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请基辛格等当事人披露1972年美方的“印巴密谋”，为中美关系总结经验（四）

当初写这篇公号文的时候还比较浪漫主义，目前已经想法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想了一下还是不改，也算对思路历程的一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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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我，一定看到最后。如果时间紧没精力，那么请跳过前面，先看最后有关周总理那部分。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请求中国出兵，中国采取的对策包括：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紧急支援武器；据说还派了军事顾问进行指导；在中印边界调动军队，并向印度发出强硬照会，警告其必须拆除在中国境内修筑的军事工事，等等。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国没有给予第二次印巴战争那样强度的支援。国内的解释一般是按惯例在中国自己身上找原因，奇妙的是，会有人采取基辛格提供的说法：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WG对中国外交系统的影响；LB事件的引发的动荡。还有所谓客观因素，11月以后大雪封山，PLA难于从雪封的山口进入印度——这个观点的荒谬之处在于，默认了美国一厢情愿的计划是合理的，好像中国真的考虑过会出兵印度一样。

其实，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因素突然加入。 

基辛格在《白宫岁月》里指出，中国一直坚决表态会援助巴基斯坦。这一点为中国的资料印证。但是，根据中方的材料——公开的材料，不需要什么解密——再根据他的叙述，就能厘清真相。印巴危机，中国和美国借助巴基斯坦的渠道互相建立联系，两件事重合在同一个时间段，本身就很戏剧性。于是印巴危机就成了试金石，不可避免地，双方要在这一重大事件中尝试：当能够直接沟通时，彼此可以多大程度上形成有效交流，达到互相理解，容忍，互不干涉，甚至默契。至少，这肯定是老成稳重的中国人的想法。结果证明是一场灾难，事情很快就在美方的折腾下，向着中方完全无法控制、也坚决反对的方向奔腾。——对中国人来说是野马脱缰，对美国人来说却是按照意愿进行。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总理除了与他谈原则问题之外，花了一个小时探讨印巴问题，很细致地，陈述中国的观点和立场。

《白宫岁月》如此呈现： 

日益恶化的危机自然也成了我在北京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对事物的观察同华盛顿那些墨守成规的看法相去十万八千里。他非常直率地认为印度是侵略者；他占用我们一小时宝贵的时间，按他的版本回顾了据他说是由印度蚕食引起的一九六二年中印冲突。（原文：The festering crisis naturally came up in my conversations inPeking. Chou En- lai’s perspective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wisdom in Washington. He quite simply considered India the aggressor; he spentan hour of our scarce time recounting his version of the Sino-Indian clashes of1962, which he claimed had been provoked by Indian encroachments.） 

正如我在一篇公号文里谈过的，上面最后一句反映了西方精英中颇为流行的观点：

当中国人说受侵略的时候不要信，他说的很可能是仅仅发生在他脑子里的事情。

然后，书中又写道： 

周坚持指出，如果印度进攻巴基斯坦，中国将不会置之不理。他甚至请我把表示中国支持的这种看法转达给叶海亚——这是做给华盛顿看的姿态，因为北京有大使驻在伊斯兰堡，完全能够传递消息。我回答说，美国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传统的纽带，我们也感激巴基斯坦为我们安排了通向中国的途径。我们将继续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但将强烈反对印度的任何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我们的反对却不能以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或为它采取军事措施的形式出现。 

 基辛格明白，华盛顿一直偏袒印度，因此，总理才会有那样一种强硬的表态，包括故意让他给叶海亚带话。在这次谈话中，基辛格也保持着美国政府的传统立场。随后，两国也循行各自的轨道:美国的国务院等机构照例制裁巴基斯坦，纵容印度，在民间，美国的报界对印度更有好感。中国则强力支持巴基斯坦，晚至12月16日，中国还采取第二次印巴战争的策略，向印度发去照会，施加压力。另外，据王苏礼《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一文（以下简称“王苏礼文”），英语世界有文章提到，那些日子，中国在边界做了军事方面的相应准备。

本来好好儿的，各拿自己的剧本，没想到美国出了一群天才，以尼爷和基爷为前台主角，决定给历史上点儿加速度。他们灵光璀璨地想到，反正中国已经和美国连体了，那么何不干脆一步到位呢？出个奇兵！让国务院和媒体吵吵去。咱们悄悄儿地，和巴基斯坦、中国商量好，三个方向一起出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额，前面划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印度，打到它投降，将苏联的影响力从南亚的名单上划去。

基辛格把那天才方案传送给北京之后，即使老一辈革命家们见识过千奇百怪，恐怕也还是会懵一下。——我们这样儿的人有什么资格说“活久见”啊。

接下来的日子显示，美国人还是作为敌人更好对付些。他们活在自家的逻辑里，对中方的一切表态都油盐儿不进。那方案在中方岂止是荒谬绝伦，更是侮辱，对中国革命的侮辱，对亚非拉人民的侮辱，对CPC人一生奋斗的侮辱，对他们无数牺牲同志的侮辱，对中国近代史的侮辱。

但美国觉得合理极了。

二十二年的中断联系，也让沟通极为困难，黄华说“中国只要还剩下一杆步枪就决不会停止战斗”，基辛格理解成“只要中国在它的军械库里有一支步枪，它就永远不会停止战斗”。美方还把巴基斯坦国家领袖拉入计划中，按照他们的设想，形成美中巴三方暗中联盟，无形而“默契”的联盟。据《白宫岁月》，巴方与谋者为副总理布托，而王苏礼文称，叶海亚也参与其内。十二月十一日，基辛格与布托一起共进工作早餐：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会晤中，我对布托说，虚张声势的强硬辞藻挽救不了巴基斯坦（本文作者按：其时布托是专程来联合国为祖国讨公道的）；我们必须商量出一种能够坚持下去的行动方针。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我敦促他同中国人确定共同立场；如果我们努力帮助的人反过来揍我们，那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坚持原来的立场，我们愿助一臂之力使联合国通过虚有其表的决议，但我们将丧失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未来四十八小时是决定性时刻。我说，我们不应浪费时间为青史留名而装模作样。(按，此处加粗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布托神态自若，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他同我一样了解事实真相；他是一个不抱幻想的人，准备为挽救自己国家残存部分采取必要的行动，而无论这种行动是多么令人痛苦。他说，中国人对我们政府里明显的分裂状态感到莫名其妙。一个星期来，他们听到太多的相互冲突的言论——从乔治·布什指责印度侵略的演说到国务院宣布严守中立的声明。他们应当相信什么呢？我对他说，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不是秘密；尼克松和我的立场同样也不是秘密；最后还是白宫说了算。他有责任同我们当中希望拯救西巴的人合作；我们不能让我们国内的反对派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混淆视听，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布托和我最后达成协议：如果第二天中午还听不到莫斯科的回音，我们就以东巴敌对行动即将结束为借口把问题交回安全理事会去。我们开始时将要求停火和撤走印度军队，但准备同意只是就地停火，实际上接受印度在孟加拉造成的既成事实。我不得不靠布托使中国人确实了解我们的立场。 

头天，基辛格刚刚去纽约密会黄华，转天就见布托，日程安排上，基辛格俨然按照美中巴三国联盟的程序操作，把三国暗中同盟当成既定事实。忽然一份再也想不到的大礼从天而降，不仅解除巴基斯坦当前的危机，还让印度至少相当长时期内不再能成为威胁，布托、叶海亚等抵抗不住诱惑，决意抓住机会。他们不仅欣然加入那一由美国单方面想象和组织的“三国同盟”，还分别与中、美两国联络，传递消息。 

这样，中国忽然面临无比荒唐的局面：巴国是中国真正的盟国，中国本来也准备坚决予以支持，但那支持肯定在明确的限度之内——决计不包括军队跑到印度去。但巴国又与美国的密谋团体暗中结盟，支持美国的疯狂计划。美国的那一密谋团体狂热到了出幻觉的地步，中国任何支持巴国的行动，都被该团体误解成同意参与美国制定的打击印度行动。布托等把美国与中国衔接起来，于是，中国在军事方面援助巴国的任一自选动作，都不再单纯是中巴两国之间的事，而变成了中巴美的联动。一旦美国的密谋团体按照误会，把中国单方面支持巴国的行为，认为是联合作战的一步，自动进行“响应”，让美军“相应地”升级其行动，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中国唯一的办法，只有停止任何有可能引起误会的行动。

更何况，中国绝不能让世界造成印象，以为PLA和美军有计划一起攻击印度；更不能让世界产生误解，以为PLA真的已经同美军合作，在印度进行了某种协同行动。这种意外，中国是决对不允许产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中国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力援巴国的主因。 

布托的女儿、著名的贝娜齐亚·布托在自传《东方的女儿》中，从她的视角，展示了印巴危机中巴基斯坦人的痛苦。她在回忆录中披露，在纽约，包括黄华在内的中国外交官，曾在最危机的一刻做了极大努力。

十二月九日，布托副总理到达纽约，在联合国争取正义，当时是哈佛大学生的贝娜齐尔随着父亲一起住在饭店，成了父亲的助手，她以少不经事的眼睛，记下了很重要的情况。

再排一次那关键几天的顺序：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尼克松下令一支舰队从越南开往孟加拉湾。

十二月十日，基辛格赶往纽约，与黄华第二次秘密见面，误解了黄华的话。

十二月十一日，基辛格与布托共进早餐，交换意见，并请他去向中国人传话。

十二月十二日，是个关键的日子，因为白宫事先已经通知苏联，这一天的中午十二时是个期限。到了上午十一时半，白宫又通过热线给苏联拍发一封电报，实际是哀地美顿书。

刚发完电报，就得到黄华的消息，有来自北京的紧急答复。基辛格等认定中国是通报出兵，就下令美军舰队向孟加拉湾出发，预计二十四小时就能到达。

而《东方的女儿》展现了巴基斯坦一方同一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的行为： 

“（12月12日）早晨6：30，沙·纳瓦兹大使打来电话说，形势十分严峻。唯一积极的消息是中国正在从中干预，和美国一起向苏联施压，阻止其插手。爸爸给伊斯兰堡发去电报，要军队坚持七十二小时，而不是三十六小时。” 

《白宫岁月》里提示，美方预计，印度军队从东巴、西巴两线调转兵力，转向美军登陆点，或者掉头应对某大国从北方发起的进攻，需要七十二小时。从纳瓦兹大使的话风看，PLA与美军联合行动的说法，已经有苗头了。一旦传开，不仅对中国是绝对的损害，而且震撼世界。

《东方的女儿》里继续讲述当天的情况：

 “我们必须让叶海亚开辟西线战场。”父亲在饭店房间里急切地对巴基斯坦代表团说，“从西线发起进攻将牵制印军集中兵力攻打东线，减轻那里的压力。如果不这样，我们将面临失去整个巴基斯坦的危险。”我替父亲给国内的叶海亚·汗拨电话，但是叶海亚的军事副官对我说，总统正在睡觉，不能打扰。父亲一把抓过话筒，“现在是战争！把总统叫醒！”他叫道，“他必须在西线开战，我们必须立即减轻东线的压力！” 

显然，身在纽约的布托知道美国的策划方案，而且即时得到吹风，中国马上要有致命动作，与之相呼应，美国舰队差不多同时赶到。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希望巴国火速开辟印巴战争的西线（西巴基斯坦与印度边界线）战场，立刻对印度发动进攻，成为攻打印度的恢宏战役的参与一方。这样就可以反败为胜，并且变为印巴危机中的主动方，而不是坐视美中主宰次大陆的命运。他是否有一刻升起过三家分晋的冀望呢？

但是，在伊斯兰堡的叶海亚就是不接电话。接下来是：

 皮埃尔饭店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一天下午，我刚接到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打来的电话，紧接着又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黄华打来的电话。苏联代表团的人频繁进出父亲的房间，中国人也是进进出出，乔治·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也是如此。“我的儿子也在哈佛，你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个电话。”布什大使边说边给了我一张名片。此后，我就坐在卧室的电话机旁，记下真信息，传送假情报。“你要不时地进来打断我的会见。”父亲对我说，“如果苏联人在这儿，你就说中国人打电话来找我。如果美国人在这儿，你就说苏联人或印度人等在线上。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跟谁会谈。外交上最基本的一课就是制造迷惑——绝对不要把你所有的牌都亮在桌面上。”我听从了他的指示没有遵从他的教导。我总是把我所有的牌全都亮在桌面上。

 布托副总理在手里几乎没有牌的情况下，拼劲全力，为他的祖国寻找机会。这是二十世纪的《战国策》啊。

与此同时，尼爷和基爷飞去了亚述尔群岛，准备与法国总统会谈西方富国之间经济方面的问题：

我们动身前往亚速尔群岛的那一天，正是印巴危机到达顶点的时候。在途中，尼克松和我得知，艾尔·黑格正在会见中国人。我们料想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否已经决定要帮助巴基斯坦，从而使事情发展到一场总体战争的边缘。即使在中国人的照会消除了我们作出军事上的决定的必要性之后，我们在亚速尔群岛的全部停留期间，仍然都全神贯注在制止印度向西巴基斯坦进行最后攻击的问题上。（《白宫岁月》第二十二章） 

而在《东方的女儿》里，同一天的情况是这样的：

  然而，纽约的“外交牌局”突然间结束了。叶海亚没有开辟西线战场……（东巴即孟加拉的）达卡眼看就要陷落。 

让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见证她的父亲的失败和她的国家的失败，是残酷的。再想到这对父女后来的悲剧，更让人难过。然而，世界多半逃过了“总体（全面）战争”的一劫。就算没有引发世界大战，就算美国的如意算盘成功，那也会引起极严重的后果——全世界的精神危机。

对革命阵营和亚非拉世界来说，是原本最坚定的国家忽然与头号帝国主义联手，去毁灭一个同样是摆脱了殖民、获得独立而重生的国家。对资本主义阵营来说，是美国联合一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扼杀一个民主国家。对文化人来说，是一个文明古国一夜之间遭到无情攻击。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印度是神的国度，教派众多，有无数的圣徒和苦修者，还有虔诚的人民，却遭到无神论国家的攻击，还得到了一个天天喊上帝的国家的携手合作。对和平主义者来说，是圣雄甘地用和平方式缔造的国家失败于好战分子，是他用一生的苦修送给世界的非暴力方式遭到粉碎。

阵营这么一乱，等于对全人类的心灵施以了精准的打击，“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所有人的道德谱系和价值谱系都会突然出现乱码，齐刷刷，无一漏网。（美军入侵伊拉克，就让西方文化人的精神和思想出现了乱码，在《阿凡达》里特别清楚。）你们三家分晋了，全世界一夜心灵崩溃了。两个阵营都发生精神危机，一天之间发生世界范围的精神危机，后果能多严重，根本没法预料。早在《左传》，在《孙子兵法》，在诸子百家，中国的古人就把心理影响算到政治行动与军事行动的结果中，估量战绩时，“人心”算一项重要指标。仅仅打赢了仗，却失了人心，在中国两千多年里，是失败。奇怪的是，美国人的思维里似乎从来没这种念头。 

《东方的女儿》痛斥，“然而美国的援助永远不会来”，“尼克松政府没有采取军事干预”。美国人的诡计，是一定PLA先动手，然后他们以拯救世界超级英雄的身份降临。中国不为所动，他们也就不动了。至于巴基斯坦和印度谁死谁活，他们本不在乎。

《论中国》中提及，四年后的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在与教员会谈时，再次要求搞联合军事行动：  “他的基本主题是，美国正在采取防范苏联霸权的措施，他邀请中国具体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毛在三年前曾拒绝了尼克松比这少得多的要求。” ——要是您觉得间壁（按北京语音，念为“界比儿”）的大国、文明古国太扎眼，不合适，咱们去非州，换几个没人知道的土挫穷小国一起练练？

这是诱惑，还是开价码？ 

十二月十二日及随后的日子，不仅仅是尼爷和基爷不好受，其他人也不好受。

《东方的女儿》里回忆童年： 

父亲也时不时地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们一起会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一天，他告诉我们要见“几位来自中国的重要人物”，我兴奋极了。父亲经常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是他带领军队爬雪山过草地推翻旧制度。我确信这些重要人物中会有毛泽东，他送给父亲的帽子——一件出自中国革命的个人礼物——还挂在父亲的衣帽间里。那天我还特意穿上平时不怎么穿的套装，都是父亲每年从纽约的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公司店员保留有我们的尺码。但是结果令我有些失望，“重要人物”中没有毛泽东。好在我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还有陈毅和刘少奇。

还有一位要人我们也没能碰上。那天我们知道肯定会有贵客登门，因为房子外面挂满了彩灯。当一辆高级轿车驶进院门时，我们从楼上的窗户看到阿尤布·汗总统和一位美国客人进了克里夫顿70号。我一下子就认出这个美国人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明星演员。“你们和鲍勃·霍普聊得怎么样？”第二天一早我若无其事地问母亲。“谁？”母亲问。“鲍勃·霍普。”我重复说。“你这个小傻瓜，”她说，“那是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后来我得知，汉弗莱这次来是想在越南战争上取得巴基斯坦的支持，哪怕是向美军提供些羽毛球拍这样的支持也行。但就连这个也被父亲拒绝了，他从道义上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卷入越南内战。 

 仅仅十二月十二日当天的布托，就可以作为主角，写出一个话剧剧本，展示他在二十四小时里心灵的波澜起伏，灵魂的斗争。

另一方面，教员和总理，乃至黄华，面对他被美国人挑起的希望，说服他放弃的时候，是何等的为难啊。

但是生活得继续，即使政治家也不例外。

据王苏礼文： 

中国在外交上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持。布托在就任总统之后，于 1972 年 1月 31 日首先访问了中国。中国首先承担了巴军队重建的工作，同意免费重新武装他们。为了缓和巴的经济形势，中国决定取消 4 年总价值 1.1 亿美元的债务，把1970 年该偿还的 20 亿美元的贷款延长 20 年。把援助项目扩大到可能分裂、暴乱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 

几十年来，很多人总抱怨为什么国家会给“外国”那么多援助，看来，那些援助可能是有特定意义的，而且，可能是各种权衡之下，代价最低的。

中国先安排新任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访华，然后，就得准备接待太平洋彼岸的活宝。才一恢复联系，中美关系八字还没一撇儿，帝国主义活宝就马上用成精作怪的能耐震撼了老革命家们，但双方已骑虎难下，只能把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坚持到底。——“鲁比肯河就在我们背后，事实上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白宫岁月》）

两边的政治家确实都超凡脱俗。在闹出那么大乌龙之后，美方对中方是恼恨、轻蔑兼生气，中方对美方则是厌憎、仇恨兼生气，但，双方都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都战胜了冲动和情绪。更超凡脱俗的是，双方仍然有信心，可以找到和解的方式，达成双方都接受的结果，走出各自的困境。奇迹的是，他们真的做到了。 

至少在尼爷和基爷的回忆录里，他们的人格分裂是很奇特的。印巴危机期间，他们幻觉美中是连体国家，以中国的拥有者自居，发现中国不听话，尼克松竟蛮横无理地发给中国一份“总结”，提醒中国看清责任。

当时的美国有多么不可一世呢，《白宫岁月》嘻嘻哈哈讲的一件事，让我气到不行：尼克松觐见过教皇之后，竟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乘上美国军用直升飞机，由那里直接起飞，前往第六舰队，而且那些直升机在广场停了两小时之久。

用老北京话讲，就是一群混球儿。

敢在梵蒂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一群人，访问中国时，却心里嘀咕，担心北京依循中央王国的传统，将美国总统置于觐见天子的仪式中。《论中国》中，基辛格不忘当年的心情：

 其实，“邀请”不是一个准确的词语描述毛怎么会见客人的。会晤从来不在日程表上安排；它就像雷霆雨露一样说来就来。这是皇帝召见仪式的袅袅回音。毛邀请尼克松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我们抵达之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见面。他对我说：“毛主席想要见总统。”为了避免产生尼克松被传召的印象，我询问了一些关于当日晚宴安排的技术问题。周一反常态，以不耐烦的态度回答说：“既然主席邀请他，就希望很快见到他。”在尼克松中国之行刚刚开始的欢迎仪式上，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毛就表现了他在批准国内和国际会晤方面的权威。……这个以无上权威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被看做一个哲人君主，无需用传统的威严象征来彰显他的权力。

尼克松、基辛格的此般分裂心态，是应该有人研究的。至少在当时的破冰阶段，美国精英们想到中国时，有一种独特的心理，而且是偏离现实的心理，半清醒半做梦，给他们的行为很大影响，所以，研究时，必须引入一个心理学的角度。——马尔罗是个好对比。马尔罗一样信奉西方那套杜撰的“正统中国观”，而且比尼、基更夸张。我以前就不喜欢马尔罗，因为我老闹不清他是混乱还是深刻。在《反回忆录》里，据他说，教员在阐述了一番“无产阶级的中国”何以有别于旧中国之后，他接茬儿：“然而，那将是一个中华大帝国。”但是，马尔罗拥有基于文明优越感的自信，是以法国知识分子自鸣得意的思维游戏的方式玩味中国，有一种笑看风云的不认真。但尼、基不同，但不同究竟在何处，则耐琢磨，至少他们是认真的，肩负着对人类的使命感，包括但不限于宝二爷看到明珠一样的女孩儿时的单纯心思。

顺便说一句，《白宫岁月》里笑哈哈地说： 

只有在上海高兴得过了头，尼克松在他此行唯一的一次即席祝酒时，居然似乎提议同中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尼克松对一切都很满意，颇有些情不自禁，发表了他的即席祝酒词（前面已提过此事），险些提出美国为中国提供军事保护。 

并在附注里给出了尼克松的原话： 

“……这座伟大的城市，在过去，曾多次遭到外国的侵略和外国的占领。而我们加入中国人民，我们美国人民，以我们对这一原则的献身：永远不再会有任何外国的控制，外国的占领降临这个城市，或者中国的任何部分，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独立国家。”“总理先生，我们两国人民今晚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博士虽然轻描淡写，但显示，当时，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心里是真的渴望，中美合体，并且建立军事霸权联盟，一同掌管世界。最初，他们是以这两项为前提来交往的。 

在他们两位的回忆录里，两个月前的闹剧引发的龃龉，延续到了访华之行中，不时的这里那里冒起。像基辛格始终遗憾的，中国的欢迎仪式异常低调：

 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整个过程过于悄然无息了。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路上完全没有旁观者。他的抵达在晚间新闻中作为最后一条播出。（《论中国》）

 ——你们还能来，大家就谢天谢地了好吗！

在一切重大问题都存在根本分歧的严峻争论中，不时掺入对那场乱子的讨论和事后说明，或者某种后遗症似的情绪。双方第二次会谈，尼克松就说道： 

我记得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从中国方面，会谈中，周总理讽刺地点了杰克·安德森的泄密事件。尼克松意识到，中方对保密特别敏感，他们才下飞机，在从机场去北京途中，两国领导同车，刚一开始交谈，总理就提到保密的重要性。后来主席也提到了这一点。尼克松非常理解，而且极力保证不会在中美关系的方面发生泄密事件。

实际上，二位活宝能作那么大妖，又阴谋未遂，结果水花不惊，才是个奇迹。他们那个阴谋，在国内国际都违反法律和道德。与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敌对的康米尼子么国家，秘密勾结，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悍然合伙去攻打一个民主国家，一旦失败，再曝光，那么在全世界都是轩然大波，是最大的丑闻。当时他们赌的就是一定获胜，以基辛格的急切，一再亲自去找黄华说服中国，再说服布托，让布托传达他们这边的坚决，显示他们明白赌局的危险性。

 因为历史传统不同，我们看着那场闹剧是彻底的非理性，兴妖作怪，但其实他们头脑很清楚，按他们的思路想一想，还蛮有道理的。《尼克松回忆录》里讲：

 既然新德里连上了莫斯科，伊斯兰堡连上了北京，次大陆就大有可能成为两个共产党巨人进行对抗的危险地区。

 那么，只要美国将重量猛地砸上去，就能让天平一下倒向北京伊斯兰堡一方，一劳永逸。美国与中国从此主导了次大陆，也避免了中苏对抗带来的长期摩擦、持续不安定，对次大陆倒是好事。

《白宫岁月》更详细地解释了美国人当时的思路： 

但是苏联的政策也有坏的一面。在日益激化的印巴冲突中，苏联找到了一个机会去羞辱中国和惩罚充当中间人的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想要镇压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企图之后，次大陆的紧张局势急剧恶化了。印度和苏联成了事实上的天然盟国。……但到了七月二十日，印度就开始表现出另有想法了，它开始编造中美对次大陆有阴谋的谣言，以此为借口，好让它自己与苏联搞交易。斯瓦兰·辛格在议会回答问题时说：“如果这（指中美和解）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想要控制这一地区，那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而且）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考虑用某种办法来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辛格心里所想的到八月二十日就变为公开的事实了：印度和苏联在这一天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的全部实际目的就是，苏联给印度以保证，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战争，苏联将反对中国进行干预。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蓄意在次大陆打开通向战争的大门；这是苏联在七十年代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第一步，通过这些行动，苏联人向那些急于想诉诸武力的国家提供武器和保证以煽起冲突。我同意哈尔·索南费尔特和比尔·海兰的敏锐的分析：这件事情可进可退的性质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人在巴基斯坦方面的压力下去反击苏联的这一行动，他们将怎样办呢？如果他们无所作为，那么苏联人便大有所获——他们的目的之一肯定是要暴露中国，让人们看清它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增加赌注，那么苏联人也必然会作出反应来保持自己的信誉，要保持信誉起码也得提供更先进的苏联武器，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印巴冲突就变成了由代理人进行的一种中苏冲突。 

完全是在美国人的思维模式里推理，——仿佛，也是促发一战的那种思维模式。

此班思路听着很“地缘政治”气质，但致命之处在于以中国的利益为先，而不是以巴基斯坦的利益为先。是在想象中把巴基斯坦划给了中国，认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附庸，巴基斯坦自己没有利益，没有尊严。是巴基斯坦在承受战火、面临亡国危险，但丧失的是中国的信誉，中国的尊严。那想法在为中国操心。但不是为巴基斯坦操心。他们自己不承认，可是就是帝国主义逻辑。就算分析都对，那么，假如以巴基斯坦的利益和尊严为先，也可以想出完全不同的对策。这种思路下，当然不会在乎引发的连锁反应。

一个不吃猪肉会死的国家的军队，跑到素食和只吃牛羊肉的国家，是必须很快撤走呢，是必须很快撤走呢，还是必须很快撤走呢？（西方的智库高才总是带着责备的语气讨论中国为什么不搞征服，中国的主体民族不吃猪肉会死的严峻现实，好像从来没有进入他们的讨论框架之内。据说成吉思汗和他的猛士们是赶着羊群一路征伐。猪群没办法这么赶的嘛！）撤走后留下的烂摊子？随它去，关键是挫败苏联的扩张野心就行。

此乃一个清楚例子，展示了美国那时构想的所谓美—苏—中三角关系，在美国眼里，世界就是那三家的竞技场，其他国家都是奖品。周总理明确声明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不加入超级大国的竞争，基辛格报以怜爱的、宽容的哂笑。——中国一直活在自己的脑子里，搞不清楚和世界的关系。尼克松提到的那份“简单总结”，也有提醒中国把脑子搞搞清楚的意思。 

但是，如果行动失败，再经曝光的话，应该比猪湾危机严重得多，也许就不用等到“水门事件”了。他们明白风险巨大，明白失败的机率，所以非常富有智谋，从一开始，就利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作为幌子。这个小组在那个阶段的功能就是没完没了地开会却达不成任何结论，说大量毫无意义的废话。计划失败后，他们就巧妙地进行有组织的泄密行动，包括把该小组的会议记录传递给权威的报系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 

危机刚刚过去，白宫就发现自己已处于一场不断泄密和遭到谴责的风暴中心。早在十二月十三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就开始发表国防部有关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的摘要。我们反对印度的军事行动——这个立场是公开的，而且我们曾经因此受到攻击——被说成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揭发，用来证明我们否认具有反印偏见是在说谎。大量其他保密情报也迅速出现在报纸上——例如肯尼思·基廷从印度发来的敦促我们对叶海亚施加压力或对我十二月七日的背景介绍表示异议的电报。我们舰队的行踪照例是保密的，但一转眼就印在报上了。（《白宫岁月》） 

由此，误导公众以为已经发现了白宫试图隐瞒的真相，想不到还藏有更深的、不能见光的秘密。两位的回忆录都非常露骨地透露具体手法，以《尼克松回忆录》更详细： 

这一泄密使人震惊，因为出席“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的只限于军事情报机关和国务院最高级官员。我们听说罗伯特·韦兰德海军少将认为，被泄露的文件之一肯定是从他的办公室搞出去的，那时他的办公室担任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工作。我们指派了巴德·克罗和戴维·扬进行调查。怀疑集中在一个分配在韦兰德办公室里工作的海军文书军士的身上。在询问的过程中，扬了解到这个文书军士有一段时期一直在复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文件。他经常捡取待烧废纸袋里的复写纸或影印件，有时甚至窃取基辛格和黑格公文包里的文件去复制。有一次他抄了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时同周恩来谈话的摘要记录。他把这些文件送给了他在五角大楼的上级。

 我们无法确证这个文书军士就是安德森的材料来源。但间接的证据是很有力的。他们两人彼此相识，曾在若干场合碰过头。不论这个文书军士有没有向安德森泄露机密材料，他总是危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同白宫的关系。虽然我也许并不真正感到惊奇，但我感到不安，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竟在对白宫进行暗中侦察。不过坦白地说，我很不愿意追究事情的这一方面，因为我知道如果深究下去，这事会象其他许多敏感的问题一样，最后被透露给新闻界并被他们严重歪曲，这样我们最终会损害军方的信誉，而军方那时所受的攻击已经够多的了。文书军士本人也同样难于处置。我感到关于他给安德森提供材料的间接证据是令人信服的，我也知道这种行为不能容忍。日记关于这件事情，令我不安的是驱使这个文书军士提供材料的那种埃尔斯伯格变态心理。他替参谋长联席会议侦察白宫一事并不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认为这不是正派做法。但是他由于不同意我们对印度的政策而进一步向报刊专栏作家提供绝密材料的行径，却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制止的。然而我觉得，如果对这个文书军士进行起诉，那将是太危险的事。这个人曾跟随基辛格和其他人外出执行一些秘密任务，还接触过旁的绝密材料，一旦泄露会危及我们同中国的谈判和同北越的谈判。就这点来说，他是一颗潜在的定时炸弹，起诉就会使它触发。于是我们把他调到俄勒冈州一个遥远的岗位上，对他进行暗中监视，包括一个时期的电话窃听，以查明他有没有再外传秘密材料。这个办法发生了效力：他没有再泄漏机密。 

事前设计周密，实行时胆大心细，他们在自己的世界游刃有余。同时也见出，印巴阴谋牵涉很广，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全部卷入，各路群英一起深谋远虑、策划周密，事后再集体互相打掩护，抹去痕迹，根本不是尼爷、基爷两个孤胆英雄带着几个亲信捏估事儿。 

但是，他们能如此雁过不留痕，条件是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知情人一齐缄默，帮着他们保密。这时候就显出了CPC的风范，并没有拿什么把柄去勒索、敲诈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趁机要挟美国。相反，CPC主动安抚巴基斯坦，修复中巴关系，帮布托和他的国家疗伤。在当时中国经济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给巴国各种援助，包括重建军队。却并不向美国开价，要求美国分担。美国胡闹给中巴关系带来裂痕，中国自己给抹平了，而且与巴基斯坦一起替美国保密。用如此高尚的态度，表达了愿意修复中美关系的诚意。尼、基二人对CPC的好感那么强烈，心悦诚服，甚至感觉与老革命家们产生了个人友谊，显然与CPC的高风亮节有关。基辛格就赞叹周总理之“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敬佩CPC做事有原则，看大局，不搞小动作，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

不仅如此，CPC还开诚布公，向美方解释中国的原则和道理，解释时又留心照顾美国的面子： 

当尼克松长篇大论地谈到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威胁更大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国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去国外的。” 

因此基辛格说：

  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中国和美国在七十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的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尼克松和基辛格，还都被中国人做事的细密迷住： 

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尼克松回忆录》） 

在1979年的回忆录《白宫岁月》里，基辛格对印巴危机时中国的做法依然“想不同”，觉得他们美国群英搞了一个完美的杰作，都赖中国人别扭。但是，他为世人树立了虚怀若谷、好学敏求的典范，真正地践行了“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尽管是国际政治权威，在哈佛大学执教十多年，然后作为一个时代最杰出的外交家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半生成就足以傲世，但因为与中国偶然结缘，因为对中国生发了兴趣，博士便孜孜研究中国文化。到《论中国》里，他向世界详细介绍中国传统的特点，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思维方式，包括分析围棋与象棋的不同。他通过了解中国，明白了，当年教员和总理邀他们一起下围棋，结果他们上来就猛打猛冲地下象棋。

尼克松的情况则不同。基辛格很敏感，感受到，当美国总统与中国总理话别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

 二月二十八日一早，周恩来在陪同尼克松去机场之前来和他话别。这是估量了彼此的能力，并对彼此的目的感到放心的两个人之间一次文雅和惜别的谈话。（Chou En-lai paid a farewell call on Nixon just before escorting him to the airport early i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28. It was a gentle and pensive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men  who had taken each other’s measure and were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s purposes.） 

——目前，网上版本和我手中的实体书，翻译水平都非常之高，生动优美。但上面这短短一段的原文非常温柔，我忍不住也试试：

 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很早，就在周恩来陪送尼克松去机场之前，他专程来向尼克松道别。那是一场温雅的，思绪深沉的对话，发生在彼此了解了对方的品格，对彼此的诸般意图都心情平静下来的两个男人之间。  

发生了什么呢？——在《尼克松回忆录》中，两位国家最高首脑有两三场谈话犹如参禅，非常微妙，因此，我会自己试图翻译一下，不采用译本。

该回忆录记道，出发去杭州时，总理与总统同车去北京机场，路上，两人进行了一番“有趣的”交流。总理从教员的一首诗谈起，“他又绕回了他经常提的一点，逆境是好老师。”尼克松十分机敏：“我把它转向了普遍性的逆境。”随即谈了一番他对逆境的感受，用竞选失败与在战争中身体受伤作比喻，说，失败要远比身体受伤更让人痛苦： 

后者只是伤害身体，前者却是让精神受伤。反过来说，竞选失败有助于培养力量和人格，它们在未来的战斗中都是关键。 

他又道： 

我对周说，我发觉，相比胜利，我从败绩中学到得更多，而我所要的就是，一生里，胜利最终到底比失败多出去一次。 

然后尼克松引戴高乐做例子，认为戴高乐下野的经历对塑造这位法国伟人的性格有好处： 

他（戴高乐）归来后，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一个人如果终其一生始终走顺道儿的话，他无法变得更强大。 

尼克松非常厉害，马上明白了周总理意思里指向的是什么，所以回答绵里藏针，文雅又犀利，仍然坚持他在印巴战争后给中国发总结的态度和立场。结果总理避其锋芒：

 周说，我在上一次祝酒词时说，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就在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之间筑起一道桥梁，具有像毛一样的诗意的思维方式。

 然后总理再次恭维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尼克松则玩笑地说，他们两人都不该相信报纸上写的那些关于他们的坏话。 

 尼克松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心灵的警醒程度与紧张程度，远超常人。很快，他就与周总理产生灵魂的交流。他非常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领导人对他们这个美国群体的年轻化特别在意。可惜，他们这些美国人光忙着体会中国给他们的刺激体验，又被马尔罗啦，汉学家啦欺骗，没有察觉，他们在中国人眼里的吸引力。以为周总理只是发愁岁月无多而事业未竟。

高大，壮实，健康，营养好，因为爱运动而敏捷利落，衬衫雪白，身上闪烁着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光辉，闪烁着富有，热情，乐观，容易高兴，随和，充满好奇心，有股长不大的孩子气，但是又自信，坚定，坚强，眼睛里闪着单纯，闪着快乐。教员、总理和叶帅风云一生，什么都见过，但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群体。在他们眼里，包括已经五十九岁的尼克松在内，是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的后生，是人类的幼崽儿。中国人重视后代，所以，尽管两个月前，这群混球儿刚刚把他们气得不行——拿到基辛格递过来的印巴军事方案时，总理肯定至少当晚气失眠——，但是，一旦他们作为生龙活虎的后生出现在眼前，那些在儒家社会长大的老人，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们，欣赏他们，莫名地感到欣慰，跨越种族和意识形态的，欣慰。——人类的后代原来可以这样好呵。

就是基辛格觉得特别丢人的先遣组人员，在中国人眼里也觉得有趣，新鲜。在他们身上，映现的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朝气蓬勃的国家。《白宫岁月》里，那一场中美的相遇有一种欢喜的气氛，因为两方恰恰都提供了对方最为梦想的东西。

美国人渴望成熟，中国人渴望年轻。

可是天真单纯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提供给对方的光亮。而且，尼克松被汉学家们误导，反而生出悲凉的心情： 

尽管我比毛年轻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我把这趟旅程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做点什么的最后机会。真的我很可能比他们更老，我在政治上的生命只有十个月，最多四年十个月，我必须现在出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此刻就是我的时刻，他们倒更从容，尽管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他们比我们更老。 

奇妙的是，他的这种焦躁心态，被周总理感应到了，于是，又发生了一场参禅似的对话：  

一天下午，当我们讨论解决问题需要耐心时，周说，“我不能等十年了。你有那十年。总统先生也许能第三次竞选。” 

对美国极为了解的总理忽然显得不明白美国制度，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莫名其妙。

 “等过了四年，你还可以再参选，因为你的年龄允许你那么做。从目前中国领导人的年龄状况，是不可能的。他们太老了。”周说。 

但是尼克松马上反应过来了： 

“总理先生，”我说，“前任美国总统就像英国国王，责任重大但没实权。我是说，就脱离了政治机制。” 

他告诉总理，我一旦不是总统了，就不能为中美关系再做什么了，没有条件做了。

结果，总理提示他，他的经历是非凡的，做过两任副总统，又落选，但又竞选成功。“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总理暗示尼克松，你不是一般人，你有非凡的意志力和才干、经验，即使卸任之后，你仍然能为中美关系做贡献。三个月后，总理确诊癌症。他是在托孤。把中美关系这个还没足月的婴儿，托付给虎虎有生气的后生，让活得更长的人，担负更多的责任。——这就是儒家思想，有条件做的人，就必须做得更多，而条件，是全方位的。

尼克松应该是听懂了，回忆录中，这段奇怪的对话到此戛然而止。

当年跟随总理的人，都无保留地钦佩总理的眼光独到、精准，总能看对人，从不走眼。果然如此。一九八九年，尼克松顶着国内的鄙视和舆论压力，来到中国，为修复中美关系努力。 

尼克松用另一段对话表达对总理的悼念，那一段文字，几乎是回忆录中访华之行一章的终节。作者先流露感情: 

我很伤心，当我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没有能活到使我有机会再次与他会面。我感到，虽然我们相识短暂，而且，出于必要，有些拘谨，甚至小心审慎，但我们已经形成了互相尊敬、出于个人真心的赞赏的纽带。 （I regret that Chou did not live long enoughfor me to meet him again when I visited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in February1976.I feel that although our acquaintance was brief and necessarily somewhat restrained and even wary, we had formed bonds of mutual respect and personalesteem.）

然后，笔锋一转，回到当年的场景中。在两个人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谈时，有短短一段时间，总理撇开了政治，撇开了双方的分歧和争执，撇开了什么美国该不该在日本驻军、越南命运是不是该由中美两个大国决定，再次谈起了教员的诗词：

 当我们在北京的宾馆里共同进行最后一个长节的会谈时，周说，“在你们楼上的餐厅里，我们装饰了由毛主席手书的一首关于庐山的诗。诗的最后一句是，美景位于山的顶峰。（按，为了体会尼克松在英语语境里的感受，我直译，而不上原句）。你为了前来中国，冒了不少风险。不过还有另外一首诗咏道，在险峻的峰顶上，美以其无限的丰富而栖居。”

“我们现在到达山峰的顶上了。”我说。

“有那样一首诗，”他说，“另外一首诗，我很想悬挂起来，但我无法找到合适的地方，是《梅花的颂诗》。在那首诗里，主席的意思是，开启一项事业的人，未必就是一定要有所收获的人。当花朵开放到最盛的时刻，也是它们行将消失的时刻。”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书，念那首诗。 

“春天随着雨和风消失，

又随着飘飞的雪前来。

冰悬在一千英尺的悬崖上，

然而在那最顶端，

梅的树枝开花了。

梅不是一个炫耀自己的亮丽女孩儿，

但她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当山花蓬蓬勃勃地怒放的时候，

她在缤纷中发出咯咯的笑声。”

 “所以，”周继续道，“我们相信，我们都同意你已经表达过的意见，你是这项事业的开创人。你也许无法在场目睹它的成功，不过，当然，我们是欢迎你回来的。”

基辛格从外交的角度指出，就算我赢得了第二次选举，再度归来的访问也不大有可能。

“我只是试着展示中国人思考的方式，”周说，“不过没关系的。”

周提到我就在启程前不久将“空军一号”改为“76精神号”那件事。

“不管谁是下一任总统”，周说，“76精神仍然存在，而且将取得优势。站在政策立场上，我希望我们的对手始终是同一批人，那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努力。我们也希望，不仅总统先生继续留在办公室里，你的国家安全助理和助手们也都留在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变化都难免会发生的。比如说，我如果突然因心脏病发作死去，那么你就不得不与一位新的对手打交道。因此，我们尽力让更多的人与你们会见。我希望，你不会嫌我说得太长，话太烦。”

一直到最后一刻，总理心里还挂记着尼克松“想不通”这件事，再一次试图给他“做思想工作”。他选择了一种典雅的、精致的方式，再次以教员的诗做例子，耐心说服尼克松，而且非常委婉柔和，细心照顾到美国总统的尊严。他在说服中展现的境界之高，让我们仰视。

他的意思有好几层，第一层，介绍中方的思路，让尼克松明白，当初为什么中国坚决拒绝美国要求的军事合作。第二，是劝尼克松，不要太在意个人得失，不要急功近利，做人要有境界，要放宽心胸，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神奇地，他其实在以“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要求尼克松。当年，很多跟着CPC一路革命过来的人，都由衷盛赞，周总理善于做“统战工作”（“统一战线”），水平之高，言语难以形容。也唯有他，能把统战工作做到美国总统头上去。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提到，果党的人说，如果周总理是在果党一边，那么跑去台湾的就不是果党了。看这一段，是明白为什么果党那么说了。

总理回避了意识形态，更不为中国单方面的利益出手。他谈中国哲学，从哲学的角度，解释世事变化的客观规律，以及相应该有的人格，相应该有的达观。非常简单的话，含的意思特别丰富。他无私，而且真诚，不是在争谁对谁错，是真的关心尼克松，又含着对尼克松的期许，于是，我们得以永远地在尼克松笔下感受真正的传统儒家的“长者之风”，终于明白什么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同样神奇地，尼克松听懂了，而且愿意继续这场含蓄的交流： 

我请他放心，正相反，我对他所说的非常感兴趣。 

于是总理接着说了： 

“这一切属于哲学范畴，但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观念。例如，”他说，指着打开在他膝上的诗集，“这一首诗是写于打败敌人的一场军事胜利之后。在整首诗里，没有一个词涉及敌人；写这样一首诗是非常之难的。”

 尼克松开口了： 

“自然，我相信用哲学概念来思考是非常有益的，”我说，“我们太经常从战术的角度看世界的问题。我们是短视的。如果写那首诗的人也短视的话，今天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非常重要的是，不仅仅根据眼前的外交战和外交决策看世界，而是关注推动世界的那些重大力量。也许我们有些意见分歧，但是我们知道，会有变化的，我们也知道，尽管有很多不同，但如果我们找到共同的基础，我们两国人民会有一个更好的，我相信也是更安全的世界。”

 尼克松完全领悟了周总理的话意，而且委婉地认了错。他还表达，他现在明白了，如果要想给中美两国人民一个更好的未来，前提是双方一起找到共同的基础，而不是单方一厢情愿，强迫对方遵循自己的意志。

 真是奇迹的一幕。尼克松是麦卡锡运动的骨干，当年因为迫害进步文艺人和知识分子而臭名昭著，是反共分子，是帝国主义分子，还是宗教信徒。另一位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一生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是无神论者。一位出身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小镇，另外一位出生于绍兴古城。两个截然相反的人，在那一刻，跨越了种族，文化，传统，信仰，意识形态，形成了心灵的共振。摆脱了那一切之后，两颗心灵是那么纯净。那一刻，总理真的是无私地，试图把一个古老文明积累起来的智慧，由一个前辈传达到一个晚辈那里。让那智慧像传灯一样，代代流传，四处流动，能够造福人类。彻底的无私，没有杂念，没有算计，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当年，无数的人崇拜总理，觉得他的境界就像高山大海，无法衡量。确实，这位伟大的人，一方面最坚定，对原则毫无动摇，一方面又能随意地跨越一切藩篱，一切人类因自己的愚蠢竖起的藩篱，去抵达另外一颗灵魂，用清明，用无私，用睿智，去照亮那颗灵魂，让那在孤独中紧张的灵魂，在孤独中不自信的灵魂，获得温暖，肯定，安慰。还细腻地照顾到那颗灵魂的自尊，照顾拥有那颗灵魂的人的地位。这是什么样的智慧啊。这是佛经里说的智慧。而尼克松也神会了，接受了。这动人的一刻，让我们对我们人类始终保留信心。 

当年，献给总理无数的赞美中，最常用的之一，就是“崇高的品格”。在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里，总理的崇高品格熠熠生辉。尼克松以为当场坐一旁的基辛格没懂，其实基辛格懂了。他们两人的回忆录非常奇特，满纸谎话和狡辩，任意歪曲事实，但是，又经常有意外的坦率和真诚。基辛格无保留地表达对周总理的钦佩，泰然地说他学习总理的外交技巧。而尼克松则把他对中国处理印巴危机方式的心态，逐一保留在回忆录里。从阴谋未成的恼怒，到刚一见面就指责中国人不懂契约精神（他忘了中美根本没契约），再到用美国精神反驳总理，最终与总理形成灵魂上非常高境界的共鸣。他把认错也写了进去。这些对话的意义过于隐晦，不见得有多少读者能读懂，但尼克松认为是他人生中的重要片段，必须写在记录他一生的书中。他把最后一次对话放在回忆录里，成了为总理镌刻在纸上的一段铭文。 

 那一段往事中的史诗英雄大多不在了，唯有基辛格老人家依然高寿。但愿他老人家多活几年，这个世界也跟着多托福几年——我无法控制自己，就是情不自禁要打下这行话，尽管明白他在东南亚、拉美和中东都干了什么。明白他实际是个什么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百岁老人就是最有效的祥瑞，对百岁老人不敬，那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而今读这些往事，更让人热泪盈眶。不管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别人做了多少坏事，我们中国人还是该感激他们的吧。

“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尼克松回忆录》里“风雨送春归”一词的英文译文：

“Spring disappears with rain and winds

and comes with flying snow.

Ice hangs on a thousand feet of cliff

yet at the tip of the topmost branch theplum blooms.

The plum is not a delicious girl showing off

yet she heralds spring.

When mountain flowers are in wild bloom

she giggles in all the 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