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第21章：甘泉城解围，斯诺初赴苏区失败

第二次洛川会谈的成果中，有一项是红军解除对甘泉的围困，并同意东北军从洛川派兵上去，把那1千人换回来。这1千多人在小小的土城里躲了半年，东西吃光、木头烧光、城外抢光、突围失败，最后靠西安空投的大饼大葱艰难维持。很多人受不了寒冷和饥饿，在红军夜以继日的劝降声中偷偷爬下城墙投奔红军，不过那些坚持下来的人，苦也没有白吃。

1936年3月10日这天，王以哲派107师620团第3营官兵前往甘泉城换防，彭德怀派红军干部出面接洽，三方在城门外确认了身份和文书后，张文清下令打开城门。在去年10月份，南北两座城门都用夯土和乱石完全封死了，如今让一帮饿着肚子的士兵去拆，很是不容易，大冬天的他们轮着镐头叮叮咣咣地开挖，外面的兄弟们站着等，等了至少一个小时，城门终于吱吱呀呀地拉开了，看到眼前的景象众人眼泪都下来了。

这人要是吃不上饭，饿到一定程度意志都消沉了，那就没心思再打理自己，乞丐普遍又脏又乱或许是这个原因。列队站在城门口等待换防的这帮东北军，整体呈现出了乞丐的模样，尽管身上的军装依稀可辨，但早已失去了军服原本的质感，加上半年没洗澡，因而头发蓬乱皮肤黝黑。由于长期的维生素缺乏，他们嘴角或者脸上都有裂口或浓疮，层层叠叠堆积在脸上，看着就疼。被饥饿和绝望折磨了半年，这些士兵丧失了精气神，望着军装整洁的战友，眼神不自信地躲闪起来。

(电影《西安事变》中的东北军形象)

3营辎重队拉来了好吃的，两边炊事班联手做了宴席，既是迎接宴也是欢送宴，守城士兵吃的地动山摇。吃完这顿饭有了气力，3营官兵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仪式，张文清和周祖尧下令列队出城。城里城外只有一墙之隔，但却是两个世界，城外的空气更新鲜气温更舒适。墙里墙外当然一样，3月的陕北高原寒冷多风，让他们感到舒适的不是天气，而是自由。

离开甘泉城走了个把小时，士兵们自发唱起了歌，这一唱就停不下来，眼泪也跟着停不下来。走到距离富县5华里的地方，突然听到一阵鞭炮声响，这可是过年才有的声音，后面的士兵不顾队形挤到前面看，原来是620团的团长朱志荣带部队前来迎接。在空旷的郊外响起的鞭炮声，炸出来的是惊喜和意外，士兵们难以控制地笑，眼泪也难以控制地流，今天真是奇怪，眼泪咋那么多呢！

两队汇合后就更热闹了，唱歌的声嘶力竭地唱，聊天的提高嗓门说，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洛川城外。周祖尧放眼望去，但见欢迎的队伍从城门外列成两队，一直延伸到城里，大概通向了军部大院，群众挤在战友的身后，大家鼓掌欢呼敲锣打鼓，比过年还要热闹，他忍不住向人群挥手致意。走进军部大院时，墙上贴满了标语，有一张写着“欢迎甘泉部队胜利归来”，有一张写着“张指挥官是中国的兴登堡”，还有一张写着“周营长是东方的凯末尔”，其它标语还没来得及看，人已经被挤进了院里。

兴登堡是位德国将军，一战期间担任西线指挥官，他构筑了固若金汤的“兴登堡防线”，让协约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以兴登堡比喻张文清，是肯定张文清在甘泉城构筑了坚固的防御，挡住红军的一次次进攻。凯末尔号称现代土耳其之父，一战中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凯末尔领着士兵浴血奋战，保住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周振幡作为甘泉城的实际指挥官，每次战斗冲在一线指挥，把他比作凯末尔，写标语的人确实很会夸人。

(电影《西安事变》中的东北军形象)

这批人回到军部后洗澡、换装、修整了两天，然后王以哲组织67军召开“欢迎大会暨庆功大会”，欢迎这1000多人的守城部队安全返回；至于庆功大会也说得过去，东北军来陕北已经半年，打仗几乎没赢过，甘泉城守军虽然没赢但也没输，相比动辄全军覆没的结局，这1000人已经很不错了，用郭老师的话说不是他们优秀，全靠同行的衬托。张文清和周祖尧奉命介绍了守城经验，两人分工协作，一个分享红军的作战方法，一个分享甘泉城的防御经验，当然他俩都提到了王军长、副司令和蒋委员长的正确领导。大会的高潮是以王以哲和张学良的名义给这批人发放奖赏，同时所有的军官一律提拔，连一蹶不振的刘效先和放弃人生的陈镇藩都被提拔，他俩可真是躺赢。

67军原计划部署在洛川、甘泉、延安这条线，算是直通陕北腹地，可随时深入陕北“剿匪”，但是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天上地下，刚部署个把月就被红军分割成3块，延安被围无法南下，洛川被挡无法北上，甘泉被夹在中间成了孤城，整个67军首尾不顾成了死局，这让王以哲在军中和南京很没面子。如今通过张学良和红军谈判，被围的队伍全部脱困南北再次打通，自己的军长位置自然保住了，王以哲心情喜悦。不过用谈判和解的方法让部队脱困，也就意味着东北军彻底失去了“剿匪”的能力，西安总部和南京方面对此一无所知。

东北军进驻陕北的前3个月，两个师和两个团被歼灭，这1千多人失联6个月后重新返回，可想而知他们的家属多么激动，他们的战友又多么好奇。在当时南京政府的宣传中，红军是扒皮掏心的妖孽，这批人安全返回实在让人意外，他们听到了红军的口号，把“调转枪口打回老家”告诉了战友，尤其是那些被俘后又被放回来的人，更是把苏区描述的一片光明，于是对红军正面形象的讨论开始蔓延。

(电影《西安事变》中被俘后释放回家的东北军)

那年头没电视没网络，普通人连报纸都看不到，一切有关红军的评价都由官媒统一掌控，但凡有人传播有利于红军的信息，轻则关押审讯重则判刑枪毙。关于这支军队的真实情况，国内国外的媒体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有个人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深入苏区调查红军的真实情况。这个人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那个时候，31岁的斯诺遭遇了他职业生涯的瓶颈，到苏区探险是他认为突破瓶颈的唯一方法。

彼时斯诺来中国已经8年，期间他担任过《密勒氏评论》的副主编，还身兼《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和《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稿费可以让他在物价低廉的中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没有代表作也没有名气。他曾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远东前线》，结果销量惨淡还遭到同行嘲讽，这对斯诺是个沉重的打击。想要在业内取得名誉和地位，就得拿出轰动一时的作品，这也是他的梦想。他怀着苦恼和忧虑苦苦思索，终于在“红军”这个违禁话题中发现了机会，当时的红军足够神秘，不要说国内记者，就连外国记者也从未有一手资料和客观报道。

对于《远东前线》的惨淡销量，美国出版商对斯诺解释说，如今的图书市场不景气，但是红色中国的非小说类读物应该很畅销，读者有好奇心但是没作品。当斯诺把采访红军的想法告诉出版商时，对方很感兴趣，立即预付了750美元的稿费，斯诺就这样顺利解决了经费问题。另外斯诺还有其他优势，首先他是外国记者，在那个疑心重重动不动搞肃反的年代，外国人反而容易被各方接受；另外斯诺同情学生运动也同情中国革命，他人际关系广，还因为采访结识了宋庆龄，并进一步认识了大量社会贤达，其中一些人还是潜伏的党内高层人员，这都为他进入陕北提供了无限可能。

怀着激动的心情，斯诺开始找关系疏通。他找过一位名叫做谢尔盖·波列伏依的俄国人，他是北京大学的俄罗斯语言与文学教授，曾有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他还找过一位名叫做俞启威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他后来改名“黄敬”并在建国后做过机械工业部长，他儿子估计大家熟悉叫俞正声。这两人都动用自己的关系传达了斯诺的请求，但是最终没能成行。迟迟等不到消息的斯诺最后找了宋庆龄，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鲁迅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作为同行的史沫特莱非常不爽，她觉得这件事应该她来做。

（1938年的斯诺）

找宋庆龄可就找对了人，我们前文提到过，董健吾从陕北回来时，交给宋庆龄一封中央的密信，信中就提到希望帮忙物色两个人，一个是客观中立的外国记者，另一个是可靠的医生。医生的作用自不必说，为何要找记者呢？自从在陕北立了足，红军就需要对外宣传扩大影响力，为此成立了“对外联络局”，局长便是参加两次洛川会谈的李克农。斯诺去找宋庆龄提出这个请求，巧合的简直让人怀疑他半道上读过那封信，宋庆龄把斯诺推荐给上海地下党，地下党又发电给陕北中央，李克农查看了斯诺过去写的文章，调查了斯诺的立场和态度，最后认为这人值得信赖，于是中央表示同意斯诺前来。

记者人选确定后，宋庆龄还找了一位医生，此人名叫沙菲克·海德姆，是一名黎巴嫩裔的美国人。海德姆1933年在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国进行热带病考察，原计划1年结束。热带病是寄生虫病、麻风病和各种感染性疾病的统称，海德姆在考察过程中，无法自拔地同情起社会底层的处境，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世界，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宋庆龄和其他进步人士，于是他产生了去陕北行医参加革命的疯狂想法。海德姆后来成功进入陕北，并改名为“马海德”，再后来娶了中国妻子并加入中国国籍，最后在北京逝世。

1936年春天那个时候，张学良和红军和谈的情况南京方面已经有所觉察，于是军统情报人员加强了在西安的工作，对一切外来人员严密盯守，再说当时的西安是个只有10万人的小城，两个外国人出现实在太显眼，更别提离开西安进入延安，所有的大路小路都是关卡，长翅膀飞估计都用步枪给打下来，所以必须要有能直达张学良的熟人带路，这个熟人叫做刘鼎，他跟斯诺和马海德不熟，但他跟红军熟，跟宋庆龄也熟，很快就会跟张学良混熟。

刘鼎其实不姓刘而是姓阚，他父亲姓阚他儿子也姓阚，全家就他自己姓刘，刘鼎本名叫阚尊民，建国后担任过工业部副部长和兵工总局局长。在刘鼎这个名字固定下来并成为其大名之前，他曾经给自己取过很多名字，为什么经常换名字呢？因为他曾是一名情报人员，每次出任务都会临时创造个身份，最终留下来的是“刘鼎”，之所以留这个，也跟西安事变有关。

（在德国留学时的刘鼎）

1935年底张学良委托部下李杜帮他寻找共产党，但那年头党员属于头号通缉犯，一般人根本找不到，李杜先后找过潘汉年和董健吾，董健吾去西安前还把这事向宋庆龄做了汇报，但是大家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人。董健吾从陕北返回上海前，张学良又跟他提过这事，回上海后他再次跟宋庆龄说起这件事，这一次宋庆龄心中有个合适的人选“周先生”，于是让史沫特莱安排“周先生”跟董健吾见面，史沫特莱心领神会，把两人约在法租界一家咖啡馆里。

当天董健吾先到，当阚尊民拿着信物进来时，两个人都大吃了一惊，因为他俩不但认识而且以前还是同事。我们曾详细介绍过董健吾，他除了牧师这个本职工作外，还有个身份是特科的情报人员。情报科是特科的第二科，科长是陈赓同志，副科长便是阚尊民，因此他还是董健吾的领导。董健吾曾开过一家名为“松柏斋”的古董店作为联络点，刘鼎学习了古玩字画鉴赏技术后，经常在店里接待顾客。

阚尊民21岁留学德国，23岁留学苏联，见识广知识渊博，他还有个特别的爱好，喜欢钻研机械技术，外出时常常拎着一个工具箱，里头塞满了钳子扳手螺丝刀镊子放大镜等工具，一旦军警拦住搜查就自称是钟表匠，当然他确实会修，即使当场测试也毫无破绽。另外阚尊民还精通电话、电报机的组装和维修，在当年的条件下，封他一个“通讯专家”的名号一点也不夸张，他还曾在苏区兵工厂参与研制过火炮，改进过地雷引信，这些过硬的技术，是他建国后担任工业部部长和兵工局局长的原因。

为什么在讲董健吾的时候，对阚尊民同志只字未提呢？一方面是不想人物关系太复杂，更重要的是尽管阚尊民的人生经历足够传奇，但我们要撷取的主要是跟西安事变相关的那部分。相比较而言，董健吾做情报工作时还算顺风顺水，但阚尊民要倒霉一些，他于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由于头脑灵活并没审出什么来，最后以一个初级交通员的身份判了两年，后来因为技术特长被国民党方面作为人才引进对象给保释了，出去后在工作之余借机逃走。

（延安时期的刘鼎-左2）

特科有个规矩，某个成员一旦有过被捕的经历，无论级别多高都要自行退出组织，因而阚尊民不能继续情报工作，于是出发去江西瑞金寻找中央关系。但因为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才，半道上被领导闽浙赣根据地的方志敏给留下了。他在那边老忙了，一边做政治工作，一边给红军战士上课，同时还担任“技术总监”，负责架设缴获来的电话电报机，还被派往红军兵工厂从零开始研制火炮。

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辗转两万五千里去了陕北，闽浙赣根据地也在突围时被打散，阚尊民在战斗中被俘，送到九江俘虏营。因为技术特长什么都会修，阚尊民逐渐受到信任和重用，监狱方面给他发了通行证，让他在需要时自行采购零部件，他就趁某次外出买东西的机会买船票逃到上海。到上海后怎么也找不到组织，托人通过史沫特莱的安排住在外国友人艾黎家里，化名“周先生”，在最危险的时候还在宋庆龄家里躲了几天，因此宋庆龄也认识了阚尊民。当董健吾第二次向宋庆龄提到张学良在找人时，她立马想到了阚尊民，于是让史沫特莱安排了这次会面。

董健吾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告诉阚尊民，自己上个月刚从陕北送信回来，张学良那边已经跟我党在接触了，他想找个党员在他那里作为联络人员，因此宋先生推荐了你，我得问问你个人的意思。话是听明白了，但阚尊民心里很疑惑，要去国民党高级官员那里，最好有中央方面的指示，党内其他同志私下沟通，而且还是情报科的同志，他感觉不妥，可是中央那边他又联系不上。发现阚尊民在犹豫，董健吾又告诉他一个更诱惑的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能把一个人送到陕北的只有张学良。这个条件确实打动了阚尊民，他决定去西安。

当时张学良是“西北剿总”的副司令，是南京政府派去镇守西北的最高官员，要见这样一个人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阚尊民想方设法搜寻有关张学良的一切资料，花了好几天研究和琢磨，甚至背诵部分内容，他预想着所有张学良可能提到的问题，然后挨个组织答案。最值得提的一点是，他再次改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他以往执行重大任务的惯例，这次改的名字他将保留终生，因为他改的名字是：刘鼎。

（电影《西安事变》里的西安城市面貌）

张学良那边得知自己要找的人已经确定后，满怀期待和兴奋，他喊来自己的亲信参议赵毅师长做了周密安排，让他亲自去上海把人带回来，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刘鼎是东北军旧部，此次归队是参与“剿匪”任务。上海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无论赵毅还是刘鼎都不是普通人，刘鼎担心出什么意外，所以提议不要公然见面，而是约好在几点几分开往西安的列车上见，赵毅手拿前一天的《申报》作为暗号。

确定了车次后，宋庆龄那边也通知斯诺和海德姆做好准备，一同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斯诺的行李箱死沉死沉的，光记录本就有十来本，还有十多支笔，一部相机和十几个交卷，以及衣服药品等等。海德姆的行李箱也不轻，里面装着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械。两人满头大汗登上火车，根据宋庆龄提供的信息，找到了穿着驼绒大衣、戴着鸭舌帽的人刘鼎。当时刘鼎对自己能否去陕北心里都没底，更何况带两个外国人，他们都在碰运气而已。

出了西安火车站，刘鼎没有直接去找张学良，而是拿着董健吾给他的介绍信，先找了那位禁烟督办钟可托，他自己住在钟可托家，把斯诺和海德姆安排在西京招待所。之后他也没着急找张学良报到，而是一个人到西安城四处逛，北大街、西大街、钟楼、回民街全走了一遍，以一个情报人员的视角观察这座城市，城墙上写着“戡乱剿匪”、“攘外必先安内”这些标语，城内房子低矮、街道狭窄，人力车、马车和小汽车夹杂其间。

两天后张学良派人开车来接了刘鼎到张公馆，张学良设宴招待他，但那顿饭俩人几乎没怎么动筷子，急性子的张学良看到刘鼎就提出3个拷问灵魂的问题：一、我跟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你们为啥说我是不抵抗将军？二、中东路事件上你们说我勾结日本反苏反共，可是俄国人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你们知道吗？三、红军到了陕北后人心不安，这里又是我东北军的防区，我不得不奉命做出应对，结果红军给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你们知道吗？

（延安时期刘鼎和夫人易辉）

3个问题突如其来，尽管刘鼎事先做过充足的准备，而且3个问题多少都有涉及，但是想立刻给出让张学良满意并且事后自己不后悔的答案，刘鼎心里没把握，于是他告诉张学良：我佩服先生的坦诚，这3个问题我明天再答复您。张学良倒也不介意，宴会继续进行。回去后刘鼎没有一丝困意，他把3个问题写在纸上，盯着纸面发起了呆。这不是3个简单的问题，发呆的刘鼎既在组织答案，也在思考张学良的意图，答案不对可能改天就得离开西安，意图错误以后也不会被信任。

这3个问题张学良不是第一次问人，洛川会谈时他就问过李克农，因此他知道红军方面的答案，现在重新问刘鼎，既是考验也是验证。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刘鼎回去不可能向中央请示，更不可能找李克农作弊，假如刘鼎给出的答案跟李克农的出入太大，这就暴露了刘鼎的水平不行；假如答案不输李克农，说明红军对他张某人很重视，派了一个高级别的人过来，那他自己也乐意进一步聊点更机密的内容。

当刘鼎再次回到张公馆后，他对张学良说，先回答先生第一个问题，“九·一八”事变丢失东北，你和东北军守土有责，我党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心情，先生系国耻家仇一身，我们理解你的苦衷，你也是被“不抵抗政策”给耽误了。接着说第二个问题，中东路事件先生受蒋介石和日本方面的挑唆，主动破坏和俄国人的协议，属于单方面挑起冲突，苏联的指责也没问题；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的政策，国军能在北伐中统一全国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这事已经过去了，希望先生早日释怀。最后说第三个问题，第五次围剿红军损失极为惨重，那是东北军的损失不能相比的，贵军也在鄂豫皖参与围剿红军不是，现在你们被派来“剿匪”，不过是蒋介石用两败俱伤来剪除异己而已，我们两军交战各有伤亡，便是人家乐意看到的。如今的形势下，东北军最好跟红军一起合作抗日打回东北，眼下保存了实力，将来还能洗刷先生的污名。

张学良曾向多人请教过东北军的出路问题，大多数回答都建议他停止剿共去抗日，刘鼎的回复有因有果无懈可击，一点也不输李克农的版本，张学良很是满意，当天他还跟刘鼎探讨了其他问题，都得到了新颖而满意的回答。张学良明白眼前这次来了个高人，立刻命令副官安排房间，让刘鼎搬到张公馆住下来，之后几天只要有空就找他交流，军事、政治、历史无所不谈。张学良几个月来的苦恼，是他不确定和红军和谈的后果，以至于他难以决定这事到底要不要做，因而他需要有人给他足够的信息，并告诉他这么做是对的，而红军方面派来的高级人员，是最能排解他这份压力的，聊的越多他就越轻松。

（电影《西安事变》里的张学良公馆）

刘鼎搬进张公馆后，斯诺和海德姆一直住在西京招待所里等，他俩倒也有耐心，毕竟去陕北本来就难于登天，多给周先生一些时间也在情理之中。但西安城毕竟是个复杂的地方，南京政府派来的特务机关和宪兵机关掌控着一切，还有些人经常因公出入张公馆，如果他们发现张学良老跟一个新面孔在一起，难免引起怀疑，万一哪次的聊天内容意外被外人听到，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恰好刘鼎向张学良提出是否能送他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张学良趁机决定带刘鼎先去洛川，在自己的地盘跟刘鼎好好交流，多给他一些向组织汇报的素材。

洛川是东北军67军所在地，67军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嫡系部队，军部是由好几座独立的院子组成的大院，张学良单独住另一个院，戒备森严；刘鼎和其他副官住一个院，同样戒备森严。之后将近半个月，刘鼎和张学良一日三餐都一块吃，如果饭桌上聊的不尽兴，两人就在院里边走边聊，走出军部走进洛川城，走上城墙一圈一圈地转圈聊，卫兵远远跟在后面，也不知道他俩聊的啥。根据刘鼎后来的回忆，张学良是彻底把他当朋友了，年轻时的秘密，“九一八”的损失，郭松龄的叛变，枪杀杨宇霆和常阴槐，与蒋介石的关系，国民党官员的矛盾与立场，全部跟他做了分享，还向刘鼎请教红军的带兵方法，马列主义政治原理等等。

其实聊天是个很讲究的事，一个肯说另一个还得愿意听，听了还要接得住，该夸时就夸，该遗憾时就遗憾，该点评时点评，该提意见时提意见，这样对方才有持续倾诉的欲望。刘鼎有海外留学经历，是知识分子出身，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读的书多懂得也多，张学良跟他交流收获很大。他曾跟身边的人说：刘先生知识渊博，你们要抓住机会多多向他请教。张学良还推测刘鼎来历不凡，可能是红军高层人物，因而当亲信问起刘鼎的真实身份时，张学良说：我估计他就是王稼祥。

刘鼎去洛川是秘密行动，而且一去半个月，斯诺和海德姆两人等的那是一个望眼欲穿啊，后来实在等不到消息，就找钟可托帮忙打听，一打听才知道刘鼎跟副司令一道离开已经十多天了，啥时候回来谁也不知道。再等下去盘缠都要花光了，两人没办法，觉得这次成功的概率应该为零了，只好买票又回了上海。3个月后这两人再来西安，那次他们成功了，斯诺顺利完成了采访，并创作出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现象级的畅销书。而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又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则是刘鼎全程参与的，这件事之后刘鼎向张学良提出送两个外国人去陕北时，张学良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参考资料】

1.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26-28页

2.  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8—70页

3.  王光远 ：《红色牧师董健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4.  石川祯浩：《红星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7-150页

5.  吴殿尧：《刘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第56-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