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时代，我们还需要纪录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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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晴 | 文
园长 | 编
7月伊始的泉州，天气逐渐闷热，却依然无法掩盖其间的烟火气。
游客在开元寺、关岳庙、天后宫之间穿梭，在传统的古村落中簪花，在地标性建筑前打卡，牛肉、海鲜、面线糊遍布大街小巷，热闹非凡。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自古代起，就肩负了海纳百川、跨文化交际的任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以这座地处东南的城市为交汇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共同构建着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文明。
承接跨文化交流的主旨，首届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也在泉州举办。
7月1日起，超400位纪录片从业者，涵盖影视机构负责人、知名导演、专家学者等都汇聚于此，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努力让中国故事走出去，为影像产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在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媒体见面会上，法国阳光纪录片提案大会策略及开发总监马修尔·贝约特提到：“通过节展之间的合作来共同扶持制作人和创作者是非常重要的。这既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也可以通过创造共同倡议，去培养人才、辅导人才，对产业发展非常重要。产业活动是为了行业本身，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只有合作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多元化、年轻化、国际化，是今天纪录片正在跨越的栏杆。
我们为什么需要纪录片？
在30秒短视频横行的时代，反其道而行的纪录片，越来越被需要。当一个人想要在巨量信息中寻找真相、价值与意义时，只有漫长的纪录片制作，才能提供答案。
这也是纪录片存在的意义：记录真实、消除误解、创造价值。
汶川地震一周年后，导演范俭为了记录地震后人们的真实生活，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连续拍摄一个个震后重生与新生的故事。
2009年，范俭用了2年的时间，拍摄了汶川地震后失去孩子的家庭再生育的故事，2011年，这部名为《活着》的纪录片在各大平台播出；六年后，范俭继续跟拍，收集了许多家庭的切片，制作了《十年：吾儿勿忘》的纪录片；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范俭又带来了长片《两个星球》，继续呈现震后家庭中孩子的成长。
对于范俭来说，纪录片的基本价值在于记录，需要长久的时间累计，才能看到生命与时代复杂的变化，用12年的时间拍摄同一个题材，其中的厚度与投入时间是成正比的。
恰恰是纪录片厚度的呈现，也会带来额外的价值，这种价值既可以是对一个人、家庭的资助与扶持、传递力量，也可以是精神层面对一个群体认知的更新和打破。
“在短视频盛行的情况下，纪录片反而变得更慢了，我们花时间呈现热点新闻背后的来龙去脉，呈现复杂的人性探讨，会让这份记录更有分量，传播的时间更长久。”
《人间世第二季》《人生第一次》总导演秦博向娱刺儿（ID：yuci-er）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便在互联网带来的碎片化阅读的习惯下，时代反而更需要纪录片。纪录片的形式是记录，但呈现出的内容却是复杂的。
作为主流媒体出身，秦博始终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呈现这个社会的复杂，“现在从很多事情中越发感受到二元对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事实上，非黑即白对现实的说服力量其实是十分虚弱的，在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中，应该多一些真诚而负责的文本，帮助大家认识事件的来龙去脉。”
长时间的观察与蹲守必不可少，但对于秦博来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并非只有付出时间成本这样简单，还需要足够的情感浓度，话题发酵的张力等综合考虑。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复杂的地带，有一个足够的人物敞开度。”秦博说，一部好的纪录片应该具备社会现实价值，让人物被讨论，让话题被明晰，从而发挥更好的社会效果。
娱乐化的信息爆炸当中，严肃的内容慢慢就会凸显它的价值。
纪录片追赶年轻人
从黄金期到年轻化，每个时段的纪录片，都有自己要克服的难题。
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20～2021）》提到：2019年，中国新媒体纪录片经历了上下起伏的十年变迁，现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行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利好局面，平台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内容在同质竞争下实现倒逼创新，用户在产品思维中地位至上。
三年后，随着短视频对大众时间的侵蚀、品牌投放的收紧，纪录片行业的问题也日渐显现。
在秦博看来，目前关于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在减少，这与招商息息相关，“残酷一点说，这类纪录片在招商中面临着品牌投放的劣势，因为这类纪录片很难做广告植入，品牌也会考虑内容与产品的契合度。”
如果纪录片要朝着电影化、工业化的方向走，最先要解决的，依然是钱的问题。
相对应的，这对从业者的要求也在变高，“年轻人接受信息的能力很强，可以看懂更为复杂的叙事，这就要求创作者要更新思路，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准，甚至可以在严肃类型的纪录片上做出一些爆款，平台有回报才会有持续的投入。”秦博说。
另一方面，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新媒体技术的多样态发展，资金支持之下，不断尝试新形式、挖掘Z世代的审美口味，成了纪录片从业者的又一考验。
哔哩哔哩纪录片总监制张元在大会分论坛中给出了一组数据：“2017年至今，哔哩哔哩已累计播出纪录片4718部，出品纪录片122部。近一年来，B站上有1.6亿人看过纪录片。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纪录片，爱上纪录片。”
哔哩哔哩纪录片高级顾问朱贤亮表示，B站的纪录片原本的受众年龄主要分布在18-35岁，如今年龄范围逐渐向两边延伸。
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用更为新颖的方式去记录，成为纪录片拥抱年轻人最好的方式，如B站根据站内年轻人喜好，不断输出富含知识类的内容，将科普与科幻相融合，踩中年轻人的嗨点。
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电影高等研究院院长陈玲珍在这方面的嗅觉十分敏锐，作为女性从业者，她自然而然地关注女性话题。面对短视频的侵袭，她主动迎接挑战，与抖音文娱合作制作了女性题材的纪录短片，每集二十五分钟，一共六集。
“纪录片主要还是传达价值，而不是限于单一的形式。”陈玲珍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会喜欢和关注形式新颖的纪录片，但她认为，作为从业者，自己应该不断摸索和尝试，这样才能一点点的进步。
纪录片创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分析纪录片年轻化的趋势：其一是语调、语态的年轻化，B站、央视以及其它平台近些年的纪录片作品都体现出了这样的趋势；其二是年轻态带来了全新的纪录片世界，包括新的创作空间和新的呈现内容，特别是年轻创作者介入之后，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新鲜的生活空间，也表现出了新的美学；其三是纪录片的创作方式逐渐呈现多元性、杂糅性和跨界性。
在纪录片拥抱新生代时，新生代也会为纪录片的创作领域带来全新的变化。
出海，中国故事的下一站
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最后一天上午，推介会大厅中人头攒动。 这里既有本土创作者，也有国际创作者，与会的人员告诉娱刺儿，这里的作品代表的就是未来的趋势。
陈玲珍认为国际化的大会十分必要。她举例说明推介会上一个关于布达拉宫的纪录片，影片内容十分有意义，影像质量也高，但将来去到国际市场上，她觉得98%的观众未必能理解其中的文化深意，“到了国际市场上，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就要顾及到这些对于中国文化历史并不熟悉的观众，尽可能用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将他们的困惑消解，才能更好地进入导演精心打造的好故事。”
在做出《棒！少年》这样的出圈纪录片前，导演许慧晶和陈玲珍就已经合作过《妈妈的村庄》《神仙代言人》等纪录片。提到国际展，陈玲珍用许慧晶的作品举例，《妈妈的村庄》更容易被观众读懂，“生育”与“母亲”这两个主要元素具备国际性，“无论是FIRST影展，还是国际影展，都有很多提名，但《神仙代言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神仙代言人》主要拍摄了一个农村里拥有“神力”的附身灵媒，许慧晶进行提案时，陈玲珍就提醒过他，要想选中到国际市场上展出，这部纪录片可能并不合适，因为故事的语境对国际观众而言挑战很大，“外国选片人可能难进入其中的‘通灵’，也不明白出现的许多（中国耳熟能详的）人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导演企图展现的社会侧面就不好被理解。”
最终，《神仙代言人》成为了小众的产物，并没有像《妈妈的村庄》《棒！少年》一般在海外破圈。
（图中右四为陈玲珍）
在陈玲珍看来，如果能让国际合作伙伴加入进来，参与中国纪录片的制作，不仅提供了多元的宣传渠道和资金，让中国故事被高质地记录下来，与此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国际视角，“如果只是我们自己人拍故事，永远不知道国际市场上的人哪里看不懂，但有国际友人加入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哪里大家可能看不懂，从而找到缩小文化差异的精准表达。”
这也是首届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举办的原因之一——除了鼓励创作者讲好中国故事外，也鼓励中外合拍，让中国故事更好地走出去。
纪录片出海并非是一个不可践行的问题，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和东南亚区总编辑魏克然·钱纳，很喜欢中国故事，他不断培养和带领着团队把中国故事“全球化”，并送至全球观众的“餐桌”。魏克然·钱纳透露，《运行中国》《智慧中国》《决胜荒野之华夏秘境》《勇敢者的征程》《数字里的中国》等，在海外播出时均获佳绩。
纪录片出海已然具备根基，而从业者们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
在导演秦博看来，这些文化差异在为从业者提供不一样的视角时，也带来启发性，“在本土的故事叙事中，我们经常深陷其中，而中外合拍，可以让我们偶尔的抽离，发现不一样的内容，对我们自己观察东方故事很有意义。”
秦博很认同中外合拍的模式，但他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求同”。文化不同、视角不同，对内容的看法固然存在差异，中外合拍的纪录片，不是去故意为之的靠近和讨好，而是去挖掘人类共同体的主题，挖掘最大公约数，进行相对独立性的合作。
“要有好的学习能力，与开放的胸襟，这是艺术，也是学问。”陈玲珍说。
让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不仅要求从业者要更具国际视野，也要不断修补，寻找适合的叙事方式，缝合差异，才能被世界看见。
然而无论多么艰辛，中国故事的出海十分必要。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存在，不止是让中国故事被看见，更是打破世界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片面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