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将严重拖累我们突破美国和盟友的围堵

自上而下的清晰划分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内容，将不得不自由裁量的权力，和百姓日常所需的社会服务，彻底分开。自由裁量的权力部份，跟着上级走，随着政策变，跟着一方百姓的利益走，那叫治理，说白了，是政府职能中的人治，在历史中交由人民去评价，一届一届的换，谁行谁上，那得由一群有政治理想并愿为此付出代价和承担风险的人构成，他（她）们要能够自我约束，自我修正和自我驱动。百姓日常的社会服务，跟着制度走，跟着社会走，跟着科技走，跟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走，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那就是一份稳定工作，谁干都行，需要的是职能精确分解和标准化后，身在基层的工作意愿和兢兢业业的执行能力。谈到追责，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表现，一个是实质。从上面往下看，表现为执行力不足，实质是逐级职能的有效分解尚未完成，还需要时间；从下往上看，表现为问责扩大化，但实质是基层公务员，仍然在想象中，惯性延续“官员”思维，用人治的思维，占着日渐纳归公共服务并向市场开放的诸多职务编制。咋把握这个度呢？在一次次的基层调研和一次次的问责中，自上而下的进一步精确分解政府职能，自下而上自觉自愿的渐进完成人员流动和职能调整。一个一个试点，一次一次磨合，一件一件的办实事，最终，既让人数居多的老黄牛们不吃亏，踏踏实实的服务基层；也让胸怀理想，愿在社会进步、政治变革和组织考验中共历风雨而不断进步的少数担当者自然涌现并逐级晋升。老黄牛们一旦吃不上饭，担当者们升不了职，年轻人们找不到自我定位，你一问责，当然基层会怨声载道。

追责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追责的方法和目的容易脱离实际。我们靠大学毕业生支撑起来的行政干部体系，大部分没有经历过任何真实的劳动实践，直接就进入了权力体系，在目的和方法上非常容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再加上长期机关工作的积累，本部门利益的牵扯，都容易导致系统性的官僚行政循环。举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例子，工人最容易在现代工业生产中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懂得系统的，联系的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这都和长期的劳动性质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