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史、实与政治廉能途径

——对政治廉能的思考建议

【提要：西方的经济、政治有一内在共同点：自由竞争、分权，用人的趋利调动经济和政治管理的积极性，并以此实现制衡、制约。这有其“合情”、有效的一面。但也有散、乱、错且效率降低之虞。西方多党轮流执政、全民直选等民主模式，弊端已经显现。中国历史上政治廉能的宝贵经验，或可说是：不断横向和纵向的扩展掌权群体、掌权队伍的代表面及其人才含量。故而，从东西方史、实来看，促进、保证现代条件下政治廉能之路，应有如下要素：执政掌权团体横向和纵向的尽可能扩大知政、参政、掌政的群体（或曰社会阶层）；强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和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票决；强化“防腐颂廉”的教化，以此作为“精神观念防腐”的必要举措，并不断向执政掌权队伍输入新鲜人才、血液；使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

近读许倬云《从历史看领导》，深为许先生探寻的中国历代政治运作体制中成功的实践经验所触动（这些历史经验，应成为中国贡献给人类文明管理的宝贵财富，并成为今天中国政治运作体制可汲取的重要来源）。就此，连带想到当代东西方各国政治运作体制及其对政治（即：“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廉能的作用和影响，让人思忖一重大而现实的问题：现今世界各国政治运作，能否借鉴人类文明中的成功实践经验，而达致政治廉能？廉能的“管理众人之事”？不过，当代现实的世界各国政治运作，由于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各吹各调”且各自褒贬不一的，这使得这样的探讨，或许是更加必要的。

一、西方经济、政治的一个内在共同点

通观西方的经济、政治，可以发现，其有一个内在共同点：自由竞争、分权，用人的趋利，调动人们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管理的积极性，并以此实现制衡、制约。这是西方在其对人的本性认识基础上摸索出的制度设计的内在实质。或许应该说，这有其“合情”、有效的一面，也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其激励与制衡、制约并有效的一面。但是，这样分权、竞争，而以人的趋利来调动积极性的机制，也有散、乱、错且效率降低之虞。

从西方“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时导致经济失衡乃至危机，人们就可以看到，仅仅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未必能良性管理发展经济。以市场中生产、交换、消费的无数个体的趋利行动，虽然可以调动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的最大积极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未必能让有各自谋利的积极性的“自由市场”，“自发调节”、自动的避免经济的失调。

而在政治上，现实情况可能更堪忧些。美国议会的两党争端，竟然导致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多次几乎停摆，足见政治竞争对“效率”的影响。西方多党轮流执政、全民直选、票决等民主模式，弊端近些年也已经更加显现。西方的全民直选、票决等民主模式，确实存在着《未来简史》所说的现象：

当一般的民众在用他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当你站在投票站里的时候，并不真正记得上次选举以来这几年的所有感受和想法。还被各种宣传、公关手法和随机想法不断轰炸，很可能扭曲该做的选择。忘了绝大多数的事情，只记得几件极端的事件，并对最近的事件赋予完全不成比例的高权重。在这四年间，这个选民可能不断抱怨现任总统的政策，一直告诉自己和任何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这个总统“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然而，距离选举投票只剩几个月的时候，政府忽然减税，大方开出各种“支票”。找来最好的撰稿人，举行一波漂亮的竞选活动，威胁、承诺运用得当，直接打入选民大脑的恐惧中心。到了选举当天一大早，有选民醒来的时候有点儿感冒，脑子不太好使，也让他觉得安全和稳定实在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结果，又把那个“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家伙送上台，让这个人还能再当四年总统。（笔者还想补充说，还有：各个未必了解全面情状和相关信息的个人，由于种种未必是顾及全面和长远的理由和原因，也会投票选择把虽然是“新参选”的、但也“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家伙送上台；或者，用全民公投“民粹”的选择未必有利于国家的当前和长远的重大决策。西方民主，在产生由全民直选或公投而出的带有“民粹”的“黑天鹅事件”上，已经和正在不断的创建令人失望的“新案例”）。

或可说，在创始时有着其良好愿望、也曾发生相当有效作用的西方民主体制、机制，在实际运行多年之后，经历种种变迁，也不乏在人的利益的“干扰”、“异化”下，弊端正更渐显现，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小“麻烦”。

二、中国历史上政治廉能的宝贵经验

或许，人们可以说，从东西方史与实看，人类“管理众人之事”的廉能的体制、机制，还未必已经完善。

我们看到，许倬云先生在《从历史看领导》中指出：如果掌权者是“小的利益集团”，那么，“上层既无法将命令顺利地传达到下层，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么，更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大概可以说，这点到了廉能政治、廉能“管理众人之事”的要“穴”之一。

而中国从周朝开始，就注意了对掌权群体的横向联结与扩展，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掌权者这个“小的利益集团”，知道别人和“下面想些什么”，而能在掌权的行动中顾及他们。周朝因此而实行了“将各种小国的统治阶层收纳在周人的宗法封建网络中”；“周代是中国第一次百分之一百肯定同姓不通婚，要和外姓结婚的。这个办法，使得其他国家的领袖都变成周人的亲属”；“周人用宗族结构使得王室和各地的领袖建立起一个密切的关系网”。“周人在各处驻防的部队里面，总有相当成分是商人的部队，他并没有防备商人部队叛乱，反而将商人变成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在各地分封国家时，鲁国也罢，齐国也罢，无论哪一个封出去的小国家，他们国家之内的统治群，一定包括当地的、土著的领袖。”这“使得周人将上层凝固成一个很紧密的集团。对过去的敌人不歧视，将他们包容为亲属，让他们变成统治阶层的一个分层”。

接着，汉、唐至宋，中国还开辟了掌权群体的纵向扩展，扩大社会各阶层乃至下层的进阶之途。也就是：纵向扩大了掌权者这个“小的集团”，并通过这种方式，知道别人和“下面想些什么”，而能在掌权的行动中顾及他们。

《从历史看领导》中写道：“汉朝逐渐发展出一个察举制度：从二十万人里面，推荐一个人。最初是要选最好的好人：孝子，廉吏，不贪污、不做坏事的人。但演变到后来，实际上是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汉代开始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两者并存，互相制衡”，因为文官比较“能够反映全国老百姓的需要。汉朝皇帝出命令，不算命令，要宰相和皇帝一起出命令，才算命令，就因为这个中层结构非常稳固，也非常强有力。”这样，形成了“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制衡”。

“唐朝将旧时的贵族与考试出来的新贵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中层。”“唐朝文官体系最大的部分是在地方上，当时叫作“道”或“州”。用今天的话就是各种省级单位，这是最大的文官体系所在。中央的文官不算多，因为唐朝每个地方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种中层跟汉代整个大公司是个大中层的情形很不一样。两种体制，各有长短，汉代如果是中央出了大问题，全国就散掉了。唐代若是中央出了大问题，这块坏了，那块还在，所以，安史之乱时，尽管北部中国全垮光了，但是中央还可以依靠江南的财富，使三分之二的中国保持唐代继续维持两百多年。

”

而宋代，还有“中层的扩大”，“它的中层扩大到几乎把下层全包进去了。”“宋代的官员里面，没有多少是世家大族的，几乎都是在考试制度里登进。”“宋代的情形，是建立在真正的中产阶层的基础之上，这中产阶层是知识分子，是商人，是中级官员、下级官员、地方领袖总加起来的一个结构。”

许倬云总结说：“这么一个结构，从周代上层的凝聚，到宋代中层一层层的变化，我们可看到这么庞大的中华公司之所以维持这么长久，就是靠这个中层，一步步长大，一步步周密，吸引进来的人才一天天地多，一天天地广，不再由少数族群垄断和少数家族的把持。”

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发展所提供的人类“管理众人之事”并使其“廉能”而持续的有益经验。这就是：不断横向和纵向的扩展掌权群体、掌权团队的代表面及其人才含量。

三、从东西方史、实，看实现廉能政治的途径

从东西方史、实来看，促进、保证现代条件下政治廉能之路，总括的讲，毛泽东曾就黄炎培的“兴亡周期率”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仍然是涵盖古今中外史与实的至理。

而具体的说，结合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还应有如下要素：执政掌权团体横向和纵向的尽可能扩大知政、参政、掌政的群体（或曰社会阶层），增加掌权队伍人员的代表面和人才含量；强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和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票决；强化“防腐颂廉”的教化，以此作为“精神观念防腐”的必要举措，并不断向执政掌权队伍输入新鲜人才、血液，增加清新的生力军；并使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

这里拟分项简议若干：

其一，执政掌权团体横向和纵向的尽可能扩大知政、参政、掌政的群体（或曰社会阶层），增加掌权队伍人员的代表面和人才含量。

——这是廉能的“管理众人之事”的基础性的制度。做到这一点，管理就会因为其代表性而“自然”的顾及到各方的利益，就会由于其掌权人员的“贤能”而使管理比较正确、精明、高效，也使得执政掌权更没有“合理、合法、公平”之虞。

其二，强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和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票决。

——看来，越是大面积的票决民主选举，越易于为“峰终定律”（peak-end rule）所干扰。且事实上，有瞬时性、简单量化性的票决，在实践中十分可能（也已经）产生较大决策和选择的误差。而强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并在强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再做必要的有科学依据的票决，可能才是真正有益、有利、有效的。

其三，强化“防腐颂廉”的教化，不断向执政掌权队伍输入新鲜人才、血液，增加清新的生力军。

——黄炎培的“兴亡周期率”，说出了一个人人皆能体会到却又常常易被忽视的情状：安逸的环境容易使人懈怠，也会使人的本能自利性冒头、生长，产生自发的“腐败现象”。这也是我们的反腐只能“永远在路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强化“防腐颂廉”的教化，以“历代廉能名臣、科技、文化名人流芳千古的史实”作为“防腐颂廉”的通识教材，使之成为全民特别是即将和已经掌权者们的必修课，应该是“精神观念防腐”的必要举措；同时，对即将和已经掌权者们来说，或许对“历代权奸、祸国殃民者”的“历史耻辱柱”，也应该有相当的了解，并使之成为经常的“警醒棒”，棒喝哪些不能自持清廉者，不要为眼前私利而导致身败名裂，做“千古罪人”！

而不断地通过适当有效的“察、举”，不断向掌权队伍中补充新鲜人才、血液，增加清新的生力军，不断剔除其中相形见绌者，更是保持这支本应“廉能”的队伍持续清新廉能的重要组织措施之一。

君可见，中国古代各个王朝，虽然未跳出“兴亡周期率”，但各朝各代不断的总有“中兴名臣”、“忠臣”迭起，这与各朝代始终保持儒家史评教化，与各朝代实际上不同程度继承了中国历代政治管理中的良善制度，不断地还能“向掌权队伍输入新鲜人才、血液，增加清新廉能的生力军”，是大有关系的。

其四，使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

——对一个拥有庞大的队伍、掌握着巨大权力的执政群团来说，要保证这支队伍所有人乃至绝大多数人始终清廉，就人有“虑己”的自发属性而言，其实是非常难于做到乃至几乎无法做到的。人们只要看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下掌权者都有“腐败”的历史与现实，就会认识的这一点。

因此，要使得执政掌权团队保持清廉和比较清廉，只有让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要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巡查督查，通过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科学的、能切实反映选民真实意愿的民主选举机制，把官员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公共福祉紧密联系起来，来有效激发整个官员队伍的活力，形成优胜劣汰、廉上贪下的良性循环。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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