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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王朝更替之后的表现，明清交替之后，清人不仅重用了部分江南名士诸生，而且延续明代的制度，但伐纣之后是开辟了新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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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试略述之。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 ，大庭氏之库在鲁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 ，少皞 与颛顼 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 。惟史言尧都平阳 ，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 ，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 ；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
，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
。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
，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
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 。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其于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 ，碁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 ，并有勋伐 ，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雒邑，或分之鲁、卫诸国 。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 ；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已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 。《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周是商承认的合法诸侯，文化与中原商朝无异。”这一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我给你分享两段《殷周制度论》里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