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分裂外有拘捕，澳大利亚的左翼正在消亡吗？

“There are four boxes to be used in  defense of liberty: soap, ballot, jury, and ammo. Please use in that order.” - Ed Howdershelt

澳大利亚的左翼正在死亡吗？一个生命或者组织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除非是遭受了来自外界的攻击或者是内部的疾病。在新千禧年的钟声敲响之后，澳大利亚“左翼”的旗帜开始加入新的颜色，气候变化和性别平等正逐渐取代传统的阶级议题并成为社会活动家们的新宠。但是，更加包容和多元就可以让澳大利亚的左翼思想逃脱冷战思维惯性下的打压吗？澳大利亚共产党 (马列)除了发行刊物外几乎已不再举行任何政治活动，似乎沉默是他们逃脱攻击的方式。但是来自左翼学生组织Left Action的Shovan Bhattarai并不这样认为，“现在，澳大利亚的学生们正遭受着攻击”她这样说到。如果你也参加了2020年10月14日悉尼学生的抗议活动，你将会无比清醒的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敌意，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

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了包括澳大利亚高校在内的大规模裁员，学生和教职员工群体的不满也由此开始蔓延。根据《卫报》 10月7日的报道，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大学的工作岗位被削减了近10％，这意味着约有13万名员工失去了收入来源。高校这种为了自保而大规模裁员的行为不仅是对教育质量的不负责任，更是对教育者们职业生涯的葬送。澳大利亚国家高等教育联盟（NTEU）组织决定站起来和这种广泛而又荒谬的风潮说不，开始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和教职员工以抗议示威的形式捍卫自身利益。然而，作为NTEU的成员，澳大利亚左翼学生组织Left Action的成员还有其他见解——如果学生的身份使他们不得不捍卫自己的学业，那么为这些被裁撤的雇员发声则是身为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和义务。

汹涌的暗潮让澳大利亚高校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急忙发表声明以便切割责任。尽管NTEU国家主席Alison Barnes曾经在ABC上解释说，这一“灾难”是由政府拒绝将JobKeeper政策扩展到澳大利亚大学而引发的，但解雇了最多全职员工的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仍然成为交叉火力的首要目标。

北京时间2020年10月14日上午8时，Left Action的成员计划先在UNSW校园内进行动员，以便更多学生一起赶赴主会场参加集会。但是，更早到达集合地点的不是学生们，而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像是拥有额外的嗅觉一般，即便Left Action的成员还没有换上红色的文化衫，也被警察们的目光牢牢锁定住。一名略微年长的警察径直走向Shvoan，他灰白色的头发仿佛天生就与浅蓝色的制服配套，即便一副硕大的墨镜遮住了他的瞳孔，在场的每个人依然能够感受到被他的目光扫视的压力。十二名警员紧随其后，缓慢而又坚定地走向分散在花坛附近的学生们。他们都穿着防弹背心和武装腰带，胸前或大腿外侧佩戴着警棍、电击枪甚至是真枪。口罩把他们的面部挡住，几乎看不到任何表情，除了他墨镜上折射出的学生们错愕的面孔。

“你们就是要去参加集会的学生对吧？”老警官用陈述的语气提出了疑问，似乎早已排除了所有否定的可能性，隔着乳胶手套缓缓地展开了一张纸质的文件，那张纸在他的手里是如此的小，就好像十几名警员面前的学生们。“根据新南威尔士州在疫情期间的规定，任何超过20人的集会都可能面临至少1000澳元的罚款或者拘禁…”

那是一个工作日周三的上午，本应该是UNSW图书馆最繁忙的时间段，却因为这一字一句地朗读变得无比的安静。我紧紧的贴在墙上，尽管背后的墙面布满了这次学生集会的宣传海报，但这并没有给我丝毫安全感，反倒是用作固定的图钉清楚的提醒我正在流汗——这是因为我正在用书包背带上的Gopro偷偷拍摄离我最近的警官，除了我自己的心跳声，我甚至能清楚的听到他腰部手枪摩擦在尼龙枪套上的声音。那是一把真正的手枪，对于来自中国的我来说是那样的陌生和令人恐惧。我小心翼翼的调整着自己身体的角度以便拍摄到那名老警官，但同时又十分担心Gopro背面那块小小的液晶屏会出卖我的偷拍行为，天知道这些在大学校园内荷枪实弹的澳洲警察下一步会做什么？

很快，这支军团整齐地离开了UNSW 图书馆的门口，似乎是在把属于学生们的土地还给学生。或许是天气太热，又或许是警察正在草坪的西南角远远地监视着会场的一举一动，来分会场集合的学生几乎寥寥无几，如果不是确定公共烤炉里没有冒出炊烟，这看起来就是一次朋友间的聚餐。Shovan和Macy——Left Action组织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很快意识到了只要视线里有警察在，学生们就不可能真正的参加进这个活动中来。所以，他们开始了移动。他们一边喊话一边向学校最近的车站跑去。警察们则在后面跟随着，“护送”着游行队伍到达了轻轨站。

“您觉得这是一次合法的抗议活动吗先生？”我靠近一名年轻的警察，小心地问道

“我不能保证”

“那这些学生之后会被罚款甚至监禁吗？”

“我说过了我不能保证”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警察们决定在UNSW的大门口停止跟踪，对离去的学生们行起了注目礼。淡蓝色的制服的身影在车窗里越来越小，主图书馆上UNSW几个字母也越来越模糊。一名学生坐在我的对面大口的喘着气，仿佛刚刚的奔跑和呐喊使他筋疲力尽。看着我周围疲惫的学生们，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去汇合还是逃离的路上。

和狭长的UNSW校园相比，悉尼大学的布局更加容易迷路。但是，当天通往集会现场的路无比清晰，因为距离集会地点越近，巡逻的警察的数量显而易见的就越多。如果新南威尔士大学校园里的警察是来监视学生集合的，那悉尼大学里的警察密度几乎就是来阅兵的。无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拍摄集会的现场，你都能够在背景里找到警察的身影。在悉尼大学古朴典雅的黄色教学楼下，蓝色的警察制服是那样的醒目。“BLM抗议被叫停，Trans的抗议活动被叫停，学生的抗议活动每次都被叫停”当演讲者发表这样的抱怨时，两辆警车十分配合地从铺满学生的草坪旁呼啸而过，不仅仅车里塞满了警察，每辆车的踏板两侧还站着不少的警官，他们牢牢地抓着车顶的把手，不禁让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满载着步兵的坦克。但是，这些警察的敌人在哪里呢？——这里可没有武装到牙齿的纳粹分子，只有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师。

“免疫学！ 免疫学就是生产疫苗的学科，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免疫系统如何处理COVID，并且他们决定裁掉它？ 开什么玩笑？” 也许是这位穿着白大褂的学生的发言太过一针见血，抑或是夏季炽热的阳光将所有人的血液烘烤得沸腾，突然间，一阵又一阵整齐划一的呼号声从演讲者背后传来，即便没有扬声器的帮助依然盖过了主持人的声音。那些散落在演讲人身上，手机上，甚至是旁边女同学大腿上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集会现场的东南角。以Macy Reen，Shovan Bhattarai和James Morched等Left Action的成员为首，穿着红色T恤衫的他们再次开始了领跑。仿佛足球比赛的前锋一般，他们的冲刺牵动着整个集会现场的神经，不断有学生从懒洋洋的草坪上站起身来向他们靠拢。这些数量庞大的被唤醒的人群可不是另一个队伍忠实的后卫，在十月十四日悉尼大学的草坪上，奔走着的只有因为削减教育经费而愤怒的学生们。

如果领头人手中巨大的喇叭是象征着进攻的号角，那么不断附和着的口号就是统一士兵们步伐的军鼓。另外一只庞大的队伍几乎同时出现在了听众席的后方，如同飓风一般掠过依旧茫然地人群。即便Left Action的孤军深入使大多数听取演讲的观众摇摆不定，这只援军也彻底完成了对现场中立派的合围——无论愿意与否，他们都必须站起身来，否则可能会有被踩踏的风险。和演讲者一样茫然无措的还有上前查看情况的几名警察，但是仅凭一块礁石又怎么可能阻止一整场海啸呢？这些支流奔腾着，咆哮着汇合在了一起，沿着Great Hall南侧的道路向悉尼大学的西门奔涌而去，游行队伍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那些尝试着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人们都被远远地甩在了队伍的尾端，只留下被多普勒效应扯断波形的口号声，慢慢无法辨认。“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甩掉那些烦人的警察”James 在之后的谈话中这样向我解释到。

两分钟的时间不足以听完一首歌，不足以让刚煮好的咖啡降到可以喝的温度，甚至不足以人行道的信号灯由红色变成绿色，但却足以让被学生覆盖的草坪重见天日。在这场令人猝不及防的风暴过境之后，等候席上的演讲人甚至要比台下观众数量都要多。这时，我注意到一对亚裔面孔的情侣依然站在草坪的边缘，既没有跟随游行队伍而去，也没有像其他观众一样移动到演讲人附近。他们让我想起那些沙滩上谨慎的白面鹭，既想在退潮过后湿润的沙子里翻找出新鲜的食物，又担心无法预测的海浪会打湿自己的羽毛。“就算我们参加游行又有什么用呢？”这名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反问我，“我们只是来这边学习的，既没有选票又不太可能拿到永居权，澳大利亚的政府会在乎我们这些国际学生怎么想吗？”说这些话时，她的目光一直聚焦在远处依然进行的演讲人身上。而她同样来自中国的男朋友则偶尔点头表示赞同，最后他说道，“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拿自己的签证去冒险”，他用手指向游行队伍的方向，“你难道没看到那些警察吗？”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没过多久，脱离抗议队伍的人群就出现在了Great Hall的另一侧，在警察的注视下分别离开抗议现场。James一边夸张地招手一边向我走来，但直到他摘下了口罩我才辨认出来，只见他那印有Left Action组织标志性的红色T恤衫已经换成了黑色的连帽卫衣，红色棒球帽上绣有标语的那一面也已经被转了过去。他绕道警察的身后才低声说道“他们逮捕了Macy，一些拍照的人也被警告了，我想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

如果你是一个1968年的法国学生，抗议是危险的。但难以置信的是，即便在2020年的澳大利亚，一个自诩“民主”的发达国家，抗议学生依然面临着被逮捕的风险。离开抗议现场并不比加入容易，对身为Left Action成员James来说则更加困难。他发现有警察把守在悉尼大学的出口处，马上一把拉住我的衣服转向天桥，绕开严密的封锁。在从警察头顶上撤离时，我甚至不敢行走在外侧，生怕镂空的光影变化暴露撤退路线。

“我在采访旁观者的时候跟丢了游行的队伍，你们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但是通过手机又无法联系上你们“走出悉尼大学一条街的距离以后，我才尴尬地和James解释道。”这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关机了“James并不意外，”这些警察会定位你的手机，如果事后他们要追究这些抗议者的责任，这些定位记录就会成为关键的证据。“他说着向我展示了依然处在关机状态的手机。 

“那么被逮捕的Macy该这么办呢？你们有通知她的家人去保释吗？“

“这个你不用担心”James说着挽起了他的袖子，露出了胳膊上一串用红色中性笔书写的电话号码“我们会统一拨打这个电话，如果有麻烦的话”

虽然他们始终拒绝向我说明那串神秘的电话号码究竟通向哪里，但那显然起了作用。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在悉尼科技大学的草坪上再次见到了Macy，她同样换掉了红色的T恤，取而代之的是一件格子衬衫，松松垮垮的尺寸在Macy瘦削高挑的身材上显得极其不协调，或许那并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他们（警察）抢走了我的麦克风，并且不会还给我们…我被警察从人行道拖拽至马路上，又再次被拖拽至人行道…他们说我必须依法服从，他们让我坐在地上，脱下了我的口罩以确认身份，并且跟我说会通过邮寄的方式处以1000元的罚款。”

Macy无疑是幸运的，但同样被警察攻击的Shovan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如同水平发射的舰载鱼雷一般，她被警察抛起并狠狠的摔在了人行道上。左臂的肘关节被粗糙的地面磨掉了一层皮肤，造成了两枚硬币大小的创面，鲜血不断从破损的表皮中渗出，即便用矿泉水冲刷也难以让红色变淡哪怕一点。这名执法人员在做出这种举动后就钻进了他的同事中间，再也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一周后，当我们再次交谈时，Shovan的左臂依然被一块硕大的白色创可贴覆盖着，那太引人注目以至于她不得不在炎热的天气里依然穿着外套。

“所以你们如何评估那场游行的有效性呢？社会和政府的那些回应可以证明抗议有效果呢？”

“你知道那些暴力执法以及逮捕悉尼大学法学教授Simon Rice教授的镜头，真是风靡一时。 嗯，它们如同病毒般传播。媒体对此故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多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发表。 此外我们在竞选活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放弃了对抗议权的限制，他们现在表示将允许抗议规模达到500人。”

尽管Left Action宣布这是一次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在疫情期间举行游行依然十分困难，一方面是对感染的担忧让很多宣传活动由街道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另一方面则是COVID给了警方充足的理由——中止一切抗议活动的理由。尽管如此，拥有40年活动经验的Socialist Alternative成员Jim Mcelroy有另外的看法，“我在很多方面都同意限制令的内容，我们必须战胜这种疾病，这是绝对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你知道澳洲政府总是会使用任何武器来试图压制左翼。 他们与悉尼大学那里的学生打交道的方式非常双标，因为他们甚至允许进行足球比赛，要知道那是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多么虚伪。但好消息是现在情况有所改善，最近我们举行了几次集会，警察都退缩了许多，事情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Jim 和其他Green Left以及Socialist Alternative的成员一直致力于释放阿桑奇的社会运动，因为他们坚信媒体也是左翼的主要战场之一。“街头抗议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正在积极地尝试新的媒介比如Facebook和Twitter，在墨尔本我们有自己的广播，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通过书店宣传思想...”

紧邻悉尼中央火车站的Broadway或许是全城最繁华热闹的街道之一，悉尼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的学生构成了这条街上最庞大的消费群体。方圆几公里内的商店没有一个不被钞票塞满，唯独距离主街不到400米的Green Left总部里装满了书本、报纸和独特的思想。一块白色的招牌上印着一枚简单的红色五角星，朴素到连最基本的霓虹灯都没有安装，同样昏暗的还有只开着一盏灯的房间，Jim Mcelroy 独自坐在一张塑料折叠桌前，正在裁剪刚刚打印出来的，带着温度的纸张，那是关于释放阿桑奇运动的宣传海报。

“所以在你看来警察并不是澳大利亚左翼的主要威胁？”

“是的，警察的确是威胁之一，但那是因为他们制定了非常强大的安全法规，尤其是在过去引入了该法规的20年间，警察依此在监视和压制示威游行的人们。”

在Jim看来澳大利亚警察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对抗议活动的破坏，而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他讲述了澳大利亚吹哨人Witness K的遭遇，和依然被关押在英国监狱的澳大利亚记者Julian Assange一样，他们都是政府监听法案的受害者，这种被严密监控的新闻环境显然很难有什么中立客观可言。因此，在被问到关于中国的看法的时候，另外一名Green Left的成员John Wilson只能无奈的回答道“我不可能给出客观的评论，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媒体，包括像ABC这样的公共广播公司，都有证据表明他们再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新问题的出现和新思潮的涌现虽然壮大了澳大利亚左翼的活动范围，但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也让他们的主要斗争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在中国网友眼里看来，澳大利亚左翼的很多议题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为了反种族歧视却矫枉过正成“反向种族歧视”。抑或是为了工人争取权益，却又反对澳大利亚政府复兴天然气工业的计划。在采访过程中，我也向Jim提出了这些疑惑：“那么Green Left在运动中是如何平衡劳工的就业权益和环保问题的呢？你们似乎不喜欢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振兴天然气工业的计划，难道这个计划不是在为澳大利亚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吗？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它?“

“我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正在被淘汰的煤矿行业没有前途，天然气显然不是解决方案。这条政策实际上并不符合澳大利亚工人的利益，甚至不符合这些行业的工人的利益。燃煤发电站正在被淘汰，我们必须为这些人找到新的工作并对其进行再培训。因此我们必须开展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赢得人们的理解，这才是未来。除此之外，工人阶级将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我们只需要回顾去年的丛林大火，就知道澳大利亚工人们将会遭受什么...说回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工人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确实需要考虑改变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建立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新工厂和新制造业。”Jim这样回答道。

澳大利亚的左翼正在死亡吗？显然不是。只要澳洲现有的社会体制依然存在无法或者不愿被有效解决的问题，左翼运动就会继续发展。来自Green Left的John Wilson 认为“左翼是任何提倡社会和经济平等，并采取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步或改良主义政策的政党或团体。”在这种定义的划分下，苏联的解体，以及澳大利亚共产党 (马列) 的沉默都不再足以宣判整个澳大利亚左翼的死刑。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在21世纪，澳大利亚的社会活动家们正在不断为左翼运动添加新的议题，而这将为他们的思想持续不断地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