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冰雪尖刀连》与抗美援朝战争

   《冰雪尖刀连》战场部分拍得比国内部分好。

     这当然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平时的表现需要更有思想性、艺术性的创作者才能发掘和表现，但他们在战场上的英雄事迹，只要是有眼睛、有最朴素的是非观与英雄情结的人，都能看出来，只要按照自己的直觉去表现，也差不到哪儿去。

    其中有几个情节令人印象特别深刻：

    七连在雪地上发现了一群朝鲜人民军战士遗体，这些人民军是为了掩护志愿军五连而在与美军坦克部队的战斗中牺牲的。伍万里从牺牲的人民军手里捡到了反坦克步枪（我后来查了一下，应是下图中的苏制PTRD-41型，确曾装备朝鲜人民军，由此也可见此剧还是用心的）。他知道了这枪能打坦克后，很兴奋，但一看子弹只有四发，又有些失望。但炮排排长雷睢生已经很满足了，对伍万里说：“有四发就不错了！”

   七连几次与美军装甲部队交火，伤亡不小。美军战车上的四联装机枪火力凶猛，弹如雨下，压得七连抬不起头，让战士们不禁感叹：“这美国佬的装备真不赖啊！”

    七连向新兴里行军的一路上都被美军飞机袭扰轰炸。有一次，几个战士望着远去的敌机，好生羡慕：

    “什么时候，咱们要有了这玩意儿该多好呀！”

     “就是。哪儿还用像咱们这样，全靠两只脚板满山磨呀！”

    这些话很自然很真实，但仿佛又是说给今天的我们听的。

    剧中有几个志愿军战士是戴钢盔的，这也让我想起了童年时的一件往事。

    那时我还刚上小学。邻居家一位哥哥到我家玩，看我的一本小人书《风雨下钟山》——是根据八一厂同名影片改编的电影连环画，讲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的。

    他指着其中一页有几个戴着钢盔的炮兵的画面说：

     “看！这是坏人！日本鬼子！”

     我看了一眼说：

     “不对，这是解放军。”

     “胡说！解放军哪儿有戴这个铁帽子的？只有敌人才戴！日本鬼子才戴！”

    “就是解放军呀！”我解释说，“你看这下面的字写的是“我军万炮齐发，掩护船队渡江。”——这就是解放军的炮兵嘛！”

    “就是敌人！解放军就没有这样的铁帽子！”小哥哥仍然坚决否认，“只有敌人才戴，因为他们怕死！”

   这位哥哥比我高了几个年级，书上的字他决不是看不懂。问题是小哥哥看过的影片以及所有的连环画、插图里，解放军从来都是戴着红五星帽，帽子上还围着草编的伪装网，从来没戴过钢盔；而戴钢盔的士兵在这些影片里不是抱头鼠窜就是举手投降，所以戴钢盔在他心目中就成了贪生怕死的猥琐样，无论如何联系不到我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形象上。这个根深蒂固的印象，不可能被这一行小字给推翻，更何况他也不能在我这儿丢了他的面子——毕竟我才上一年级呀。

     现在想起来，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刻板印象”。

    送走这位哥哥，我寻思着：这可怎么办呢？

    不过，这哪儿难得倒我这个大聪明？好，你不看字儿只看画儿是吧？于是我就对这部连环画进行了“再创作”：

    拿出红笔，哪一页出现了戴钢盔的解放军战士，我就在他钢盔上画一颗红五星——我看谁还敢说这是敌人？！

    我当时虽然年纪小，但看到小人书里的解放军叔叔戴钢盔，不但不感到有什么违和，反而由衷地高兴，因为我知道这和那些大炮一样，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这正好说明了解放军的日益强大，而且戴上钢盔保护头部，可以让战士少流血——这是多好的东西呀，为什么解放军就不能有呢？

   后来我才了解到：

   其实红军时代，我们就有戴钢盔的部队；抗战时，我们缴获的日式钢盔就更多了，八路军的不少精锐部队都装备了钢盔；解放战争更不用说了，苏联拍摄的解放战争纪录片里，钢盔已经是解放军一线部队的标配。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固然强调部队的精气神，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但同时也尽一切可能改善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还派出很多优秀干部去苏联学空军、学炮兵、学坦克兵。

   许光达同志1932-1937年在苏联学习汽车和坦克技术，1950年就任解放军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时，曾三次上书中央请求降衔，因为他觉得国内的同志们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的时候，自己在苏联吃着牛奶面包，舒舒服服地上学读书，实在受之有愧。但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批准他的降衔申请，除了因为他入党早、资格老，还因为他这样的同志身上肩负着人民军队现代化的突出责任。

   阅读抗美援朝的历史书籍，会让人有一种特别沉重的感觉：

   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同志是在美机轰炸中牺牲的——这当然是光荣的，但为什么我们志愿军的司令部能让敌人这样肆无忌惮地轰炸？

   因为我们没有空军，甚至没有足够的高射炮。

  很多次战斗，我们包围了美军一个团、一个师并予以重创，但就是吃不掉，为什么？

   因为双方装备、火力对比太悬殊——据统计，中美双方发射的弹药量是1比100。

   黄继光和他的战友们希望上级多发几颗反坦克手雷，因为这东西炸坦克、炸碉堡特好使。

   可是他只领到了一颗——因为这玩艺儿金贵，国内造不出，都是从苏联进口的。

   于是在1952年10月20日凌晨的上甘岭597.9高地上，武器用完、鲜血流干的21岁的黄继光，纵身一跃而起，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碉堡的射击孔。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能理解钢七连战士们的那些话了：

    那是对一个强盛的现代化的中国的无限憧憬与期盼。

    为了这个还在襁褓中的新国家，他们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献出了自己所能献出的一切。

    我们也就能理解1987年已经80多岁的原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的冲冠一怒。那一年他在电视新闻上见有人说“我国奉行近海防御，不准备造航空母舰”。将军以拐杖戳地，大吼道：“这是谁说的？！”

    他拔通了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同志的电话，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是主张造的嘛！”

    刘华清第二天赶到肖劲光家作解释，两代海军司令员谈了一夜。

    十几年前读一套人民大学编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丛书》，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教授，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赞成社会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可他却在自己著作的中译本序中劝告中国“不要在军事力量上去追赶美国，因为花费大，而且差距太大，赶不上。美国穷兵黩武，是个教训，中国不要学美国。”

   我当时就感到这位先生未免太迂腐了。

   凡是懂一点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政治的人都能明白：

   一个国家能独立地为她的军队提供的装备的数量、质量、先进性、系统性、可靠性、可持续性，才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真正的硬指标。

   离开了这些指标，就是泡沫经济、花瓶经济。

   抗美援朝战场上，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空军等技术军兵种都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证明了我军不但英勇顽强，而且目光远大，善于学习，能在短时间内以极高的水平驾驭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刚刚起步的中国军工，也竭尽所能保证和改善前线武器装备的供应，试制仿制苏式武器装备和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军武器装备，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无穷的力量和智慧，预示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辉煌灿烂的前景。

   可惜的是，对这两点我们的文艺特别是影视作品表现得很不够。别说文艺作品，就连军事科学院编写的国内最权威的两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竟然也很少提到抗美援朝时期我国的军工生产，更别说专章介绍了——作为一部专业的战史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说明编写者对现代战争的认识还不够到位。

    希望我们的学术界、文艺界都能对这些多加注意：

     对这场伟大战争的研究和表现，不但应该给我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情感薰陶，还应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思考与探索。

    在激发人们情感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

    历史作品最深沉的魅力是来自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