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林 | 后发追赶规律与有质有量的经济增长

刘培林｜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刘培林

缓解目前经济面临的压力，既要采取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技术性措施，以及短期宏观政策化解风险，更要通过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将潜在增长率保持在应有水平上。

追赶周期：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规律

（一）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从“创造性创造”到“创造性破坏”

 众所周知，多种类型的周期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是多种类型周期的叠加。二战以后的后发经济体，有的几乎一直没有启动追赶进程；有的虽然启动了追赶进程，但是跌宕起伏，未能成功实现追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而另一些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大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这些成功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经历了追赶周期，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规律。

与基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得出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通用技术革命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基础设施建设周期）、朱格拉周期（设备更新周期）、基钦周期（业周期或库存周期）等相比，成功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追赶周期一般呈现如下三个典型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呈倒 U 形轨迹，即人均收入增速依次经历低水平均衡状态下的低速度→起飞→高速追赶→增速降落→中速/中低速平稳增长的完整过程。从人均收入增速的分布形态看，这一追赶过程与通常的商业周期类似。（图1）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在过去两个世纪内，除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外，其他大部分时间本上围绕着年均 2% 的速度增长。排除其他因素，可以将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形态看作是一个平稳的增长，而追赶周期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在持续 20—30 年的高速追赶平台期，生产率水平和人均物质资本拥有量快速提升，资本产出效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并没有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

第三，发生快速的产业升级和剧烈的经济结构变化。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起飞和高速追赶平台期内，都经历了快速的产业升级，大量新兴产业快速生发和壮大，出口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等也经历了快速变化。在追赶周期的第三阶段中，不少产业渐次退出。

当技术前沿国家（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以年均 2% 左右的速度增长时，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连 2% 的增速也达不到，所以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正是图 1 中第一阶段之前的情形。在一定条件下后发追赶型经济体通过调整战略、制度和政策，进入第二阶段快速实现起飞，人均收入年均增速可以迅速提高到 6% 左右甚至更高水平并保持 30 年左右。只有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才能成功实现追赶，显著缩小和技术前沿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第三阶段，成功后发追赶型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将逐渐回落到和发达国家相仿的水平。

上面这个算术过程仅仅“倒推”出追赶周期的存在，并未对追赶周期的机制给出解释。追赶周期最需要解释的就是第二阶段高速追赶平台期，这个平台期的特征是连续几十年高投资但投资回报率却大体稳定，并未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回报率递减。这该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高速追赶平台期的技术进步速度比技术前沿国家快。快速技术进步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

进一步的问题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为何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比技术前沿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具有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可以通过模仿技术前沿国家而在一定时期内实现快速技术追赶。从理论上讲，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越大，后发国家模仿前沿国家技术的潜力就越大。

具体而言，凭借后发优势模仿前沿国家实现快速技术追赶的机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技术模仿成本比研发成本低；二是后发国家可以越过技术前沿国家的前几代技术，直接采用较先进的技术；三是后发国家有可能在一些领域直接利用全球最新技术；四是后发国家对管理经验、商业模式等软技术的模仿速度，比前沿国家的探索速度快。快速技术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进而开辟了持续投资的空间。所以，后发经济体在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平台期，投资率与投资回报水平均远高于同期技术前沿国家。

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通过上述机制实现快速技术追赶和收入水平追赶的同时，在经济结构上也表现出典型特征，即产业结构上的“创造性创造”和空间结构上的城市化。这里主要分析产业结构上的“创造性创造”。熊彼特将资本主义创新过程归纳为“创造性破坏”，意思是资本主义的创新过程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在资源要素有限且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旧产业不断退出，新产业不断孕育并成长壮大，最终被更新的产业所淘汰。

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起飞和高速追赶平台期内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更接近于“创造性创造”，即一大批产业同时生发并成长壮大。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有区别于技术前沿经济体的三方面特征：一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资源要素就业不充分；二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可以同时快速地模仿众多产业技术，而这些技术在技术前沿国家则是在较长时间内相继出现的；三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同步发展的大量产业相互之间有投资互补性，不同产业之间互相提供市场需求，也就意味着互相提供投资空间。从这个角度而言，关于经济发展的大推进理论如果有意义的话，更典型的应该体现在高速追赶平台期而非起飞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追赶平台期之后，后发追赶国家与技术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大大缩小，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出来，之后后发追赶国家技术进步速度将逐渐趋缓，以至于难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经济增长速度随之相应放慢。这个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将由原来的“创造性创造”，转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

追赶周期与前文所提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库兹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等并非绝对排斥。如果技术前沿国家的实际经济运行主要是这四种周期叠加的话，那么，成功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实际经济运行则是上述这五种类型周期的叠加。而且，技术前沿国家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作用下的新技术突破，会经由技术外溢效应叠加于后发国家的追赶周期之上。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孜孜以求地试图熨平经济周期特别是商业周期，但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不仅不应该被熨平，相反还应该力争平稳顺利地走完。

（二）从追赶周期看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从追赶周期框架出发分析中国目前所处阶段，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未来的增长潜力。其中，尤其需要关注两方面情况。

首先，按宾州大学世界表的数据，1978 年到 2019年，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其中，人均 GDP 年均增速达到 5.43%，劳均 GDP 年均增速达到 4.97%，两者均位列 183 个经济体的第一位。单位工时 GDP 年均增速 4.74%，位列第三，低于韩国5.08% 和爱尔兰 4.97% 的水平。而同期包括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经济体，这三个指标的年均增速都低于 3%。依据追赶周期的框架，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起飞并保持了 30 多年快速追赶，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回报率降低态势。如果参照其他成功走完追赶周期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中国大陆也将进入追赶周期的第三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降低并向技术前沿国家靠拢。

其次，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中国收入水平差距还比较大。从表 1 可见，2019 年中国人均 GDP、劳均 GDP 和单位工时 GDP 仅分别相当于美国的 22.6%、19.5% 和 15.9%；约相当于日本、韩国的 1/4~1/3 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为12720 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 16.7%、37.6% 和 39.2%。这表明，中国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在经济增速明显回落时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于美国的差距，要小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形。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大陆的高速追赶平台期尚未完全结束。

综合上述两方面分析，符合逻辑的推论是，中国目前处于高速追赶平台期后半段靠近第三阶段的位置。

大体量发展中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质”“量”之辩证

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低速增长，而是意味着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水平相契合，以此为基础不断推动“量变”，进而为“质变”意义上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当前阶段需要重点解决好其他小体量发展中国家不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相契合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把所处发展阶段上的增长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使得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当然，低增速很可能是既有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质量提高了，甚至可能意味着发展质量降低了。这里着重澄清两点理论误区。

一是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速不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从追赶周期的框架中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题中之义是，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实际增速能够达到潜在增速。无论是在起飞阶段还是高速追赶平台期，抑或是向技术前沿国家收敛的第三阶段，如果实际增速低于潜在水平，那么，要么无法顺利实现起飞 ；要么即使起飞了，后续追赶进程也不顺利，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即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长期徘徊在较低收入水平。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速截然对立起来。

二是随着人均收入基数提高，人均收入增速也未必必然降低。从追赶周期的框架可以看出，在追赶周期的起飞阶段和高速追赶平台期上，人均收入基数是逐步增高的，而经济增速则是提高或保持相对稳定的；只是到了高速追赶平台期结束、增速向技术前沿国家收敛的第三阶段，经济增速才会随着技术水平提高而降低。如果在高速追赶平台期尚未结束时，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就要高度警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在目前发展阶段上保持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水平相契合，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对高质量发展的片面理解而对传统产业采取排斥态度和政策，正如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强调的，要“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

（二）全球技术往来的团结均衡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之一是持续的技术升级。中国在目前阶段上，一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存在通过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处在全球第一梯队，在有些领域甚至处在领先地位，未来需要依靠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相对于前一种方式而言，后一种方式的技术进步将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整个追赶周期中，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往来一直比较顺畅。即便 1980 年代美国针对日本发起包括纺织品、汽车、电子产品等在内的贸易谈判，并签订了《广场协议》，美国对日本最极端的要求也就是，让日本保证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比例，并要求日本国内进行结构性改革，开放市场准入，并未与日本脱钩断链。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近几年外部发展环境急转直下，如果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善，中国顺利走完高速追赶平台期并向追赶周期第三阶段平稳过渡的过程将会更加艰难。

国际经验表明，与国际社会保持顺畅的技术往来是一国实现快速技术进步的根本前提，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改善外部环境，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是中国作为大体量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挑战。能否应对好这个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这个挑战的认识和应对策略。如果认识透彻、应对得当，把尚存的技术模仿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而不是被动地完全依靠自主研发，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将是巨大的，既有通过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也能够在开放竞争中为全球技术进步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都将因此受益。

那么，什么样的认识和应对策略才能营造开放竞争的环境，并使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中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技术创新体系，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呢？笔者曾提出，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是关于全球技术合作和治理的框架，其既关乎中国今天的外部发展环境，也将在未来关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环境。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任何国家，不管多么发达，都不可能没有技术上的短板，即便今天全球技术谱系最完善的美国，也做不到这一点。同样道理，不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未来全部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中国也是如此。每个国家各有其技术上的长板和短板。各国的技术长板结合起来，就形成全球技术分工合作体系。徐奇渊等基于大量数据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国家产业链的二元悖论，即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与该国对这个产业链完全自主可控且完全不依赖进口，这两方面难以同时兼得。

当下，对于各国来说，“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既然如此，对中国而言，倘若眼下坚持必须要突破所有“卡脖子”环节，其他国家则进一步强化戒备心理，可能被迫孤悬于由其他国家组成的技术分工体系之外；与这种被动局面相比，如果秉持不强求在全部技术领域都不被“卡脖子”的理念而开展国际交往，或将有助于形成一个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从而更有利于中国乃至全球的技术进步。从博弈论角度看，博弈一方切切实实地舍弃一些选项，反而容易促成其他博弈方合作的可信承诺。这里构造的是一种关于全球技术往来的团结均衡，与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一个紧接着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如果中国不追求在全部技术领域都不被“卡脖子”，会不会陷入任人摆布的局面？在产业谱系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于特定而不是全谱系的产业，才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比如，处于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侧重发展高劳动密集度产业，发达国家侧重发展高资本密集度产业，发展阶段介于两者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则侧重于中等劳动密集度和中等资本密集度的产业。而且，即使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产业，也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形成相互分工的格局，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在所有资本密集产业中占据优势。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应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进一步聚焦于更低劳动密集度、更高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由于中国体量巨大，内部不同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大且难以短期内迅速弥合，因此所拥有的产业谱系比同等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会更宽一些，但并不是完全没有短板，仅靠自己很难形成一个全谱系的产业体系。

当然，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必须在自身优势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上积累前沿技术，并保持实验室或小规模生产能力；一旦遇到被动局面，也能够保证有潜力迅速补上短板，并不会完全陷于被动。

“质”：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

目前阶段的高质量发展，较之“量”的要求而言，“质”的要求更加根本，更有长远意义，实现难度也更大。“质”的要求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技术创新。而推动创新必须充分调动包括广大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全体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就要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一）避免“结构代偿”以有效积累物质资本

中国之所以在经历了 40 年左右高速追赶之后，没有像日本、韩国那样走完高速追赶平台期，进而大幅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但并未完全转化为有效的资本积累。按照宾州大学世界表的数据，2019 年中国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为 69370 美元（以 2017 年价格计），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韩国的33.1%、36.8%、33.4% ；同年中国劳均物质资本存量为 124513 美元（以 2017 年价格计），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韩国的28.5%、36.5%、31.4%。

高储蓄和高投资却未能有效积累资本，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结构代偿”。代偿是一个医学名词，指的是某些组织因疾病受损后，人体调动未受损部分加以替代或补偿，维持身体运转。如前所述，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起飞阶段和高速追赶平台期，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创造性创造”。不过，随着追赶进程的推进和发展阶段的提升，所对应的最佳产业和空间结构也应该相应升级。如果实际经济结构与所处发展阶段下的最优结构相吻合，则不存在结构代偿。如果不吻合，比如一些该退出的产业没有退出，而新产业没有成长起来，经济结构就将处于非最优状态。这种情况下靠扩张性刺激政策虽然可以提高经济总量和增速，但实际却属于一种“结构代偿”，导致了过剩产能和大量库存，从而造成无谓的浪费。

此外，由于制度因素等方面的制约，一些要素和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不能顺应高速追赶平台期快速城市化推进的规律，便产生了空间意义上的“结构代偿”。比如，导致本该发生在都市圈、城市群、大江大河三角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投资，却分散地配置在其他空间上。又比如，一些人口大量流出地仍然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一些农村地区住房反复建了拆、拆了建。

未来，只有通过消除产业层面和空间层面的“结构代偿”，将储蓄和投资转化为有效的资本积累，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质”的提升提供前提和筑牢基础。

（二）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

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促进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高发展质量的意义已经成为共识，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需要发展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不断增加，高校大规模扩招，按受教育程度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21 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提升，目前已经超过 5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仅仅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积累人力资本，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技术进步和新质生产力。中国的经验尤其是近期年轻人失业率抬升的趋势表明，与通过发展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相比，更加重要的是形成人尽其才、人力资本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局面。如果能通过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促进就业创业，充分激发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各类人才的潜能，无疑将带来强劲的创新动力、经济追赶动力，促进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三）在生产率追赶进程中实现本币升值

后发国家实现人均收入追赶发达国家，最主要的途径是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生产率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差距。生产率追赶也将带动后发国家真实汇率升值，从而起到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差距的效果。举例来说，假设一个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是 60%，那么其中40% 的差距可能需要通过生产率追赶来弥补，而另外20% 的差距则需要通过货币真实汇率随生产率追赶而升值加以弥补。当然，生产率追赶和真实汇率升值各自的相对大小，在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不同，但基本规律如此。

对于中国而言，未来如果能够持续地实现生产率追赶，那么也将实现人民币真实汇率的升值，从而一道推动人均收入水平的追赶。目前在关于实现现代化所需的增长率预测中，不少研究只考虑生产率追赶效应，而忽视了生产率顺利追赶所带动的人民币升值效应，由此可能导致对未来实现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增长率水平的高估。这也将对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宏观调控产生一定的误导。

归结起来，一切的基础是生产率追赶。更快的生产率增长以及真实汇率的升值，意味着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真正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