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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思维，概念，判断，推理这类界定严格和有确定逻辑规则的思维方式，我在谈文一教授相关观点的时候，主要针对这样的东西，其中，有严格定义的概念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理性思维不是辩证思维，不是格物，也不是有思辨就有理性思维。

　　不管谈论的是什么，中国古代的论断，都没有严格定义过概念，不同的人理解这些论断，都要靠自己老师解读或“悟”，这种思维和表述方式，无法实现认识的可持续发展。我在《中国版的辉格史观解答不好李约瑟问题》一文中（针对文一教授《密码》一书的更早些时候的文章），已经把道理讲过了，你应该没看。

　　印度文化我没那么多研究不谈，你说“欧洲人关注自然，中国人关注人”，这话就不准确——哪个文明从理念上（当然不是从实践上）更早关注个体的人的？难道不是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就是关于人的，我们尽管也有发展，但还是基本接受的。你这样不严格的表述，在现代科学中不会被允许，但我们古人的思维下就可以这么说，也不好反驳。

　　上述理性思维及公理假说的科学体系，是古希腊思想的真正精髓，古希腊关于科学的具体认识和发现则不是，并且，我也知道他们的具体科技水平恐怕不如同时代我们的祖先。这样的精髓的长期普及和认同，才是西方在革命前夜与我们的根本不同的实践／认识积累，而实践／认识积累的总和才是革命发生与否和成败的关键内因。

　　理性思维和实践，是你认为我分开的，但其实它们一直有联系，因为理性思维是在之前所有实践基础上获得的认识突破，最终来源就是实践，但绝不是你眼中的“当前正在进行的实践”。

　　“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都更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没错的。但你还要知道的是社会需求的作用始终比十所大学更大之外，它本身也可能并不能推动科技发展，而且，需求巨大而事实上根本实现不了的事才是常态。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是，生死存亡的两国战争，双方都有战胜的巨大需求，可怎样才能让双方都战胜？古代无数饥荒和瘟疫，那时的需求能不大吗？但结果都如何？

　　我自己始终是个反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我对启蒙没兴趣，我们的启蒙在五四前后早已做过，新中国成立后也做过。我关心的是哲学上的错误。

　　百家争鸣不是文艺复兴，因为它不但没普及理性思维，甚至它都不曾出现——不同时代的事，不管关键差别就类比，这就不是现代科学的思维。

　　否定战争驱动，是我们祖先领先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不是我们未曾如西方发达的原因。相反，西方用战争助力发展，才是错误的道路。西方历史上的崛起，根本就不是由于战争，而是由于他们认识上有突破——同样致力于战争掠夺的，还有蒙古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这样的，他们的下场可不是最终崛起。

　　我们祖先的问题，就在于认识上的缺陷和不重视，而只埋头于眼前的实践，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和科技之后，问题并未解决，而只是让我们重新站在差距不那么大的起跑线下，我们的实践能力让我们可以复兴成功，但缺陷和错误不改，后果也会像祖先一样积累出来的。

　　没有古代中国的发明传入，西方绝不会这么快崛起和发生工业革命，但同时，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科技的传入，我们也会在旧制度下徘徊很久。双方都有不同的缺陷和错误，正确的态度是双方各自反省改正，不是过过抵消或比拼谁更糟糕。

　　所有进步的认识，最初都是不能发挥作用的；而共识，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比如，军国主义和纳粹思想，就曾是日本德国的共识。

　　至于和平发展论断，你认为它就是帮助我们发展了，这不准确。我们朝和平发展目标努力当然正确，但对手的作为也要考虑——我在八十年代末所设想的对手，虽然依旧是傻瓜，但绝不是小布什那样的傻瓜，而是里根那样的傻瓜，都是傻瓜，但差别是很大的，极端情形下，我们必须完全靠内循环实现崛起复兴，和现在大不一样。在那种情形下，军事能力建设尤为重要。而不考虑这种情形，不给自己留足够余量，这样搞国家战略是不行的。

　　对手的理性认识，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就分岔了，西方主流是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怎么能用你那么简单的一个理性认识就涵盖一切？

　　不管是战争还是竞争，所有不靠自主努力创造一切的方式都最终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