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派钱有针对性，不是胡乱撒钱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事件，再一次掀起了一波反“港独”声浪，也让外界看到了香港社会的撕裂。而今年年初，香港政府决定向符合资格的市民每人派发4000港币，又被解读为是“收买人心”。

香港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港独”思想对年轻人一代的影响如何？作为“一国两制”青年论坛的发起人，何建宗教授一直致力于关注香港社会思潮动态，和香港年轻人对话，减少分歧，不断推进香港社会发展。近期，我们和何教授聊了聊，谈谈香港的现状和未来。】

观察者网：2月底，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公布，估计盈余1380亿港元。3月23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补漏”方案，建议向符合资格的市民每人派发4000港币，280万市民受惠。

澳门政府发钱已成“惯例”，香港上一次向市民发钱还是7年前，当时也招致一些批评，比如增加行政开支，市民会习以为常，钱没用在刀刃上……香港政府今年重启这个做法，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何建宗：首先，香港财政一直储备很充裕，预算盈余多年以来都是低估的，政策比较保守，很多香港市民就觉得应该多做一些福利性的措施。但我们看到这几年，尤其上一届政府立法会“拉布”（发表冗长辩论拖延时间）很严重，很多反对派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阻止一些民生政策、福利开支和基建投入的通过，政府想花钱也花不出去。

政府的财政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经常性开支，比如说发福利，公务员多请人，这种经常性开支，增加了以后很难收回来。政府以前比较抗拒增加经常性开支，一次性派发的福利比较多。过去很多时候，会减免部分的税，比如差饷（注：香港政府向境内房地产业主征收的一种房产税）已经连续减免好多年了，大概是每个季度2500港币，相当于每年少交一万港币。或者对于类似内地“低保户”的贫困户，福利会多发一个月。如果是政府提供的公屋（廉租房），也会有免租。

我们知道澳门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年，现在已经一年派发9000澳门币，澳门人觉得非常开心。但一直以来，包括香港政府、学界以及我个人也认为，发现金不是很有效的方式。作为政府，就应该把钱投到应该投入的地方，而不只是划出来。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包括贫富差距等等，一次的派钱，解决不了这些事情。2011年，上一个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过一次，但后来也被人批评。

这次预算案出来，政府还是沿用过去一次性减免税项的措施，不愿意派钱。但香港很多人是不用交税的，要达到一定收入才交，所以有些人因为收入低得不到优惠。中上层可以得到好处，比较贫困的也会有减免，但总是有些人遗漏，比如说家庭主妇，她们可能没有房产也没有收入，或者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工作，不用交税或者交也只交几百块钱，减免也减不了多少。所以，派钱是针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特殊措施。

我个人觉得这次派钱，一方面是顺应民意，但也不适宜经常做。政府应该把钱投到应该投的地方，立法会如果配合的话，其实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政府要对预算有比较科学合理的评估，不要经常低估盈余，也要增加更多经常性开支，包括福利性开支。

这些年，香港政府低估盈余，主要原因，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股市，都比想象中要好。政府过去认为房价不会一直涨，但是确实一直涨。开发商愿意花很高的价钱去买地，政府这个收入就很高。媒体虽然有很多吵闹，但香港经济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现在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比较大，不过最突出的还不是收入差距，表现在房价太高，有房和没房的人，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观察者网：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首刚满一年，新一届特区政府也上任9个月了。您怎么评价林郑月娥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与上一届比，有哪些新的变化？

何建宗：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林郑月娥强调民生。民生问题的很多项目都愿意有比较大的投放。一个是福利政策，一个是产业，包括预算案说要投放500亿港币做创新科技，这是挺大的手笔。包括金融方面，她会启动一些政策上的创新措施，过去港交所不会考虑所谓“同股不同权”，就是个别管理人有的股权不多，但可以以少量资本控制整个公司，比较符合创新科技公司的运作。那个时候马云就因香港股市必须“同股同权”，转而去了美国上市。现在香港政府就愿意放开，有媒体报道称小米将会选择到香港上市。

另一方面，林郑月娥和反对派的关系也有所改善，过去的关系不是很理想。比如上周，林郑月娥和多名司局长参加民主党的党庆。她是抱着愿意跟反对派商量的态度，现在个别反对派对于立法会的一些民生的、争议不大的项目，都愿意先让它审议，似乎更愿意配合特区政府的施政。

观察者网：这次立法会补选建制派夺回两席，与反对派的总议席为43比25，算是回归后首次“全面主导”立法会，这是建制派的一次胜利，您认为建制派有哪些可以继续改善的地方？

何建宗：建制派在进步中，这次立法会补选，郑泳舜赢也不是偶然的，他的个人形象很好，在网上的一些宣传也得到很多有威望的人，包括一些前官员前局长的支持。建制派最大的问题是，有不少人才，但是论述不足，建制派打选举是资源主导，组织主导，很多组织票，偏向于年纪大的人比较多。但同时也忽略了政治论述，还有话语权的掌握。

反对派则是理念主导，擅长炒作一些议题，比较吸引年轻人、中产阶层或知识界的人士。事实上，政治就是要给人一个愿景，给人看到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方面的话，我认为建制派可以多从理论上下功夫，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老是在帮政府说话。他们不是没有批评过政府的政策，但可能在一些民生议题上，比较琐碎，没能建立起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我们能不能表述出“香港模式”，或如何论证“一国两制”的优势，这些都需要理论支持。不能让外国媒体或政府认为，黄之锋之流就代表了香港、代表了香港人，这是很有问题的。

郑泳舜

观察者网：作为青年智库“一国两制青年论坛”的创办人，您如何看待香港青年人的思想状况，如何让香港年轻人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中？

何建宗：过去两三年，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走到“本土”和“港独”这个错误的道路，我希望能够凝聚两地的年轻人，一起推动关于“一国两制”的对话和研究。我们希望做一些前瞻性研究，保持跟年轻人对话，发挥桥梁的作用。

简单来说，我们“一国两制青年论坛”的理事主要是由了解内地的香港人和了解香港的内地人组成。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相信“一国两制”是对香港，也是对国家最好的制度。这点很重要，因为现在内地也有人说，唉，香港吵吵闹闹，搞什么“一国两制”，搞“一国一制”不就得了。但其实“一国两制”对国家也有很大好处，现在很多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是内地的，上海的交易所有可能代替香港交易所吗？不敢说不可能，但短期内不可能。一个交易所能不能代替另一个，也要看外国投资者的态度。所以我们相信这是对国家最好的制度，我们也认为应该是内地和香港的年轻人一起去探索未来国家的发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草《基本法》，也是内地和香港的精英共同来谋划香港的未来。三十年前内地跟香港差异更大，包括经济水平、思想和语言等等。当年的香港精英，不要说普通话不好，可能连中文都不太看得懂。而内地来的全都是身穿中山装，戴着比较“土”的眼镜。但中央有很大的一个宽容度，让香港继续保留资本主义，觉得这对于国家改革开放有利，另一方面香港人也愿意参与进来。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希望继承过去这种精神，过去两地差异那么大，都可以共同努力写出一部《基本法》出来。现在内地和香港看起来差异很大，但跟三十年前比，差异要小得多了。内地进步得很快，对外界事务的了解也很强。反而有一些香港年轻人觉得来港发展的内地年轻人会成为“威胁”，认为他们学习等各方面都比较优秀。

观察者网：关于香港和内地青年人，您的新智库“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做过哪些相关研究吗？提出过什么具体建议？

何建宗：“一国两制”不光是一个政治法律的问题，其实是跟年轻人密切相关的。我们的智库面向年轻人，需要经常跟年轻人去沟通，哪怕是反对的声音我们也愿意去倾听。

我们第一个研究项目是《港人内地读书就业身份待遇研究》，这个研究进行的时机比较好，正好碰上中央积极推动便利港人措施的时候，现在已成为一个重点的研究领域和品牌。如果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内地看到机会，愿意花四年时间在内地读本科，就像内地同学在香港读本科，4年本科读完回来，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视野。我一直认为，大学本科四年是年轻人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时间段。在内地读书的港生，能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发展，对他个人是好的，对于香港年轻人也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现在也有很多香港人在内地就业创业，但有一些比较过时的措施，影响他们进一步融入国家的发展，比如没有内地身份证不能直接上高铁，包括社保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等等，中央也在慢慢处理当中。

香港人在内地发展共五十万，这个数字的话很可能是低估的。（注：香港人口约740万）因为现在来回内地都比较方便，如果把经常因工作需要往返内地都加进去的话，肯定不只50万。在内地读本科和研究生的，大概15000人，这是政府的数字，一年大概3000多人到内地升学。我们做这个研究，也跟他们建立了很好关系和网络，以后也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做下去。

我们也很关注就业、买房的问题。过去香港人不在内地工作，也可以在广东买一套房子，但近两年限购后，香港人就和非户籍居民一样，可能需要交几年社保才有资格买房。但是大湾区如果说是“一小时生活圈”的话，就不应该说我一定要在这里工作才能自用。这个我觉得应该突破，尤其是香港房价太高，年轻人都买不起，如果他们能在深圳、在珠海买个房，生活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很多，同时也可以在香港工作，对国家认同也会增加。国家认同不是一些纯粹政治的东西，我赞同《国歌法》，但不是立了《国歌法》，就自动爱国，还是要跟青年人自身发展密切联系。

智库未来也希望能够做更多跟香港年轻人相关的研究。我们选择研究题目有几个原则：首先是要问题导向，不光是做纯学术的东西，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研究要有前瞻性，根据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发掘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土地问题有大把人去研究，我们就不去研究。第二是保持跟决策者的沟通，我们做的题目都让两地的决策部门知道，这样我们的建议会有更大机会得到采纳，这也是智库很重要的功能。第三就是要结合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观点，这个很重要，现在没几个智库是内地学者和香港的学者，尤其年轻人一起去合作的。这样的话提出来的政策建议就更容易为两地人民和政府接受。最后一点，是面向年青人，包括用更多年青人接受的方式例如视频去表达我们的观点。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成立典礼

观察者网：2018年是香港融入内地发展很重要的一年，随着今年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建成通车，以及新开的莲塘口岸，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您觉得这将如何改变香港人的生活？

何建宗：大湾区是为整个区域朝向世界级发展而设，是互利共赢的，这是跟过去一些个别惠港政策不一样的地方。这关系到广东下一步如何再上一个台阶，很重要的措施是利用两制之间差异的一些优势，当然也有很多挑战。

其次，与“一带一路”相比，香港人对大湾区感觉是比较亲切的，我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大部分都是从大湾区过来的。但现在愿意去大湾区发展的人，或者说已经去的人，更多是商人，找做生意机会，这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包括把制造业以至服务业搬到广东。

现在是商人，还有基层的老年人去大湾区比较多，他们可能老家在那里，有历史的联系。除此之外，年轻人、中产阶层或者知识分子，这些人在香港受西方的教育，他们对大湾区“物理距离”很近，但“心理距离”很远。他们宁愿周末跑到曼谷、东京度假，也不会想到去大湾区。如何想年青人宣传大湾区是一个挑战。

2018年是香港与内地融合很重要的一年，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和莲塘口岸三大基建会落成。莲塘口岸这个新口岸很重要，香港人可以开车到关口，然后走路就可以到深圳那边，比以前方便可快捷得多。

我们智库的研究报告也专门了解过，靠近莲塘口岸的深圳东部，房价稍微便宜点都要五六万一平米，但是跟香港比是很低了，大概是新界北部一半的价钱，是市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价钱。

基建落成以后，会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个改变是不可逆转的！愿意去大湾区发展的人会更愿意去，或者更频繁地去，犹豫的人可能也会去看看。我预计未来5到10年，会有不少香港人移居到深圳、珠海这些城市。比如一个人在新界上班，下班可以回到深圳住，或者工作不用坐班的，自己搞小设计小生意的，见朋友见客人的话就可以当天来回香港。

“一小时生活圈”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现实。这样其实对香港有好处，舒缓人口压力。现在香港政府拼命去找土地，一年找到私人房子大概是3万套。3万套房子也就住七八万人吧。政府一年那么辛苦，也只能解决七八万人的住房问题，但可能以后每年都有几万人慢慢地移居内地，就会减轻香港土地的压力。这个趋势应该会比较明显。

【采访/观察者网 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