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33）孙坚vs董卓的梁东之战

“梁东之战”是由屯兵于鲁阳县的孙坚率军北上而引发的。当时孙坚率军行至梁县以东时，遭遇董卓派出的军队，双方激战之后，孙坚军败北。

【发生时间】

陈志《孙破虏讨逆传》提此事时并无时间记载，前后相关事件顺序为：

鲁阳践行→梁东之战→阳人之战。

陈志《董卓传》连此事都未提及；倒是范书《董卓传》把“梁东之战”和“孟津之战”列了个顺序。如下：

梁东之战→孟津之战→（明年，191年）阳人之战。

《资治通鉴·卷59》载“鲁阳践行”事，列在初平元年（190年）“冬”，而唯一出处陈志《孙破虏讨逆传》根本就没提“冬”字，司马光如何得知？已经无从可考了，就姑且相信他手头上有现在已经失传的史书吧。

史书上的“冬”就是农历的十月至十二月，所以综合起来看，整个事件顺序是：

（初平元年冬，十月及之后）鲁阳践行→梁东之战→孟津之战→（次年）阳人之战。

说明：“梁东之战”的发生时间不能晚于初平元年（190年）十月。

但是范书《献帝纪》把“阳人之战”放在初平二年（191年）二至三月，以至于《资治通鉴·卷60》把“梁东之战”也放在初平二年（191年）二月，与“阳人之战”合并，我觉得，这是司马光为了叙事方便，也是编年体常见的叙述方式，并不符合史实。

孙坚

【参战人员】

范书《董卓传》载：孙坚亦率豫州诸郡兵。

这句话可证明此时豫州刺史孔伷恐怕身故或者离任。豫州刺史（袁术表）孙坚、颍川郡太守李旻率军北上，遭遇敌手为徐荣、李蒙。

《太平御览·卷645》引《英雄记》：董卓攻得李昊、张安，毕圭苑中生烹之，二人临入鼎，相谓曰：“不同日生，而同日烹。”

——这里提到的“李昊”应该就是范书《董卓传》中提到的“李旻”，而张安官职身份不详。

陈志《董卓传》裴注引《献帝纪》还提到了“袁绍豫州从事李延”，如果是袁术设的豫州从事，倒可以说得通，因为在本年，两袁尚未翻脸，袁绍尚未干涉豫州事务存疑，或以“袁绍”为指代盟军。不论何种解释，都可以确定“豫州从事李延”参战了。

陈志《孙破虏讨逆传》还提到了孙坚的部将祖茂。

《袁纪·卷27》则是说牛辅派遣李傕、郭汜、张济、贾诩这四人率军出击，在梁县东击败孙坚军，然后说“复相合战于阳人”。

当然袁纪的时间有问题，把此战放在初平三年（192年），这时候反董联军都解散了；更何况袁纪在前文初平二年（191年）也提到“孙坚自阳人入雒阳，修复诸陵，引军还鲁阳。”由此可见，袁纪对孙坚的战绩存在时间错乱的问题。

周天游注：袁纪上卷已述孙坚自阳人进据雒阳，此又重出，恐有误夺。且坚于梁东一役，乃败于徐荣之手；而胜于阳人，系破胡轸、吕布之师，袁纪误也。

另外，牛辅有调军之权，也是初平二年（191年）三月，董卓入长安，布防三辅时所给牛辅的任命。所以，我怀疑是袁纪中关于“梁东之战”及“阳人之战”的内容本是放在初平二年（191年）初（类同《资治通鉴》相关内容），是后人抄书时被误置于初平三年（192年）初了（这大概是周天游认为的“误夺”）。

综合看来，参战双方人员为：孙坚、祖茂、李旻、张安、李延VS徐荣、李蒙。

【战斗过程】

这场遭遇战，没有像“荥阳之战”那样“力战尽日”，孙坚军应该是很快就被徐荣+李蒙击败，孙坚只率数十个骑兵逃出，李旻、张安、李延及大量豫州士兵被俘。这些战俘随后被送至毕圭苑（毕圭苑位于雒阳城西），均被董卓下令处死。

陈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移屯梁东，大为（董）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

孙坚在逃亡的时候，董卓军的骑兵也紧追不放，孙坚当时戴着红色头巾（赤罽帻），比较显眼，于是他命令身边的祖茂换上自己的红头巾，如此，董卓军骑兵就去追祖茂了，孙坚这才逃过一劫。

祖茂

“换头巾”这事肯定不比“曹洪让马”，曹洪是主动让马，而祖茂肯定不是主动要求换头巾的，他心里肯定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情况紧急，也没办法。幸亏祖茂也算机灵，跑到荒郊的坟岗，下马把红头巾挂在烧柱之上，而自己躲在草丛之中。董卓军的骑兵发现上当后才撤走。

陈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常着赤罽帻，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着之。（董）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帻冠冢间烧柱，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

中华书局和汉典都没有翻译这个“烧柱”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只能脑补是一种直立的柱状物，用于某种祭祀活动。

孙坚虽然吃了败仗，但返回鲁阳县后，继续收集残兵，整顿兵马，次年再次进兵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