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俄语得米勒先生

这个十月应该是米勒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月拉脱维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整个波罗的海三国滚动起独立的浪潮。随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都颁布了有关本国公民国籍的法令。米勒所接受的是这样的法令：只有一九四零年六月前拉脱维亚的公民及其直系后代才能成为独立后的拉脱维亚公民。当然，在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后，都颁布了类似的“公民法令”。因此，实际上，在苏联中央政府正式宣告解体前，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他们所能管辖的只是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人”了。 米勒又说：“我欢迎这个法令，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拉脱维亚公民。可我们家的一位邻居瓦莱利就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大概是在战后迁到里加的，后来和同一时期来到的一个女人结了婚。根据这个法令，他们得离开里加。” 我问：“离开了吗？” 米勒：“当然走了！走的还不止他们一家。走了，回俄罗斯了。这里没有人讲俄语了，谁讲俄语，谁就不受欢迎……那时就是这个气氛。” 听着米勒的讲述，我突然忆起，那个时候我曾经从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经里加，去过爱沙尼亚的塔林。我也亲身经历过这种尴尬场面。在维尔纽斯，我到商店买东西，店员都不搭理我，因为我讲的是俄语。有一次我问路，一个接一个人地摇头，我知道这些人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回答讲俄语的人提出的问题。我只好自己按路标找路，在过一条冰封的小河时，见到一个女人正领着一个女孩站在冰河中间，等我走到她们的面前，那女人悄声对我讲起了俄语：“您打听的那个教堂就在河那边，不远，往左一拐就是。”她怎么知道我在问路，我感到惊讶。她竟然说：“您刚才问路，我就在旁边。”说完她就领着孩子走了，似乎担心有当地人听她讲俄语。我没有去追她，看着她的背影，我知道她肯定是俄罗斯人。就在这时，对于苏联这个庞然大国瞬间的衰落和失势，我感到了莫名的凄凉。 还有一次，是在塔林的朋友家。这是个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混合组成的家庭。男主人是位老工人，战后来到塔林，和爱沙尼亚姑娘结了婚，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又嫁给了当地人，生下来一个男孩。他们正在为不能留在塔林，去俄罗斯生活感到茫然。他竟然问我：“我到塔林都快半个世纪了，怎么就不能算塔林人呢，怎么就不能在这里生活呢？”他的女儿说：“我的妈妈是爱沙尼亚人，我又和当地人结婚，现在我这孩子是算爱沙尼亚人还是俄罗斯人？”由于苏联中央政府鼓励各民族的通婚，并希冀以此来形成一个新民族—“苏维埃人”，所以这种混血家庭和混血子女在苏联的土地上数量很多。那天，在这个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组成的家庭里，这个没有答案的谈话持续了很久，给大家都带来了一个不眠之夜。而这夜也深藏在了我的心间。 我对米勒讲了这些往事，他没有表情，但两眼炯炯有神地说：“这是宿命！即使我讲了几十年的俄语，我也不是俄罗斯人，我是拉脱维亚人，我得生活在这里。这是宿命！他们得回去，这也是宿命！不过，无论是我，还是他们都不需要为这宿命承担责任。”侍者送葡萄酒上来了，一白一红，都是里加的产品。米勒选了红葡萄酒，我也要了红的。当我们举杯时，那杯中宝石般晶莹的红色把米勒的眼睛映照得更亮了。 从米勒的眼神和语气中，我意识到那在苏联时期积累的民族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