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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书《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中说：

   “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楼主提示：100‰就是千分之一百，也就是十分之一)……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见上面的图)

    该书的上册第十二章第四小节《“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中还说，当时进行的“大跃进”运动导致当时全国10%的庄稼在成熟后没人去收割，烂在了地里，从而造成了粮食大幅度减产。原文是这样说的：

    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时，实际上前八个月钢的生产只完成了400万吨。要想实现全年钢产量翻番的目标，就必须在余下的四个月内完成600万吨至700万吨的生产任务。而当时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不足，电力、煤炭、采矿、运输等相关部门的生产满足不了需求。

    为了完成钢的生产任务，北戴河会议提出由各地的“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1958年8月25日至31日，中央专门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研究落实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计划。会议提出要全力保钢，并具体确定了机械制造、主要原材料、电力、交通运输等工业生产排队的原则，要求首先满足冶金设备和冶金工业增产的需要，其次满足制造发电设备的需要，再次满足主要机床的需要，然后才可以顾及其他工业部门。规定生铁除供应机械铸铁所需以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炼钢。……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全国范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兴起。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力投入大炼钢铁。8月底，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至5000万人，10月底又增至6000万人，年底则达到9000多万人，直接和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左右。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多得惊人。８月底为17万座，９月底增至60多万座，10月底猛增至几百万座。不但工厂、公社，而且机关、学校和部队，到处建起土高炉，办起炼铁场，就连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些部门，也在机关大院里建起了小高炉。全民炼钢，原料极其缺乏。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的地方，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和其他铁器砸碎，用做炼铁的原料。大中型钢铁企业打破所谓旧的规章制度，也大搞群众运动，不顾质量、安全和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产量，盲目硬拼设备，导致生产秩序混乱，引发了不少事故。……

    ……(中略)

    经过几个月的盲目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翻番的指标从数量上说算是完成了，但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的破坏却是相当严重的。

    首先是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在1958年炼出的钢和铁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多万吨，相当一部分钢和铁的质量很差，很难加工和使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成本高得惊人。1吨生铁的成本费，大高炉100元左右，小高炉和土高炉则高达300元左右，而国家的调拨价才150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国家从９月１日起将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每吨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据后来统计，1958年仅炼铁补贴一项，国家财政的支出就高达40亿元，超过当年财政总收入的1/10。此外，为“土法炼铁”的需要，还滥开、滥采煤炭和矿石，砍伐大量树木，毁坏不少铁器，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河南省大别山区的有些县，林木被砍伐殆尽。四川省境内长江上游的林区被毁林木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带来了长期后患。(楼主点评：要把炼钢铁的高炉烧到上千度的高温，并维持这种超高温，直到炼出钢或铁来，就需要大量的燃料，但当时煤炭的产量一下子上不去，大量的“土法炼铁”只能砍伐树木当燃料！)

 
 
其次是使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队伍急剧膨胀。由于要求完成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也迅速增加。195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1957年的151.23亿元猛增到279.06亿元，增长84.53%，……在基本建设规模扩大的同时，职工总人数在一年之内增加2000多万，比上年增加2/3还多。这种状况，加重了国家财政支出和“商品粮”供应的负担，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再次是严重冲击和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生产。据后来统计，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4.8%，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78.8%，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2.5%。由于大炼钢铁和其他各种“大办”，农村劳动力被大量抽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数同从事工业生产劳动的人数的比例，1957年是13.8∶1，1958年则陡然降到3.5∶1。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支援大炼钢铁。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丰产的秋季农作物因无人收获而大量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估计，有10%左右的农作物没有收回。由于缺少劳动力，不少地方没能完成秋种任务。轻工业生产也大幅度下降。例如，8月和9月，东北三省因电力不足，减去轻工企业电力负荷的2/3，仅纸张一项就减产10万吨左右。又如，北京王麻子刀剪厂有300多名职工被抽去炼铁，只留下20多人生产刀剪，刀剪产量从每月3.5万把锐减到3000把，剪子的品种由200多种减为11种，刀子的品种由360多种减为7种。轻工业产品产量和品种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紧张。

这是1962年7月10日信阳地委作出的，处分“信阳事件”(信阳大饥荒)的责任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处分决定书(草稿)。其中第2个段落说：

  “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层主批注：也就是全村死得没剩几个人，不再适合在原地独自居住，政府只好废弃原村庄，实行“并村”、“两村合并”，让他们迁居到别的村庄、生产队)，……这一残酷事件虽然说和‘五风’错误、执行左倾盲干错误有极大关系，上级应负很大责任，但是，路宪文身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应该负直接的重大的责任。其具体罪恶事实如下：”

    河南大饥荒发生后，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先后三次向中南局、中央做检讨。其中，1961年1月5日，吴芝圃向毛泽东、党中央及中南局呈递了他关于信阳事件及河南问题的第一份正式检讨报告，他自己称之为“初步检讨”，检讨中说：“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一百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