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坚持要解剖尸体:“就要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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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任务时,桑涛会点几份烧烤,猪脑一定要,鸭血必须有。

“做我们这行的,嗓子都特别硬。”当了30多年检察官,桑涛说,面对生死,必须有颗“大心脏”。2022年1月,中央政法委评选出政法战线的200名同志为“双百政法英模”,桑涛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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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涛宣誓照

桑涛今年57岁,从安徽到浙江,从基层院再到市级院,最后扎根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办过省部级大要案,也办过村会计贪腐案等小案,几乎涉及了所有类型的刑事案件。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认死理的人?”

“检察官咋是这样的呢?”

90年代末的一天,当20多岁的桑涛出现在安徽淮南一个村集市上,阿兰嫂菜摊前的人群一哄而散。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可千万不能跑慢了,否则又要被那个‘一根筋’的检察官,拉住问个没完。”

阿兰嫂跑不了。她双手在脏兮兮的衣摆上擦了擦,站起身来慢慢收拾菜摊,暗自嘟囔:“世上怎么会有这样认死理的人?”

就在一个月前,阿兰嫂屋前巷子拐角处,发生了一起命案。70多岁的老村民,骑车在胡同口撞上了一个中年人,中年人把老人从车上推下来,结果撞到头,抢救无效去世了。案件被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在基层检察院已经到了审查逮捕阶段。

可老村民的女儿却四处喊冤,咬定阿爸在医院临终前,说“是被那个人用砖头拍的”。如今,案子到了桑涛手里。

站在阿兰嫂摊前,桑涛心里也没底。提审时,中年人咬死自己只是过失方。女儿的话到底是编的,还是老人亲口说的?无从查证。

但据她说,阿兰嫂是目击证人,却咬死不认。

“人死了,证据不会死!”桑涛非不信邪,他在现场来来回回地走了6遍,而且发现案发地点几米外,真的有一堆砖!

半块半块的砖头,零零散散地胡乱堆在角落里,可除了现场勘查,其他证据仍旧如沉在万丈水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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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涛在现场

“一定要找到突破口。”抱着一丝希望,桑涛连着找了阿兰嫂6次,她都一言不发。

“只能继续从已有细节中寻找破绽。”一遍遍复盘案件细节后,一道信息突然如闪电般破开桑涛思绪——之前公安机关只对尸体进行了伤情检验,并未解剖。

不如另辟蹊径解剖尸体!也许最关键的信息藏在那里。死者已逝,好在,活着的人咬牙说,“就要一个真相!开棺验尸?验!”

解剖室里,桑涛站在法医旁边,当刀一点一点割开皮肉,无声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划开头皮,三处打击伤清晰可见,头骨大面积断裂;划开胸腔,左右肋骨都有断裂,整整断了三根。

碎片式的真相被慢慢在桑涛脑海里重新聚拢:两个村民原来是邻居,平时有积怨在身。这天,巷子的拐角处,老人骑着自行车撞到了中年人阿柱,阿柱将老人推下车后,看了看四周无人,到不远处捡起砖头,就朝老人砸去……

第7次,桑涛带着证据在阿兰嫂的摊前停下。“小伙子,你太认死理了。”看到桑涛,阿兰嫂无奈转身,开始收拾菜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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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涛在现场

这一刻,桑涛知道,“成了”。最终,法院认定阿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一个检察官,看守所的事也管?”

在桑涛的女儿看来,父亲压根就不像个检察官:“一个检察官,看守所的事也管?”

在桑涛的推动下,杭州市检察院联合市公安局组成开发专班,研发刑事诉讼非羁押人员电子监控系统,通过对刑事诉讼非羁押人员个人信息的采集分析,实现由原来的“人盯人”到“系统来管人”,确保非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必要管控下回归日常生活。

新应用的开发,需要不断地讨论、试错。那段时间,桑涛太长时间没回家。

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回。

2017年,桑涛指导过一个案子:7月的一天凌晨,杭州市萧山区110热线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医院的报警电话,报警人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在急诊中,她发现自己的病人,一个13岁的女孩,下体严重撕裂,陷入深度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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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涛在现场

背后的真相触目惊心:带女孩来就医的男子是女孩的邻居,对女孩的侵害已经超过一年,发生过多次,但始终没有人察觉。女孩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广东多年,从出生起,她就跟奶奶和大伯一家一起生活。

这次案发事出偶然。男子带着女孩去了三家医院,前两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医院,医生看女孩伤得重,都拒收。直到最后,女孩到了浙江顶尖的儿科医院,偶然遇上这样一位女医生,案件才浮出水面。

指导基层院办完了案,桑涛却觉得这件事的结局,不应止步于此。

“检察机关的工作有边界,但是未成年人的保护没有边界,也没有穷尽。”隐秘的犯罪事实、消失的客观证据、得不到及时救护的未成年被害人,要让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山”浮出水面,桑涛憋着一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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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走访

在他的指导和修改完善下,“报告有奖励,不报要追责,报错无惩罚,信息会保密”的全国首个市级层面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了起来。3年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被全国人大写进了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手艺人打磨成品,我打磨案件”

在同事杭州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涂广涛心里,桑涛就是检察官的标准模板:“他就像是一个老中医。什么疑难杂症,到桑涛那里都能迎刃而解。”

有一次,涂广涛去外省挂职,遇到个案子:80年代,当地一个基层法院判了被告无期徒刑。

“基层法院怎么能判无期徒刑,是不是程序违法?”涂广涛第一时间就想到给桑涛打电话。桑涛脱口而出,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83年出过一个通知,把一批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案件,交由基层法院里审理。涂广涛一查,在网上果然找到了这样一个通知。

“上世纪80年代的通知,他居然能脱口而出!”这不仅震惊到了涂广涛,也震惊到了他身边的外省检察官。

“一个优秀的检察官,他的办案水平一定是用案子‘喂’出来的。”怎么能让自己的经验,惠及更多年轻人?虽然一直是各种业务比赛和辩论赛的常驻教练,但是桑涛依然觉得,自己的这份火光“太过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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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涛在庭审现场

后来,桑涛每到睡前,就多了一项“开夜床”仪式:“每天晚上,都会在床头放上本子和笔。半夜想到什么内容,就赶紧起身记下来。”伴随着灵感积累,他开始撰写他第一本书——《公诉语言艺术与运用》。

写作过程中,桑涛由于长时间伏案,患上了脊髓型颈椎病,手脚麻木到毫无知觉。于是,写作对桑涛也就成了一件更有仪式感的事。

夜深人静时,桑涛的书房里往往有这样一个场景:一盏昏黄台灯,一杯浓茶,桑涛跪在沙发垫上,昂着头,用外人看起来十分虔诚的姿态,在笔记本电脑上,一字一句敲打下他的办案经历。

“其实真的是没办法坐下来。”医生告诉他,这个颈椎病不可逆,必须立刻做手术,但手术有致瘫风险。

白天办案,晚上写作。一到周末,连写18个小时,在这样的强度下,《公诉语言艺术与运用》《公诉语言学》《公诉技能传习录(1—5)》等8本专著相继出版。

“庭审现场,辩护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人是初犯、偶犯,应该给他从轻处罚’。”这种问题,杭州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农玉平以前不知怎么回答更好,在桑涛的书里,他们找到了“标准应对”。

“如果好好看过这本书,除非遇上顶级高手,否则对方绝对被‘堵’得钻不了空子。”从此,检察院同事们在开庭前,都有了小抄模板。

“手艺人打磨成品,我打磨案件。”桑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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