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秦的二世而亡源于平战转换的失败》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戴上草帽不言肃

• 所以柳宗元（就是毛主席说的子厚），在《封建论》中就指出：失之在政，不在于制。

我个人认为，您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

首先，柳宗元论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对比，而郡县制只不过是秦朝国家体系、制度当中的一小部分，秦始皇这样的统治者并不单单只依靠郡县制这唯一的“制”来施政，后来的统治者也能通过“政”来修改原有的“制”乃至产生新的“制”，呈现的是“制”和“政”的互相影响、相互依存，二者是不可以割裂出来单独分析的，柳宗元还是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其次，柳宗元本身是“制”的一份子，他其实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他没有清晰意识到，除了郡县制以外，唐代的“政”，大部分时候是被另一组堪称后世经典的“制”所深刻影响的，那就是源于隋但确立于唐的“三省六部制”。与秦和隋不同的是，“三省六部制”的落实，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制约了君主的权力，将对于“政”的KPI考核从原先的“是否让君主满意”为主，向着“事情是否客观做好”的方向倾斜，既可以对冲君主的“暴政”、“懒政”，也可以减少好的政策最终“人亡政息”的可能性。

秦的灭亡，不是郡县制这一层的问题，是更广泛、更深层的制度、体系问题。换句话说，“政”到底是只出自于君主（或少数统治阶级），还是出自于经君主授权有一定独立性的政府，或者是出自于君主和政府的相互制约妥协，乃至如今出自于人民与政府的互动，才是我这些回复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