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三问”与刘备登基的法统悖论

三国志·卷32《蜀书• 先主传》对刘备登基称帝的种种细节介绍，还是比较完备的。

其中有一条是“黄气”、“黄龙见武阳赤水”，即蜀汉集团在建政的过程中，黄气和黄龙是祥瑞的代表，是刘氏集团法统的主要根据。

就在刘备登基的前一年，曹丕已经先于刘氏称帝，篡汉成功了。

刘备以蜀汉官方文书的形式，痛斥了曹氏的这一行径，并且痛骂他为“凶逆”。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登基之后，用的年号是黄初。黄初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黄，一个初，意思很明白，曹魏乃是“黄”的初始。

曹丕登基（电视剧《军师联盟》）

   笔者在“你不懂黄帝，就看不懂两汉思想史”一文中已经阐述，五德始终说是两汉期间政治法统轮替的指导性原则，五德+三统，代表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气运。

   刘备以黄龙和黄气作为祥瑞登基，其实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因为黄乃是“代汉”的符号和象征，意思是汉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一个新时代来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为何曹丕和孙权称帝的时候，年号都有一个“黄”字。

但刘备不同，他走的是一条皇亲绍嗣的救国思路，在大厦之时欲继汉家大业，公开亮出的身份是刘汉的血统、血脉遗存，即皇室的后代，姓“刘”是他政治道义感的总根源，抓住了汉室之胄这一点，他才能挥舞起法统大棒砸向曹氏和孙氏，斥其为篡逆。

但刘备难道是傻了还是糊涂了，登基的时候用了篡汉的征符？其中怕有不得以的苦衷，发人深思。

 不如我们回顾一下建国后的一次三国史的大讨论，来看这个问题，或许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朱永嘉三问

1959年，史学界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有关曹操问题的大讨论，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和专家都有参与，整个过程带来的思想碰撞和观点交锋，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二世纪末到三世纪末那一百年的华夏历史的研究和分析。会后还辑结了《曹操论集》，由三联出版社在1960年出版。

当时初出茅庐的28岁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小伙朱永嘉，在会上连发三问，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回应和讨论：

1 兖州牧刘岱与鲍信征伐青州黄巾的时候屡屡受挫，而且二人皆战死，面对三十余万的黄巾军场面非常难看，为何曹操却能较为轻易地收服了这批黄巾军，并且成立了青州兵骨干？

2 黄巾军黑山部被袁绍灭掉之后，袁绍曾费力想聚拢这一部，但始终未能成功，而曹操却轻车熟路地又收编了黑山黄巾军，为何他们愿意给曹操卖命？

3 曹操征伐张鲁时，张鲁仓皇败退，手下参谋劝他可以投靠刘备，但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最终投降了曹操，而且曹操对待张鲁的子嗣甚为优厚。为何张鲁亲曹操而恨刘备？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当时上古和秦汉史专家杨宽老师最为深刻和切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曹操和黄巾军，是有着同道的关系。

曹操和四世三公的袁氏和有过党锢之祸的刘表等社会高级名流的一大不同之处，便是他身上带有某种“邪典”性质，不是通经致用的所谓原儒经学豪门出身，而带有阉宦背景。这一点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曹氏多有论述，甚至把他和袁绍之争看成阉宦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斗争。

曹操对民间宗教的亲近感很高，对“中黄太一”之道颇有研究。

张鲁在汉中建立的带有浓重宗教背景的五斗米教，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黄巾太平道之间的关系，学界的争论还有很多，但二者皆不可简单地视为纯粹割据一方的诸侯势力或者一群农民造反，联系到“赤德衰尽，以黄代赤”的政治谶语，二者的神学外衣下面，埋藏着的乃是汉魏嬗变时代的表层的历史运动之下的思想内核：天命在谁？谁才是未来真正的王者？

 和袁绍同宗的袁术也曾经称帝，很多人觉得他很二逼，但别忘了，袁术称帝，在建制过程中也用了谶纬之术：即代汉者当涂高。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因为他字公路，路就是路途，涂和涂谐音）。

袁术称帝，光靠玉玺是不够的，还要有神学理论

东汉以来的经学神学化，谶纬学说大行其道，朝野坊间都弥漫着一股巫政的氛围，对这样一股“亚文化”（相对于表层的“独尊儒术”）应如何应对？是强烈排斥还是主动迎合？、东汉末年极力绞杀黄巾军的如卢植、皇甫嵩，主观动机不仅是为朝廷平叛，而是带有强烈的护教色彩，以儒灭妖，做个类比，这就如同曾国藩灭天平军是一样的，他们讨贼的用词，某种程度上带有宗教战争的色彩：扶持名教，敦叙人伦，若名教之奇变，当诛当讨。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亲近并且很可能信仰黄道教，并且私人世界有求仙长寿欲望的曹操（他曾被谶纬家称为“真人”），抢在各路汉末的割据诸侯之前，紧紧抓住了“天命到底在谁手里”这一政治主题。

张鲁厌刘而归曹

聚拢了这一批在名教大儒看来的接奸诡以欺众的民间有能量的谶纬神学家，便可以很方便地诱导、规范他们对曹魏建国进行神学——政治二元建设。

天师道、五斗米道、太平道皆依附于曹门之下，并不是偶然，曹丕称帝，其实就是把“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政治谶语给具体层面化的落实。

刘备的纠结

反观刘备，他戴着一顶汉室宗亲的帽子摘不下来，匡扶汉室的口号真的能聚拢人心吗？至少他北边的邻居张鲁作了否定性的回答。他痛恨刘备的一大原因就是，蜀地和益州的五斗米教一片荒芜，他若归顺刘备，他的宗教事业就毁于一旦了。

刘备诸葛亮集团高举汉室大旗，宵衣旰食，夙兴夜寐搞北伐，史家对刘与诸葛治蜀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举动多有褒奖，肯定这个政权的悲情色彩。

刘备登基了

但极少有史学家分析，三国之中，刘备和诸葛亮集团是最具有理性色彩的一个政治团体，其显著的施政色彩便是对谶纬和巫术的强烈排斥，对超自然的所谓命定论、天命说予以坚决打击，左慈管恪为代表的这批民间神棍可以旅魏奔吴，带无法在蜀地立足，这就是原因所在。

然而很遗憾的是，刘备集团远远低估了汉末约150多年的政治谶纬的能量，民间舆论对“黄天”的造势宣传，对真天子下凡，汉朝在五德始终体系下已经被抛弃，极大地影响了三国后期建政的神学外衣的涂抹，等刘备真要登基的时候，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民意，拿起了“黄旗”。

本来相对魏国，综合实力相对弱小的蜀汉，在法统的竖立上其实也落入了下乘——以代汉的符号来为汉室续命。刘备与蜀汉，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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