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你猜反对派开出了什么条件

周日香港举行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是2015年内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后的第一次,并得到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大力支持。研讨会讲者既包括全国人大常委和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的高级官员,也包括特区政府两名局长和金管局总裁,分别从国家和特区角度,阐释和探讨不同范畴的国家安全,为港人扩阔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对思考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可谓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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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于2014年首次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11种“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点是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核心利益包括“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更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特别强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

非传统安全威胁日趋严重

近期愈演愈烈的英国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通过窃取、分析facebook超过8500万名用户资料,来向特定用户传送政治广告以影响美国大选的丑闻证明,以互联网安全、信息安全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是何等重要。原本只能使用军事、政治等传统手段达成的政权更迭,已可通过侵犯大量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实现。

信息安全对于国家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在各种领域已无法离开网络的时代,互联网加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日益发展,使网络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丝毫不能被低估。事实上互联网从来也不是绝对自由的领域,各国对网络加强管制和监控是众所周知的行为。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就是美国政府为国家安全而监控和管制全球互联网(包括其盟友)的行动。

因为一国两制,国家安全法并不在港实施,但香港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在香港,一般人常常将“国家安全”与《基本法》第23条立法画上等号,这实际上是没有全面掌握“国家安全”的内容,思维还停留在过时的理解当中。23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政治、国土、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根据香港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香港对于中国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能起到更为重要和全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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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为例,长久以来香港就发挥着连结中国和世界的窗口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愈发明显。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世界约七成的人民币支付交易。在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中,中央宣布“沪港通”和“深港通”每日额度将于今年5月1日起提高4倍。这样的开放政策既有利于内地金融和经济发展,也是对香港继续保持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支持,是互惠双赢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愈加紧密的金融合作关系使香港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在对外开放这个领域,是国家金融的门户。香港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问题不仅仅会使香港自身受到影响,更会直接影响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安全。所以,虽然在法律上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政策在港并无效力,但香港从来也不自外于中国整体国家安全,无论是传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

多年以来香港坊间尤其泛民主派人士有一个说法,就是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实行后,才应为23条立法。也有人反过来说,认为在23条立法后,中央会对香港普选的安排采取更宽松的态度。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国家安全在任何时刻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时刻存在。香港一天不立法,一天都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漏洞和“短板”。

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应有责任,这应该是无条件的,不是一个可交易的东西。有人把23条立法跟“双普选”挂钩,首先就表明对中央政府不信任,并试图以普选作为抗拒中央权力的手段。但在过去几年的政改风波中已证明,这既不可行,也不可能。人大“8.31决定”已为香港普选安排订立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无论23条是否立法,也不会对“决定”是否会改变有任何影响。

23条讨论不应局限“国安vs.民权”框框

这次研讨会对港人的最大意义和启发,是我们必须摆脱2003年23条立法的历史记忆。当年的争议导致50万人上街、问责官员下台,社会动荡不安。15年过去了,世界已经不一样,国家的实力和核心利益也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复杂性也大得多。

香港虽实行一国两制,但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安全也只能有一个定义。港人不应只把23条的讨论局限在“国家安全vs.公民权利”的框框,而应该虚心、耐心理解国家在新时代面对的各种国家安全问题,并思考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可以发挥的作用和贡献。

原文载于《明报》观点版(2018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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