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道军 | 中国创意写作兴起的背景、使命与愿景

许道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感谢原刊授权转载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19世纪80年代，创意写作首先在美国高校兴起，最初是希望通过对文学写作（主要是诗歌和小说）、文学阅读（主要是当代英语文学）天然的“创造性”的倡导，恢复文学写作的艺术属性，以此来改善当时高校里语文学和修辞学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局面。创意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英语写作”的面貌存在，其初心远谈不上“培养作家”“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改善公共文化质量”“助力创意城市与创意国家建设”等这些“高大上”的目标，也想不到后来它会大大溢出“文学写作”的范畴，并取得卓越成就。伴随“创意写作”兴起的“创意写作研究”，其目标“起初是为了应对一系列看似棘手的教学问题而产生的”。换句话说，原初意义上的创意写作与后来发展中的创意写作，只是在共享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能指，而其所指，却因不同时代和国家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远不能一言以蔽之，以至于这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至今处于待定状态，如格雷戈里·莱特(Gergory Light) 所说：“虽然创意写作作为正式的学科在英国和美国高等教育中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其自身的学科视阈却仍未完全设定。”

与美国创意写作相比较，中国创意写作兴起的背景更复杂，需求更强劲，因而起势也更加有力。因其使命与愿景的不同，它也在本土化与时代化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中国面貌。

一、中国创意写作兴起的背景

“短短十年，中国的创意写作几乎走完了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发展几乎可以用“顺风顺水”来形容。究其原因，不能简单将其归因于一般性的学科引进、学术创新，而实则是一种现实需要。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写作语境呼唤新的写作理论与写作学科

各种新型的写作方式与作品形态层出不穷，它们远远超越了“文学写作”“应用写作”“公文写作”范畴，而现有的写作理论捉襟见肘，无法准确说明与有力介入。在实践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公共文化服务正在深入开展，留下了大量的写作人才缺口，而原有的写作学科也无法提供有效支持。

（二）中文文学教育亟待改革

中国高校“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信念由来已久。将文学当作监察与宣扬意识形态的场域，或是当作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的材料，或是当作“内部审美研究”的标本与切片，或是将文学史当作历史研究的分支，等等，倒是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文学教育潮流。这样的文学教育让众多有志于“文学梦”的学生大失所望，而由于专业定位不准导致“创作”核心竞争力不足的毕业生在文化创意产业、新媒体写作等具体需要面前无能为力，就业率堪忧，“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小学作文教学改革困难重重，也期待高校创意写作“反哺”。

（三）世界创意写作对中国的影响与鼓舞

有学者发现了创意写作兴起对文学的积极反馈：“美国战后小说取得的成就，涌现的优秀作品，超过了战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与创意写作项目带动的集体努力密不可分。”美国学者也介绍了创意写作对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性贡献：“超过50年的大学创意写作训练让社会整体的创造力得到提升……。”同时，中国作家所熟悉的同行，如雷蒙德·卡佛、严歌苓、哈金等人的经历，都在证明“在美国，所有的作家都上作家班”的印象。这些发现与总结给中国创意写作倡导者提供了巨大信心，也作为“根据”被反复提及。比如，曹文轩在“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成立大会上致辞：“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爱荷华大学建立创意写作系统以来，由大学培养创意写作人才的教育模式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文艺工作者均从高校创意写作系统走出。”

（四）当代作家培养的经验与底气

 创意写作引进中国之前，当代中国事实上已经存在多种多样的作家培养经验，如各级作协主导的专业作家培养，鲁迅文学院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家培养，阅文集团等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写手”培养，韩寒和郭敬明等为代表的明星作家主导的“偶像作家”培养，“新概念大奖赛”“北大培文杯”等为代表的大奖赛青少年作家培养，中文系传统作家班的高校作家培养，以及以各级“文学奖”为主导的台湾省作家培养等多种培养模式。它们不仅是创意写作重要的中国资源，也与世界创意写作“作家培养”的面向殊途同归，因而为中国创意写作的引进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底气。

（五）中国具有可供借鉴与转化的传统写作资源

 当代写作学在长期的探索中总结出了许多可供创意写作继承与转化的成果，如《文章学》《中国古代写作学》《中国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发展》等，也发展出了“写作本质论”“写作规律论”“写作工程论”“写作兴趣论”“写作信息论”“写作主体论”等理论以及“双重转化”“知行通变”“三级飞跃”等具体的技巧方法。而“意”“气”“灵性”及 “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穷而后工”等古代文学理论也是对文学与创作的真知灼见，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某些创作规律，有学者呼吁：“应充分发掘和运用中国古典文论资源，注重从创意写作角度执术驭篇，注重化用文论概念以夺胎换骨，注重从创意写作过程以意运法，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学科。”

（六）中国作家、高校与创意写作的渊源

2009年被称为中国创意写作的“元年”，但实际上中国许多作家、高校早已与创意写作结下不解之缘。比如，1978年，聂华苓访问中国，次年，她与安格尔在“国际写作计划”中发起了“中国周末”活动，邀请中国作家陆续赴美，如莫言、王安忆、余华、毕飞宇、阿来等。这些作家后来有许多人直接入职高校，担任创意写作教师。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作家班”，受武汉大学“作家班”启发的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本科层次“作家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层次的“作家班”，都“从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汲取了灵感”，只是遗憾的是“未对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项目进行详细调研，大多没有采取适应作家特点的培养模式”。戴凡、李华、高小娟等学者拥有创意写作教育背景，她们也分别在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高校开设英语创意写作课程，成为世界创意写作与中国创意写作的桥梁。刁克利、王著定等学者从各自学术领域研究出发，自然而然接触到了英语国家有关“作家”“写作”的新近研究成果，由此领衔翻译了大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创意写作书系”著作，让创意写作新的作家观念、写作技法、教育教学方法等集中亮相，让国内更多的写作爱好者、写作教师与写作研究者有了对创意写作的直观认知。新世纪初中国海洋大学的“驻校作家”、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诗人”等措施，实则来自创意写作常规学科制度。这些往来与前期实践，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当代中国文学对外来事物、陌生事物的“敌意”，不像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兴起时始终伴随着“写作可不可以教学”“作家可不可以培养”争论那样，而实际上，也正是这些作家与高校在创意写作的引进中出力甚多，因为他们的鼓呼，中国创意写作才高歌猛进。

二、中国创意写作的使命

 尽管在如何认知和翻译术语“creative writing”上存在分歧，在具体的引进和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路径”的不同，但争议双方都对创意写作寄予了厚望，一开始就让它背负了种种使命。

（一）服务国家文化战略

首先，创意写作要自觉接续中华文脉，面向时代、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其次，这种讲述要更具活力与能力，为世界所接受，如原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所希望的那样：“精彩的中国故事需要有精彩的艺术表达，创意写作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它还要“激活”文化创造活力，为全民创意、全民写作贡献力量。再次，它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新型形式，也需要为公共文化事业提供新的思路，像英美、澳大利亚等创意写作先行与发达国家那样，在创意社区、创意城市、创意国家等各个层面提供支持。英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创意写作在战后军人安置、族裔融合、社区服务、国家认同、创意城市与创意国家建设等社会事务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美国爱荷华城、英国诺里奇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学之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所在城市是世界创意写作学科重镇。事实上，“南京成为‘世界文学之都’，以创意写作作为原动力的创意产业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支撑作用”。这让我们对创意写作赋予了更多信心和希望。

（二）致力文化繁荣

纸媒文学边缘化已是事实，网络文学也呈疲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不需要文学艺术，而是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与综合化。优秀的文学作品依旧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结合了“说/表演”艺术的脱口秀、小剧场相声、“吐槽”，可参与故事并体验情节的剧情游戏、剧本杀，贴近生活、短小精悍的微短剧、剧情段子、视频剪辑等等，这些新型的文化形态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它们泥沙俱下又生机勃勃、元气淋漓，其核心元素与创作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创意”而非“文学性”。“全民创意”“全民创作”现象，正是创意写作之倡导、之喜闻乐见。而面向上述领域包括剧本、游戏文案、文旅策划、短视频脚本、超文本制作、元宇宙世界观的“众筹”、IP的二度创作等新领域，且能满足制作方、消费市场、政策法规等方方面面需求的写作，是传统文学写作力有不逮之处，反过来又是创意写作大显身手之际。创意写作需要为新的写作需要，提供理论说明、技术指导和人才供应，力促更多作品问世，同时提升它们的质量。 

（三）培养复合型写作人才

创意写作以学科与科学的方式培养文学作家是其应有责任，而这也是中国作协、文学期刊、文学研究学者以及传统重点文科高校的初衷：“新世纪以来大量作家进入高校，或担任驻校作家，或直接担任全职教授，比如刘震云、张悦然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莫言、苏童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这些作家有能力同时也有意愿为文学写作培养更多人才……。”但创意写作不一定都要做成“爱荷华模式”，何平认为：“可能有的大学只能做成文化产业模式，这也是媒体变革、‘写作产业工人’被社会大量需要的必然原则。”中国新型文化产业存在巨大“写作产业工人”缺口，如火如荼的新媒体写作、自媒体写作等领域也处于自发状态，从业者亟需专业化提升。因此，创意写作应首先和主要面向文化创意产业，在继续培养文学作家（当代文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已经是事实）的同时，还要为文化创意产业输送大批量、多类型、多领域、多层次的复合型写作人才。 

（四）助力学科开拓

有学者认为，中国创意写作在意图改革高校中文文学教育的同时，夹杂有“学术自立”的诉求：“创意写作研究者以革新者的姿态，对两个方面发起挑战：一是挑战中文学科不培养作家、作家无法培养的传统观念，二是高呼取代现代写作学，要形成文学、语言学和创意写作学三者并驾齐驱的学科格局。”这种发现是准确的，但创意写作的引进对于中文学科而言，其意义或许不仅仅是增加一个二级学科，也是优化自身的一个契机。“新文科是创意的文科”，而创意写作天然具有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社会需要等新文科属性，因此它可以借助新文科创建契机为自身是“天然的新文科”正名，同时也能在新文科建设浪潮中起到“模范”作用。

三、中国创意写作发展的愿景

创意写作同时拥有历史上的创意写作、事实上的创意写作与理想态的创意写作三种形态。历史上的创意写作实际是指“文学写作”以及相关的文学教育，事实上的创意写作是指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创意写作，它已经在作家与写作观念、写作形态、写作与运作机制等方面远远超出“文学写作”范畴，存在各种样态以及发展目标。由于缺乏发展的与世界的视野，它仍旧处于一种认知模糊、界定困难状态。理想态的创意写作是指能够应对当下写作语境以及写作需要的创意写作，它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理论与实践相契合，拥有与之匹配的学术知识与研究范式。中国的创意写作发展的愿景当然是取法乎上，创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能对世界创意写作做出贡献的理想态创意写作。

首先，它要应对中国问题，服务中国社会需要。一切的创意都是针对问题而来，“实用性”是“独创性”的前提，不针对问题或者不能解决问题，谈不上“创意”，作为学术、作为学科同样如此。换言之，引进与创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学术与学科层面以及创作与创意方面的各级各类问题。它或许在未来可能被证明“不堪大用”，但它被引进的初衷一定是因为它“有用”。

其次，它要立足本土，完成“中国化”转变。创意写作是“舶来品”，但它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立足中国大地。比如，我们学科归属的国家主义，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文化与精神需求的社会主义属性，我们现实主义题材中的共同富裕主题等等，这都是中国创意写作的出发点。同时，有了创意写作，不一定就要“消灭”传统写作与传统文学教育，相反，它们是同路人，要在各自位置、各自角度去共同解决中国在文化创作、文学创作、文学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

再次，它要勇挑重担，创建创意写作的“中国学派”。世界创意写作的发展走了相当长时间的“弯路”。比如它重实践、轻理论，有学科“无学术”。这就导致它在实践上有效、广受学生与社会欢迎，但在原理上却无法说清楚“写作为何可以教学”“作家为何可以培养”。在内涵与外延上无法界定自己的边界，因而长期以来争议与纠纷不断。在学术上，它也一会要争取与作文研究、文学研究的并立地位，一会要努力成为文学研究的分支，游移不定，最终成为大学体制里的“特例”和“学术异常”。这种“先天不足”给中国创意写作带来了困惑，但也为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留下了“余地”以及与世界创意写作研究同步的机会。中国创意写作研究应直面“今天的创意写作是什么”以及回应“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创意写作”，在“事实上创意写作是什么”基础上，以世界视野重新梳理创意写作的长时段、多国别（包括中国创意写作）、多样态经验，重构“创意写作知识”和创意写作的新学术领域，探索创意写作研究的新范式，创建创意写作的“中国学派”，为世界创意写作贡献自己的经验与智慧。

创意写作因问题而生，因解决问题而不断发展，只要它依旧像过往那样坚持写作的“问题优先”与“创意本位”，相信它还会保持持续前进的动力。如果相反，那么它的衰落或者被替代，也是一种必然的事情，但我们不希望如此，期望它能够不辜负使命，达成自己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