迫害犹太教差。但历史没有给犹太人迫害基督徒的时间，而是走上了另一条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以致欧洲（以及日后南北美洲）的主要宗教，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基督教的眼里，在耶稣出生之前，犹太人无疑是“上帝的选民”，摩西十诫无疑是上帝和犹太人之间的契约。但是上帝之子耶稣出生之后，上帝的选民扩大到所有接受耶稣为救世主的各族人。为了洗清人类的罪孽，耶稣代替人类在十字架上死去，然后复活显灵，这是上帝和上帝的选民之间新的契约。换句话说，摩西十诫代表的旧契约已经过期作废。耶稣本人是犹太人，耶稣的12个门徒和耶稣时代的信众也都是犹太人，但犹太人作为整体非但不接受上帝的拯救，拒绝接受耶稣，还加害于弥赛亚耶稣，这是不可容忍的。这和未受教化的“野蛮人”还不一样，野蛮人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不知者无罪。犹太人则是明知故拒，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同一圣经旧约，这是上帝与人类的契约的开始。即使是犹太人并不认同的新约，其和旧约的延伸关系也是无可置疑的。于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争执染上了“正统”之争的色彩。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犹太教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和弥赛亚身份，基督教对此必须做出解释，“犹太人本来是好人而后来变坏了”就是最方便的解释，基督教对犹太教压制以凸显自己的正统就十分必然了。

从更实际的层面，早期基督教的教徒基本是犹太人，犹太教教徒当然更是犹太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争夺信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者的互相排斥。早期基督教中对于基督教主要面向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有争执的。圣徒保罗强调向外邦人传教，并且强调不需接受犹太人的习俗（行割礼、吃kosher肉食等），只要信仰耶稣就可以得救，这些宽松的教义使保罗这一支的基督教（Pauline Christianity）迅速在非犹太人中发展起来，而且非犹太人迅速成为基督教信众的主体。这时，犹太人坚持信奉犹太教就被看成顽冥不化，甚至是对主的轻慢了。

在圣经新约中的部分内容也被基督教中的反犹势力利用。比如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7-47节中，耶稣痛斥法里希犹太人（Pharisees，圣经时代犹太人中比较教条主义的一支）为魔鬼的子孙，听信谎言，不听上帝的教诲，还要加害于他。耶稣进一步斥责这些法里希犹太人不是上帝的子民（“He who is of God hears the words of God; the reason why you do not hear them is you are not of God.”“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51-53节中，圣徒斯蒂芬在被犹太教教士判决用石头砸死之前，斥责犹太人拒绝上帝的教诲，杀害耶稣和其他先知。在《启示录》第3章第9节中起誓，要那些追随撒旦的犹太人跪倒在主的脚下。类似的内容在新约中还有多处。

法里希犹太人虽然只是犹太人中的一支，但在犹太人被罗马放逐后，其他犹太人大多归化为当地民族，坚持犹太人传统的主要是虔诚和坚守教条的法里希犹太人，圣经中斥责法里希犹太人的内容就被“顺理成章”地扩大到整个犹太人，圣经上的这些内容则被认为是基督教反犹的教义上的依据。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约上的这些内容也可以解释为耶稣是在作为一个犹太人对其他犹太人的话，和旧约中从西奈山上回来的摩西斥责纵欲和膜拜金牛（早期迦南拜物教的一个偶像）的以色列人没有原则上的不同，并不能作为耶稣或者圣经反对犹太人或犹太教作为一个整体的依据。更有甚者，新约中也有很多犹太人是上帝最钟爱的子民的说法，并说犹太人将先于其他族群得到上帝的拯救（《罗马人书》第一章第16节：“salvation is first for the Jews and then for pagans”）。这些都是现代基督教会将耶稣基督和圣经与反犹主义区分开来所作的解释，但在早期，出于种种原因，圣经上的一些话和对这些话的解释被用作教会支持反犹的依据。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得势后，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迫害就开始了。君士坦丁大帝在第一次尼西亚大主教会议中谈到复活节的庆典礼仪时，就认定犹太人犯有巨大的罪孽，基督徒不应与犹太人为伍。君士坦丁大帝制定了很多限制非基督徒社会地位和法令，但犹太教还是比拜物教的地位高一点。两百年后的查士丁尼大帝致力于收复被日耳曼蛮族攻陷的西罗马失地和统一东西罗马，但他对后世最大的影响还在于《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也称《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这是现代大陆法系民法的基础。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剥夺了很多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如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不得作为证人指控基督徒，不得用希伯莱语从事宗教活动。但用法典形式将反犹主义合法化的首创还是西班牙南方安达露西亚地区的埃尔维拉（Elvira，现称格林纳达，Grenada）的天主教会，在公元305年就规定基督徒女子不得嫁给犹太人男子，除非犹太人男子已经归化基督教；犹太人男子不得包养基督徒情妇；犹太人家庭不得邀请基督徒作客；犹太人不得主持基督徒田地的农作物对风调雨顺祈祷等。公元589年，同在西班牙的第三次托莱多大主教会议（Third Council of Toledo）规定，犹太人和基督徒夫妻的孩子必须强制受洗为基督徒。公元681年的第十二次托莱多大主教会议更是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强制归化为基督徒，很多犹太人被迫皈依天主教，但更多的犹太人大规模外逃。

然而，出于基督教拯救一切众生的基本教义，罗马天主教廷很早就作出“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的区分。愿意改信基督教的当然是好犹太人，继续拒绝耶稣基督的就是应该共讨之、共诛之的坏犹太人了。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沉醉于对经典的考据，热衷于研究诸如针尖上能站立多少个天使之类的无聊问题，但天主教会为了劝使犹太人皈依天主教，还是做过一些努力的。天主教会和欧洲的天主教君王曾举行过公开的宗教教义大辩论，力图说服犹太教放弃犹太教教义，接受基督教教义。被誉为“完美的基督教王子” 的法王路易九世不但身体力行，率领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还力图将当时已经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变成“新耶路撒冷”，用政教合一的力量巩固法国王室在欧洲的地位。路易九世不惜出13万5千金币的重金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国王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手里买下耶稣在十字架上带的荆棘花冠和十字架的一块残片，并在巴黎的皇宫内建造了圣教堂（Sainte Chapelle，现在司法部大院内），供奉这基督教中最神圣的圣物。圣教堂并不很大，其高敞通透、彩绘玻璃环绕的殿堂，是哥特式教堂的一个典范。然而，修建这美轮美奂的教堂才花费6万金币，路易九世对购买圣物的不惜血本可想而知。路易九世在位期间，主持了1240年时期在巴黎的大辩论，重点对犹太教的《塔尔慕德》（Talbud）进行批驳。《塔尔慕德》集中了犹太人的律法、道德、历史，是古代犹太教拉比（尤其是耶路撒冷时期和被放逐后巴比伦时期）对有关问题的权威解释，在犹太教里及其重要。当辩论不能劝说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时，大量《塔尔慕德》被充公，并在巴黎当街焚烧。

1263年阿拉贡（现西班牙东北）国王詹姆斯一世在巴塞罗那主持的教义大辩论更为重要。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教士Pablo Christiani向詹姆斯一世进言，他可以从《塔尔慕德》中找出依据，证明犹太教也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从而打碎犹太人的“精神枷锁”，说服他们改信基督教。詹姆斯一世大喜，传召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犹太教大拉比Nachmanides，要两人当堂对质。Nachmanides得到了国王对完全的言论自由的保证，和Pablo Christiani就弥赛亚是否出现、耶稣是神还是人、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一个才信奉真神的问题公开争辩了四天。Pablo Christiani用《塔尔慕德》证明他的观点，Nachmanides用圣经证明他的观点，但Nachmanides显然要更雄辩，指出既然弥赛亚已经来临，世界应该一片祥和，怎么耶稣之后依然有那么多的战争、瘟疫和苦难呢？Pablo Christiani被辩得无言以对，詹姆斯一世最后赏赐了Nachmanides三百个金币，作为对他的学识和辩才的赏识和国王的大度。当天主教多明各派（Dominican）教士宣称胜利时，Nachmanides出版了他的辩词作为反击。天主教会抓住其中的一些言辞，控告Nachmanides亵渎神明，而Nachmanides辩解说这些都是在他公开辩论时当着国王面前说的话，而国王曾给与言论自由的保证。最后为了安抚天主教会，Nachmanides被判罚款若干、流放两年。教会不满这从轻发落，串通教皇克莱门特四世，最后把Nachmanides实际上永远流放了。Nachmanides回到巴勒斯坦，在那里不大的犹太人族群中继续传播犹太教，死后葬在海法。

公开辩论规模最大的还是1413年2月到1414年11月在西班牙的Tortosa的辩论，史称Tortosa大辩论（Tortosa Disputation），这是阿维农教皇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I）主持的。这是天主教历史上很尴尬的一段时间。出于梵蒂冈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不是一回事）的争端，梵蒂冈教廷在法国出生的教皇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的主持下，于1305年迁往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阿维农（Avignon）。法国王室先前就在镇压圣殿骑士团上和克莱门特五世合作过，对教廷迁都之事十分支持，因为教廷在法国的存在可以大大加强法国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欧洲的地位，这段时间内的教皇自然都是法国人。在意大利锡耶纳的染衣匠的女儿圣女Catherine（后称Catherine of Sienna）的运作下，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欲1378年将教廷迁回梵蒂冈，但不久就去世了。新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 VI）多疑、专横、暴戾，选举他的红衣主教们很快反悔了，另外选了一个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在阿维农上任。这样一来，天主教世界就出了两个教皇，还都是合法选出来的。到克莱门特七世传位于本笃十三世时，“一教两皇”已经在天主教世界里造成很大的分裂，教内教外都急于统一，阿维农教廷也不再受到法国王室的支持，本笃十三世受到空前压力，急于在教务上做出一点惊人之举，扭转局面，于是搞了这么一场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公开辩论。本笃十三世亲自主持，众多红衣主教和贵族、骑士在场，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Joshua Lorqui从《塔尔慕德》出发，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二十多名犹太教拉比和学者反驳，共69场辩论，历时21个月之久。但这场政治秀最终没有带给本笃十三世所需要的政治稻草，失望的本笃十三世签发了教令，禁止《塔尔慕德》。三年后，众叛亲离的本笃十三世在落魄中去世，天主教重新统一到梵蒂冈教廷的旗下。大概梵蒂冈教廷觉得这段“分裂中央”的历史实在令人难为情，300年后在1724年另外选了一个本笃十三世出任教皇，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本笃十三世教皇，现任教皇是本笃十六世。

中世纪的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是“国际主义”的，王公贵族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人民可以自由移居，还没有明确的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王国和领地之间通过战争和联姻而重新划分是常有的事。君王们管理世俗事务，教会则凌驾其上，作为“君权神授”的人间代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自由、平等、个人尊严、思想解放等概念深受富裕、受到良好教育但缺乏社会地位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欢迎。与此同时，天主教会日益腐败，教皇享有不容置疑的对宗教和世俗事务的权威，主教们成为庞大教产的管家而疏于研究教义，教区之间竞相攀比，修建越来越辉煌壮丽的大教堂，举办越来越奢华的宗教仪式，资金不足就向信众摊派发售天堂券，卜迦丘的《十日谈》抨击的就是这种荒唐和腐败。这一时期也是主权、国家、民族等概念的形成时期，君王们开始对教会极度膨胀的势力不满，对梵蒂冈教廷干涉地方政治的做法更是不满。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德国的奥古斯丁派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威滕堡城堡教堂（Wittenburg Castle Church）大门上钉上95条罪状，公开批评教会的腐败，挑战只有教士才能解读圣经、教皇具有最终解释权的传统，提倡人人可以和上帝对话，极大地动摇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城堡教堂的大门原本就是当地神学院公开进行神学辩论的大字报栏，但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很快冲出了神学院的象牙之塔，马丁•路德所罗列的95条罪状很快通过方兴未艾的印刷术传播到欧洲各地，引发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并首先得到德国的王子和大公们的接受，促成了新教（Protestantism）在中欧的兴起。欧洲新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向北美大量移民后，新教成为北美的主要宗教。

尽管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核心是思想解放，马丁•路德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极端忠诚于信仰的基督徒，使最大多数人接受基督教教义始终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在基督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犹太人更是如此。早期的马丁•路德坚信天主教会的腐败、僵硬、教条和对圣经的曲解是犹太人拒绝接受基督教的基本障碍，而天主教会的腐败、僵硬、教条和对圣经的曲解也是马丁•路德致力抨击的对象。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信众可以直接阅读圣经，直接领略神的旨意，而不必通过教会的解读，所以当神的真正的声音摆到犹太人面前，犹太人自然就会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当作为马丁•路德心目中基督教正确版本的新教开始传播后，犹太人依然拒绝接受基督教教义时，马丁•路德开始转向对犹太人的敌对。1536年，当马丁•路德的主子萨克森选帝侯约翰•弗莱德里克（Elector of Saxony John Friederick）禁止犹太人在他的领地上居住、做生意甚至自由通过，约塞尔拉比（Rabbi Jesel of Rosheim，Rosheim是德法交界的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个小镇，约塞尔拉比毕生致力于周旋于王侯之间，为犹太人争取利益）托人求马丁•路德向弗莱德里克选帝侯引见，但马丁•路德冷冷地回绝到：“我愿意尽力为你的人民效力，但我不会以我的好意来主张你的顽固”（I would willingly do my best for your people but I will not contribute to your [Jewish] obstinacy by my own kind actions.）。约塞尔拉比最终在1539年另行设法面见了弗莱德里克选帝侯，并设法取消了这些限制，但一般认为马丁•路德的回答标志了他对犹太人态度的转变。马丁•路德在1543年写就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及他们的谎言》（On Jews and Their lies，德文原名Von den Juden und ihren Lugen），倡导放火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和学校，捣毁犹太人的住所，没收犹太人的财产，禁止犹太人自由通行，销毁犹太人的经书，禁止犹太教拉比宣教，剥夺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和共鸣权利，对犹太人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甚至驱逐出境，作为对顽固拒绝耶稣基督的惩罚。马丁•路德不光宣传他的反犹主张，还通过他的影响，唆使德国的王公贵族将犹太人从自己的领地驱逐出去。马丁•路德将对犹太人的攻击超越了教义之争，而引到了种族歧视上。近400年后，纳粹的反犹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有马丁•路德的《关于犹太人及他们的谎言》的影子，以至于纽伦堡审判时，有的纳粹分子公然引用马丁•路德作为辩护，给当代欧美新教教会带来不小的尴尬。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之争到今天依然在持续，但由于历史的教训，双方都把调门放低，有时甚至有意一笔带过，不争论。一些基督教会已经不再把劝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作为传教内容，这和基督教的传教传统及其在亚非地区的传教努力适成对照。梵蒂冈教廷在62年颁布敕令，明确将迫害耶稣的具体的犹太人和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区分开来，也明确指出圣经时代的犹太人的罪孽不能有现今的犹太人承担，从教义上割除了反犹主义的基础。路德派教会在坚持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的同时，公开抛弃他的反犹观点。很多新教教会也和反犹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犹太教组织也和基督教会沟通，求同存异。但不说了不等于没有了，基督教反犹势力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影星Mel Gibson近来的反犹言论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