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虚拟特权阶层”已然抬头, 自由的技术正变成统治的机器｜文化纵横

Richard Barbrook、Andy Cameron

威斯敏斯特大学设计与媒体学院

【导读】在世界政治经济动荡的时代，科技似乎成为唯一突围的希望。然而，技术的推进究竟依赖什么？当下技术认知有着怎样的局限？技术主义所宣扬的路线可以实现吗？本文梳理历史和现实，反思当前世界上的一种混杂的新型价值观——“加州意识形态”。

文章指出，“加州意识形态”高度推崇技术主义，对新信息技术的解放潜力深信不疑。其倡导者主张建立“数字广场”，人们在虚拟空间中自由表达，同时回归自然，追求“生态乌托邦”。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虚拟空间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数字时代的企业家，大政府应给予其充分的自由空间。然而悖论在于：政府投资建设的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大学和其他基础设施，正是加州美好生活的前提，而且高科技产业几十年来一直享用着史上最高昂的补贴。

作者指出，这种新型意识形态造就了一个“虚拟阶层”，汇聚了作家、黑客、资本家、科学家、技术工程师、艺术家等群体。他们在数字时代赚取高额报酬，成为某种特权阶层，并拒绝关心“信息穷人”，甚至对下层群体抱有恐慌心理。结果是，“加州意识形态”的技术自由主义，其实违背技术所追求的自由，自由的技术正在变成统治的机器。而这个“虚拟阶层”，不愿与贫穷群体分享财富，穷人只能通过为硅谷芯片制造商提供廉价的非法劳动力来参与信息时代。作者认为，应该让“信息高速通道”真正成为普惠品，以确保人人都能参与到积极的信息世界中。

本文转自“sociology理论志”，原题为《加州意识形态》。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加州意识形态

“不对未来撒谎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可以随意构建未来。”

——纳姆·加伯《现实主义宣言》

▍当大坝决堤时......

二十世纪末，媒体、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深度融合预示了超媒体（hypermedia）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推动着创造性的劳动力不断升级，当能够覆盖全球的通讯网络与能够以任何形式生产和接受不限量的信息同时成为现实的时候，现有的工作和娱乐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新的行业应运而生，当前股市的宠儿将退出历史。在社会变革复杂而深刻的时刻，人们会更多关注那些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简单明了解释的人。此时，由美国西海岸的作家、黑客、资本家和艺术家组成的松散联盟，成功地为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定义了一种驳杂的主流价值观：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这种新的主流价值观，在旧金山的文化波西米亚主义和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奇妙融合中产生。在杂志、书籍、电视节目、网站和网络会议的推动下，加州意识形态对新信息技术的解放潜力的深信不疑，并将嬉皮士的自由奔放精神和雅皮士（yuppies）的创新创业热情这两个对立面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数字乌托邦中，每个人都将既时髦又富有。毫不意外地，这种对未来的乐观憧憬受到了全美各地的计算机痴（computer nerds）、懒学生（slacker students）、创新资本家、社会活动家、学术快思手（trendy academics）、未来派官员（futuristic bureaucrats）和投机政客的热烈追捧。

与往常一样，欧洲人在追随美国最新动态上也不甘落后。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建议，建设“信息高速公路”（infobahn）的最佳方式是对电信和网络公司进行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而前沿的艺术家和学者们则热衷于模仿西海岸“后人类”哲学家们的“外太空崇拜”（Extropian cult）。

这些来自西海岸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热衷于倡导一种看似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政治——他们希望用信息科技创造一种新的“杰斐逊式民主”，让所有人都能在网络空间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然而，通过倡导这些看上去绝妙的理念，这些科技推动者同时也再生产了美国社会中一些顽疾，尤其是那些来自奴隶制的遗留之物。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乌托邦式憧憬，忽视了西海岸生活的其他特征：种族主义、贫困和环境退化。讽刺的是，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湾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也曾热切关注这些问题。

▍罗纳德·里根大战嬉皮士

1969年5月15日，州长罗纳德·里根命令武装警察黎明突袭了人民公园的嬉皮士抗议者。在随后的战斗中，一人中弹身亡，另有128人需要住院治疗。那天，主流世界和反主流文化似乎开始分野。在街道的一边，里根州长及其追随者主张企业私有化并支持入侵越南。另一方面，嬉皮士们对内倡导社会革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在人民公园袭击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似乎只有通过暴力冲突才能解决这两种对立愿景的历史抉择。

60年代，湾区的激进分子开创了全球新左派运动的政治观和文化风格。他们打破了战后的政治，发起了反对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仇视同性恋、消费主义和污染的社会运动。为了替代传统左翼僵化的等级制度，他们创造了集体民主的结构（collective and democratic structures），被当作了未来自由主义社会的预告。

最重要的是，加利福尼亚的新左派将政治斗争与文化反叛结合了起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嬉皮士拒绝遵守军队、大学、公司甚至左翼政党强加给人的僵化的社会习俗。相反地，他们通过怪诞着装、性滥交、音乐和毒品公开宣布他们对主流世界的反抗。然而，激进的嬉皮士却是社会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倡导普遍主义、理性和进取，例如民主、宽容、自我实现和社会公正。在长达20多年经济增长的鼓舞下，他们相信历史会站在他们这边。在科幻小说中，他们梦想着“生态乌托邦”（ecotopia）：在未来的加利福尼亚，汽车将会消失、工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性关系是平等的、日常生活以社区为单位。

对于一些嬉皮士来说，要实现这一愿景，就必须把科学进步当作虚伪的上帝一样加以摒弃，并回归自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科技进步必然将他们的自由主义原则转化为社会现实。

最重要的是，受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论的影响，这些技术狂人认为，媒体、网络和电信的融合将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一个电子广场（electronic agora）——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而不必担心审查的虚拟空间。大企业和大政府的权力即将被新技术对个人的内在赋权效应所推翻。

在麦克卢汉预言的鼓舞下，西海岸的激进分子开始为另类报刊、社区广播站、自制电脑俱乐部和视频采集研发新的信息技术。他们认为，他们站在了建设新美国的最前沿。电子广场的创建是在所有社会机构中实施直接民主的第一步。建设可能是艰苦的，但 “生态乌托邦”几乎近在咫尺。

▍“虚拟阶级”的崛起

谁能预料到，在人民公园之战发生后的不到 30 年时间里，电子广场和嬉皮士就共同创造了加州意识形态？谁会想到技术决定论和自由个人主义这种矛盾的混合会成为信息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又有谁会想到，当人们越来越崇拜技术和自由时，却越来越不可能对该技术下的社会发表任何理智的看法？

加州意识形态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本身就含糊不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活动家的开创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高科技和媒体行业所取代。尽管这些行业的公司可以将其所需的大部分劳动力都采取机械化和分包的措施，但它们仍然依赖于那些能够研究和创造原创产品（从软件程序和计算机芯片到书籍和电视节目）的关键人物。这些数字工匠与一些高科技企业家一起构成了所谓的 “虚拟阶层”（virtual class）：“由认知科学家、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视频游戏开发者和所有其他通信专家组成的技术智能阶层......”。

由于无法让他们接受流水线生产的约束，也无法用机器取代他们，管理者只能通过定期的合同来管理这些智力型工人（intellectual workers）。与上世纪的“劳动工匠”（labour aristocracy）一样，媒体、计算机和电信行业的核心人员也经历着来自市场的回报与不安全感。一方面，这些数字工匠们不仅收入丰厚，而且在工作节奏和工作地点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因此，嬉皮士和他们之间的文化鸿沟变得相当模糊。另一方面，这些工匠受到合同条款的束缚，无法保证持续就业。由于缺乏嬉皮士的自由时间，工作本身已成为大部分“虚拟阶级”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

加州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理解这些数字工匠的方式。一方面，他们是劳动力中的特权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活动家激进思想的继承者。“加州意识形态”同时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和嬉皮士精神的自由。这种奇异的混合体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几乎普遍相信技术决定论。自 60 年代以来，社会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希望新的信息技术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

为了回应新左派的挑战，新右派挖掘了一种更古老的自由主义形式：经济自由主义。他们不再追求嬉皮士激进分子所追求的集体自由，而是倡导市场中的个人自由。这种复古式的乌托邦呼应了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其他大男子主义科幻小说家的预言：他们笔下的未来世界总是充满了太空商人、超级推销员、天才科学家、海盗船长和其他粗犷的个人主义者。技术进步的道路并不总是通向“生态乌托邦”，相反，它可能回归美国国父们的设计。

▍电子广场还是电子市场？

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在其对数字未来的矛盾设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超媒体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下一阶段的关键组成部分。祖博夫（Zubff）指出，将媒体、计算机和电信技术引入工厂和办公室，是一个将劳动力从直接参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漫长过程。

如果仅仅是出于竞争的原因，所有主要的产业经济体最终都会被迫将劳动力网络化，以获得数字工作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允许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交换几乎无限量的信息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超媒体的出现会实现新左派还是新右派的乌托邦？作为一种混合价值观，加州意识形态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难题，因为它同时相信这两种愿景，而且不批判其中任何一种。

一方面，新左派们反企业的特性被 “虚拟社区”的倡导者们保留了下来。根据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的说法，反文化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正在塑造着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因此，社会活动家将能够利用超媒体，以高科技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取代企业资本主义和大政府。布告栏、实时会议和聊天设备已然依赖参与者之间自愿的信息和知识交换得以运行。在莱因戈尔德看来，“虚拟阶级”的成员仍然站在社会解放斗争的前沿。尽管“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涉及到狂飙突进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但电子广场将不可避免地战胜那些来自企业和官僚的敌人。

另一方面，西海岸的其他意识形态主义者也接受了昔日保守派的自由放任思想。例如，《连线》这一“虚拟阶级”的月刊圣经，不加批判地转载了众议院极右翼共和党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及其顾问托夫勒（Tofflers）的观点。该杂志无视他们削减福利的政策，反而被他们对新信息技术带来的自由主义可能性的热情所吸引。

然而，尽管他们借用了麦克卢汉的技术术语，金里奇和托夫勒们并不是电子广场的倡导者。相反，他们声称，媒体、计算机和电信的融合将产生一个电子市场：“在网络空间......，一个又一个市场正在被技术进步从'自然垄断'转变为以竞争为规则的市场”。

在这个版本的加州意识形态中，“虚拟阶级”的每个成员都有机会成为一名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家。这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将赋予个人权力，增强个人自由，并从根本上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权力结构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的个人与软件之间不受约束的互动。大政府应该远离足智多谋的企业家，因为只有他们才足够冷静和勇敢，并敢于承担风险。工程师们正在发明在网络空间创建“自由市场”所需的工具，如加密货币和验证程序。《连线》杂志的执行主编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力量实际上是一回事。正如海因莱因和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一样，通往未来的道路似乎又回到了过去。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时代将实现托马斯·杰斐逊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理想：“创造一个使美国价值观（American Idea）是永恒真理的新文明”。

▍自由市场的神话

金里奇（Gingrich）的政党在 1994 年的立法选举中获胜后，这种右翼版本的加州意识形态风头正劲。然而，经济自由主义的信仰却与超媒体的实际历史相矛盾。例如，计算机和网络这些标志性技术的发明离不开国家的大量补贴和业余爱好者的热情参与。私营企业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只是作为混合经济的一部分。

例如，第一台计算机“差分引擎”（the Difference Engine）就是由私营公司设计和制造的，但它的发展是靠英国政府提供的 17,470 英镑才得以实现的，这在 1834 年还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从“巨人”（Colossus）到 EDVAC，从飞行模拟器到虚拟现实，计算机的发展在关键时刻都依赖于公共研究拨款或与公共机构签订的巨额合同。IBM 公司也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应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才制造出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的。

从那时起，美国国防预算就直接或间接地资助了一代又一代计算机的开发。除了国家援助，计算机的发展也有赖于DIY文化的参与。例如，个人电脑就是由希望自己制造廉价电脑的业余技术人员发明的。业余爱好者中存在的 “礼物经济”是苹果和微软产品后来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时至今日，共享软件仍然在推动软件设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互联网的历史也与“自由市场”思想家的信条相悖。在诞生后的头 20 年里，互联网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备受诟病的美国联邦政府。无论是通过美国军方还是通过大学，纳税人的大量美元都用于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和补贴使用其服务的费用。与此同时，许多关键网络程序和应用软件都是由业余爱好者或专业人士利用业余时间发明的。例如，可以进行实时网络会议的 MUD 程序（Multi-User Dungeon）就是由一群想通过计算机网络玩游戏的学生发明的。

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加州就是混合经济的产物。政府的资金被用来建设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大学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使得加州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在这些公共补贴之外，西海岸的那些高科技产业体几十年来一直在享用历史上最高昂的补贴。美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款，从加州的公司购买飞机、导弹、电子产品和核弹。对于那些没有被“自由市场”蒙蔽双眼的人来说，这很明显，美国人一直都有国家计划：只不过他们称之为国防预算。

与此同时，西海岸生活方式还来自于其悠久的波希米亚文化传统。虽然后来被商业化了，但媒体、“新时代”、灵性主义（spiritualism）、冲浪、健康食品、毒品、流行音乐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反文化都是在大学校园、艺术家社区和乡村公社等非商业性场景中产生的。如果没有DIY文化，加州的神话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在全球引起共鸣。

所有这些公共资金和社区参与都推动了硅谷和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尽管这种影响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计算成本。资本主义企业家往往夸大自己在开发新思想方面的聪明才智，而很少承认国家、他们企业的劳动者或更广泛的社区所做的贡献。毕竟，所有技术进步都是累积性的--它取决于集体历史进程的结果，必须至少部分地被视为集体成就。

与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一样，美国企业家不可避免地依赖国家干预和创新举措来培育和发展自己的产业。当日本公司威胁要占领美国微芯片市场时，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加州计算机资本家毫无意识形态顾虑地加入了国家支持的卡特尔组织，以抵御来自东方的入侵者。与现代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新兴的超媒体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它是否会被组织成混合经济，而是它将会是什么样的混合经济。

▍自由即奴役

为什么“自由市场”的神话会如此影响着加州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或许是因为，生活在契约文化中的数字工匠们过着精神分裂的生活。一方面，他们无法挑战市场对其生活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憎恨当权者试图侵犯他们的个人自主权。通过将新左派和新右派结合起来，加州意识形态为 “虚拟阶级”的成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至关重要的是，反国家主义为调和激进与反动的技术进步观念提供了一种路径。新左派痛恨政府资助军工企业，而新右派则攻击国家干预市场竞争，阻碍了新技术的自发传播。尽管公共干预在超媒体的发展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加州意识形态主义者却宣扬高科技自由主义者的反国家主义声音：一种由嬉皮士的无政府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再加上大量技术决定论的混合体。

与其说新左派和新右派的人们是在理解现存的资本主义，倒不如说是在鼓吹相互对立的“数字杰斐逊式民主”（digital Meffersonian democracy）。例如，新左派的霍华德·莱因戈尔德认为，电子广场将允许个人行使媒体自由。同样，“新右派”声称，取消对私营企业的所有监管限制将创造出与 “杰斐逊式民主”相匹配的媒体自由。

这种复古未来主义（retro-futurism）的胜利是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美国复兴失败的结果。在人民公园的对抗之后，美国当权者与反主流文化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暴力对抗阶段。当越南人以巨大代价将美国侵略者驱逐出境之时，而嬉皮士及其在黑人民权运动中的盟友则最终被国家镇压和文化收编所粉碎。

加州意识形态完美地概括了“虚拟阶级”失败的后果。虽然他们享受着嬉皮士们赢得的文化自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积极参与建设“生态乌托邦”的斗争。这些数字工匠不再公开反抗体制，而是接受了只有在技术进步和“自由市场”的约束下工作才能实现个人自由的观点。在许多赛博朋克的小说中，这种非社会的自由主义以黑客为中心人物，而黑客往往是在虚拟信息世界中为生存而战的孤独个体。毕竟，在美国的民间传说中，国家是由捕猎者、牛仔、传教士和边疆定居者等自由掠夺者在荒野中建立起来的。美国革命本身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反对外国君主强加的压迫性法律和不公正的税收。

对于新左派和新右派来说，这种早期的共和政体为他们的个人自由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范本。然而，在这个原始美国梦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一时期的个人只有通过他人的苦难才能获得繁荣。这一点在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写下了鼓舞人心的民主和自由宣言，但他同时还拥有近 200 名奴隶。作为一名政治家，他主张美国农民和工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受欧洲封建制度的限制。与当时的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认为只有广泛拥有个人私有财产，才能保护政治自由不受专制政府的侵犯。为了鼓励自给自足，他建议每个美国人至少应获得 50 英亩的土地，以保证他们的经济独立。虽然杰斐逊将边疆地区的小农和商人理想化，但他实际上是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靠奴隶的劳动为生。他相信人的自然权利包括拥有作为私有财产的人的权利。在 “杰斐逊式民主”中，白人的自由建立在黑人奴隶制的基础之上。

▍返祖归宗

尽管奴隶最终获得了解放，民权运动也取得了胜利，但种族隔离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尤其是在西海岸。在 1994 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通过反移民运动获胜。在全国范围内，金里奇领导的共和党在立法选举中的胜利是建立在动员“愤怒的白人男性”反对所谓的来自黑人福利救济金领取者、墨西哥移民和其他傲慢的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基础上的。

虽然他们保留了一些嬉皮士的理想，但许多加州意识形态者发现，他们无法对共和党的分裂政策采取明确的立场。这是因为高科技和媒体行业是新右翼选举联盟的关键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家和高薪工人都担心，公开承认公共资金对其公司的资助，将会证明需要增加税收，以支付医疗保健、环境保护、住房、公共交通和教育等方面的开支。

更重要的是，“虚拟阶级”的许多成员希望受到新右派的自由主义言论和技术热情的支持。他们为高科技公司和媒体公司工作，愿意相信电子市场能以某种方式解决美国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无需他们做出任何牺牲。

为了大多数人的长期经济福祉，美国迫切需要对财富进行重大再分配。然而，这却与包括许多“虚拟阶级”成员在内的富有白人的短期利益背道而驰。这些“虚拟阶级”不愿与贫穷的黑人或西班牙裔邻居分享财富，而是躲进富裕的郊区，享受武装警卫的保护和私人福利服务的保障。穷人只能通过为产业不健康的硅谷芯片制造商提供廉价的非合法劳动力来参与信息时代。

甚至网络空间的构建也可能成为美国社会分裂为对立的、由种族决定的阶级的原因。因为缺钱，贫困的城区居民现在被排除在新在线服务之外。与此相反，“虚拟阶级”成员和其他专业人士可以在超现实中扮演赛博朋克的角色，而不必与他们的贫困邻居见面。在社会分化日益扩大的同时，“信息富翁”（information-rich）和“信息穷人”（information-poor）之间正在形成另一种种族隔离。在这种高科技的“杰斐逊式民主”中，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机器主人还是机器奴隶？

对反叛的“下层阶级”的恐惧，现在已经违背了加州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信条：对新信息技术解放潜力的信念。尽管电子广场和电子市场的拥护者们承诺将个人从国家和私人垄断企业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却为数字化的未来带来了更具压迫性的愿景。自由的技术正在变成统治的机器。

在蒙蒂塞洛庄园，杰斐逊为自己的房子发明了许多巧妙的机器，如将食物从厨房送入餐厅的 “升降机”（dumb waiter）。这位革命性的个人主义者通过技术手段调和了他与奴隶之间的联系，使自己不必面对依赖同胞强迫劳动的现实。二十世纪末，技术再次被用来强化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差异。加利福尼亚的数字工匠则更倾向于通过治疗、灵修、锻炼或其他自恋的方式来寻求个人的自我实现。他们渴望逃入超现实的封闭郊区，但这只是深度自我迷恋的一个方面。

尽管有这些幻想，加利福尼亚的白人仍然依赖于他们的深肤色同胞在他们的工厂里工作、采摘庄稼、照看孩子和照料花园。洛杉矶骚乱之后，他们越来越担心这个“底层”有一天会要求解放。如果人类奴隶最终不可靠，那么就必须发明机械奴隶。

对人工智能的追寻揭示了人们对“泥巨人”（Golem）的渴望--一个强壮而忠诚的奴隶，其皮肤是大地的颜色，内脏是沙子做的。正如在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小说中一样，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想象可以从无生命的机器中获得奴隶般的劳动力。然而，尽管技术可以储存或放大劳动力，但它永远无法消除人类发明、制造和维护这些机器的必要性。如果没有人被奴役，就无法获得奴隶劳动。

在世界各地，加州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乐观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技术决定论。然而，这种对西海岸的乌托邦式幻想取决于它对社会和种族的盲目性和依赖性。尽管加州意识形态言辞激进，但它仍然对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持悲观态度。与嬉皮士不同的是，加州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并不是在努力建设 “生态乌托邦”，甚至也不是在帮助复兴新政。相反，“新左派”的社会自由主义和 “新右派 ”的经济自由主义汇聚成一个模糊的高科技“杰斐逊式民主”梦想。然而，作为“虚拟阶级”的时代精神，加州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排他性的信仰。如果只有一部分人能接触到新的信息技术，“杰斐逊式民主”就会变成旧南方种植园经济体的高科技版本。加州意识形态的技术决定论并不是简单的乐观主义，它同时也是一种极度悲观和压抑的未来愿景。

▍另类道路

尽管矛盾重重，但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相信加州意识形态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道路。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欧洲和亚洲的许多“虚拟阶级”成员与加利福尼亚的同龄人相比，会对自己国家的其他工人更有亲近感。因此，在现实中，辩论从未像现在这样可能，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必要。

加州意识形态是由生活在一个特定国家的一群人在社会经济和技术选择上的特殊组合所形成的。它将保守的经济学和嬉皮士的激进主义兼容并蓄、相互矛盾地融合在一起，反映了西海岸的历史，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可避免的未来。例如，加州意识形态的反国家主义假设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在新加坡，政府不仅在组织建设光纤网络，还试图控制通过光纤网络传播信息的普适性。

尽管《班吉曼报告》（Bangemann）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建议，但大多数欧洲当局政权也决心密切参与新信息技术的开发。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在线网络Minitel，就是法国政府搭建的。

1981年，法国电信公司推出了 Minitel 系统，提供基于文本的信息和通信设施。作为一家垄断企业，这家国有化的电话公司通过向任何愿意放弃纸质电话簿的人免费赠送终端，为其开创性的在线系统，这些举措在早期积累了大量用户。市场一旦形成，商业和社区供应商就能找到足够多的客户或参与者，从而在系统内蓬勃发展。从那时起，数以百万计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法国人在网上订票、聊天和组织政治活动，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违背加州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戒律。绝大多数法国人并没有将国家妖魔化，而是认为需要更多的公共干预来建立一个高效、健康的社会。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几乎每一位候选人都不得不主张，至少在口头上，加大国家干预力度，以结束对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的社会排斥。与美国革命不同的是，法国革命超越了经济自由主义，走向了人民民主。

1792年，雅各宾派战胜了自由派的反对者后，法国的民主共和国成为了“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化身。因此，国家被认为是为了维护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保护个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法国的政治话语允许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来缓解甚至消除社会问题。当加州意识形态主义者虚伪地试图无视纳税人对超媒体发展的补贴时，法国政府却可以公开干预这一经济领域。

尽管 Minitel 的技术已经过时，但它的历史清楚地驳斥了加州意识形态的反国家主义偏见。数字化的未来将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创业精神和DIY文化的混合体。最重要的是，如果国家能够促进超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行动，防止出现 “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之间的社会隔离。欧盟及其成员国不能将一切都交由变幻莫测的市场决定，而是要确保每个公民都有机会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接入宽带光纤网络。

在大规模就业时期，这将是一项为半熟练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就业措施，没有什么比付钱让人们在路上挖坑再填坑更有效了。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和企业中建设光纤网络可以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新的在线服务，并创建一个共享专业知识的充满活力的大型社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长期收益将是无可估量的。它将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教育和信息服务。毫无疑问，“信息高速公路”将为私营公司创造一个通过网络销售现有信息商品的大众市场。为了实现这一切，需要采取集体干预措施，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融入数字化的未来。

▍未来的重生

即使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欧洲人现在也有必要坚持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迈向信息社会的道路多种多样，有些道路比其他道路更可取。为了做出明智的选择，欧洲的数字艺术家们需要对超媒体的影响进行更加具有历史视野的分析，而不是在加州意识形态的模棱两可中寻找答案。欧洲“虚拟阶级”的成员必须创造自己独特的自我身份。

这种对未来的另类理解始于对任何形式的社会隔离的否定——无论是在网络空间内部还是外部。任何发展超媒体的计划都必须确保全体人民都能获得新的服务。代替新左派或新右派的无政府主义，欧洲发展新信息技术必须公开承认某种形式的混合经济不可避免，即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对抗性的混合。没有人确切知道每个组成部分的优势是什么，但集体行动可以确保没有任何社会群体被故意排除在网络空间之外。

欧洲的信息时代战略还必须颂扬数字工匠的创造力。他们的劳动不能被案头化或机械化，“虚拟阶级”的成员对自己的工作拥有极大的控制权。我们不应屈服于加州意识形态的宿命论，而应拥抱超媒体普罗米修斯式的可能性。在混合经济的限制下，数字工匠能够创造出全新的东西--这是任何科幻小说都无法预言的。

作为新时代的先驱，数字工匠需要将自己与生产性的理论和实践重新联系起来。他们不仅仅是他人的雇员、控制论企业家，他们还是艺术家、工程师、下一阶段现代性的设计者。借鉴圣西门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经验，数字工匠可以为信息时代创造一种新的机器美学。例如，音乐家们利用计算机开发了纯数字形式的音乐，如丛林音乐（jungle）和科技音乐（techno）。互动艺术家们探索了 CD-ROM 技术的潜力，“Anti-Rom”的作品就证明了这一点。超媒体研究中心构建了一个名为 “J's Joint ”的实验性虚拟社会空间。在每一个例子中，艺术家和工程师们都试图超越技术和自身创造力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新的表达和交流形式与更广泛的文化相联系。超现实主义的开发者必须重申理性，有意识地控制数字未来形态的可能性。与“加州意识形态”的精英主义不同，欧洲的艺术家和工程师们必须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