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湾区科创的“达芬奇密码”

中美贸易战已经演变为一场科技战,中兴、华为、大疆等科技企业纷纷被美国纳入到“黑名单”之中。在这场愈演愈烈的科技战背后,一个叫粤海街道的地方意外“红”了。很多网友调侃,“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矛盾,是华盛顿市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临时居民与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企业之间的纠纷”。因为美国制裁的三家中国科技巨头均出自这里,不仅如此,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的街道办辖区诞生了87家上市公司,走出了腾讯、大族激光、海能达为代表的知名科技企业。其实,粤海街道只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的缩影,随着粤港澳向世界级创新经济湾区进军,一场科创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区域发展的超级马达。在中国新一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全国有三个区域被明确赋予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北京定位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则是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毋庸置疑,三地将成为创新强国的三大支柱,承载着创新中国走向世界的光荣使命。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力军,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领头羊,正在向世界湾区第四极全速迈进。科技创新是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核心驱动力,由于这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在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注定要走出有别于北京、不同于上海的“第三条道路”,重构中国乃至世界创新地理版图。

解码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之路

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舞台中央,粤港澳大湾区足以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出创新4.0时代的最强音。对粤港澳而言,她的科创之路实际上是在区域协作、创新模式、产业特征城市功能四个方面进行了前瞻性探索:

1、从“前店后厂”到“前脑后市”【区域协作】

珠三角时代,“港澳”带着内地玩。港澳地区利用海外贸易窗口优势,承接海外订单、市场推广及对外销售,扮演“店”的角色;内地(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则利用土地、资源及劳动力优势,进行产品的加工制造,扮演“厂”的角色。大湾区时代,则进入了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前端是港澳的研发、后端是大湾区的市场需求,通过“港澳研发+大湾区转化”、“港澳服务+大湾区智造”,加强大湾区核心城市之间的联合创新与协作。(香港有丰富的高校资源、人才资源、金融资源,但是缺少科技的产业转化能力;广深莞则拥有较强的制造业基础与产业转化能力。)

2、从“跟随创新”到“原始创新”【创新模式】

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珠三角的电子信息产业如火如荼,以模仿山寨为主,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大军是这一时期的代名词,深圳也因此背负了“山寨之城”的标签。随着近十几年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创新力度的加强,整个大湾区已经脱下了山寨的“帽子”,在原始创新能力上,大湾区独占鳌头。以国际专利数量为例,全国十强城市中大湾区占四席,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分列1、4、7、9位。(相比国内的专利申请,国际专利PCT的专利申请更难、含金量也更高,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创活力的重要指标。)

3、从“垂直创新”到“跨界融合”【产业特征】

站在全球产业创新的角度看,互联网时代之前,产业创新更多的是链条上的垂直细分领域创新,水平创新极为有限。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科技、制造、娱乐、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跨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涌现出的人工智能(例如腾讯、大疆)、金融科技(例如微众银行、腾讯金融科技)为代表,通过聚集人工智能、科技娱乐、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及小微企业群体,形成了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大湾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生态丛林。

4、从“创新园区”到“创新城市”【城市功能】

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单一的园区集群已经无法支撑其打造全球科创中心的使命,为园区赋能至关重要——生意、生活、生命“三生有幸”的产城融合新形态。从过去的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转变,从过去的产业导向创新导向转变,从过去的园区标准向“园区+景区+社区+校区”转变,进而通过人才、资源、要素的充分流动,聚集创新型人才,实现“在沙滩上创业、在球场上创新”。特别是随着广州科学城、深圳光明科学城、东莞中子科学城为代表的大湾区科学城的布局,“创新城市”的建设进入“快车道”。

透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布局

2017年9月,广东省提出对标硅谷101公路、波士顿128公路等国际先进经验,打造一条贯彻珠江东岸的“创新廊道”,并印发《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2018年8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将香港、澳门纳入原有规划。至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蓝图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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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规划文件的解读基础之上,我们认为,随着深圳、广州、香港、澳门、东莞五座核心城市的引擎带动,将辐射周边的惠州、珠海、中山等地,未来这条走廊所撬动的是中国乃至全球科创的超级示范区。在“卧虎藏龙”的大湾区里,不同的城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深圳:连接全球科创的枢纽&中国科创的龙头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引领的“C位城市”,得益于这里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自由多元的科创氛围、高新技术的产业基础。平均每天诞生46件发明专利,平均每63人拥有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国的“硅谷”。创新是深圳的城市基因,在已有的城市创新生态之上,随着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特别是与港澳的互动,对于高校、人才、资本的聚集),深圳势必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龙头城市以及中国连接世界的科创枢纽。

2、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科创枢纽&国际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广州有“千年商都”之称,对外贸易发达,但在科技创新领域稍显落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领性科技企业、科技成果技术化及产业化并不乐观。随着“IAB”计划(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的实施,科大讯飞、中科院等国内外科技龙头企业及科研机构纷纷落户广州。加之广州的科教优势(聚集广东省97%的国家重点学科、80%的高校资源)、交通枢纽优势(华南地区最大的港口、航空和铁路枢纽),未来在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上进行先行示范。

3、香港:全球成长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资本平台

香港一直是中国连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超过500家银行(世界百大银行中超过85家)在这里落户,港交所上市公司超过2000家,且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占据70%市场)。此外,香港的基金管理、股票分析、咨询顾问以及商业服务在整个亚洲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香港可以为英联邦国家及全球科技、医疗、汽车、生命科学、媒体等高成长型行业所属企业提供相关投融资机会。

4、澳门: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科创支点

利用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密切的优势,引入葡萄牙、巴西等葡语系国家的先进工业创新技术,加之澳门的科研、自由港与低税的优势,推进珠江西岸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除博彩、旅游外,澳门将以中医药、集成电路设计为突破,以“澳门成果-内地转化”的模式,发挥澳门在大湾区科创走廊上的支点作用。

5、东莞: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的试验地

东莞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在探索制造业智能升级上拥有先天优势。随着广深两地的生活、创业成本上升,东莞可以发挥自身承上启下、左右逢源的区位优势,放大自身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产业优势,承接广深产业外溢,发展成为创新驱动的“实验地”、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中部脊梁,实现从空间上的中间城市到产业上的中心城市的进阶,从“世界工厂”向“国际先进制造中心”蜕变。

6、科创走廊辐射区:功能辅城(承接核心区产业外溢)

广-深-港-澳科创走廊将成为科创要素流通的“快车道”,大湾区周边城市也将搭上发展快车,成为大湾区在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功能辅城,重点探索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惠州将依托仲恺高新区、大亚湾科创中心,聚焦“2+1”产业,并积极推动中科院“两大科学装置”建设;珠海以港珠澳大桥通车为契机,打造大桥创新经济区,在横琴、保税区、洪湾片区,规划建设未来科学城;中山则以火炬区、翠亨新区、九大产业平台和总部经济区为依托,引进和建设一批高级研发机构和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

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明日之星

寸土寸金的粤港澳大湾区,随着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拉通,为这块投资热土又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价值。除有目共睹的深圳前海、空港新城、广州中新知识城、东莞松山湖等地,我们认为,以下三个区域未来将厚积薄发,有条件成为大湾区的明日之星:

1、广州南沙科学城

今年5月,中科院与广州市政府签署了共同建设南沙科学城的合作协议,成为继黄埔之后的广州第二座科学城。与前者服务于广州及大湾区的目的不同,南沙科学城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目标定位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沙科学城聚焦信息、生命、海洋等重点前沿科学领域,将有力补充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内容。加之南沙拥有国家级新区、国家级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省实施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等多项国家战略叠加的政策优势,南沙科学城有望成为大湾区乃至中国科学城建设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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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莞滨海湾新区

滨海湾新区战略的提出是东莞走向海洋时代的标志。基于自身的区位交通优势(地处广深1小时生活圈)、制造产业优势、山呼海应的生态优势(42公里海岸线)以及相较于广深的创业、生活成本优势,未来将重点承接深圳医疗器械、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并在现代海洋产业、高端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上重点发力。同时,在城市空间上按照“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的标准进行打造,智慧TOD、第四代商业、未来社区等将在这里进行集中探索,大湾区创新创业人群在这里真正实现“沙滩上创业、球场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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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

深圳正在联合香港将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深方科创园区(包括河套C片区和福田保税区)约4平方公里,打造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是广深科创走廊延伸后的新增平台,布局生命健康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新材料等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发展。深港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上进行先行先试,包括人员出入境便利政策、科研物资的便利流动政策、支持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就业创业的政策等,通过建设一批突破型、引领型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重大科学装置,成为深港合作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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