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御风而行”推荐，来自《儒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因为代表儒家的一直是社会中间阶层，上下吃利差》评论区，标题为御风而行添加】

合川老农民norlanseed

这两天我又思考了一下，发现儒家的天命观在实践层面其实有很大的bug，因为天命观与政治相结合之后，会特别在意塑造所谓的形式上的政治合理性。
比如，天子座明堂，在儒家眼里，明堂作为一个彰显天子威仪的东西就是展现天命的载体。那么沿着这种逻辑，是不是明堂修得越气派，这种天命感越强呢？
于是乎修呗，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反正苦的都是老百姓。劳动创造的价值服务于一个虚无缥缈的被形式化的天命，这在信息闭塞，民智未开的古代还有一定通过“圣象”凝聚人心的功能，但放在当代，信息扁平化，大学生过剩的年代，这种形式主义就非常落后了。
既然提到圣象了，那就不得不提提天主教对于圣象的执着。宗教改革很大程度对这种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而后的新教则是赋予了基督教一定的现代性，这也是为何新教国家进行工业化都很成功，从思想文化上来说，即是把更多的社会资源放到了实事求是的地方，而非去搞这种类似于儒家天命所带来的政治形式主义。
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早就不是传统儒家那套，只是对于“修明堂”的心理，就像西方人修“教堂”的心理一样，仍然存在于人心中。
但这种通过外物去印证自己身份的心理，放在微观个体层面可行，而在宏观的社会层面就容易形成一种毫无必要的内卷化的风气。
中国社会上一阵子所形成的开豪车，住豪宅风气，究其思想文化根源，与武则天为证明自己受天命所昭而修超大明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此外，在政治实践中，天命观会出很多问题。这取决于这个皇帝得位是否正。比如像武则天这样逆天改命者，势必会因为底子不牢而疯狂地通过“物化天命”的方式搞形象工程。此外，就算不是武则天这种外家人夺权，自家子嗣争夺皇位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觉得儒家的理论都很好，而且有具体的形骸，但到了实践层面就会变味，流于形式。所以我才说儒家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放之于个人，家庭很好（修身齐家），但放之于社会却有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平天下的效果弱化了）
另外一个层级，是儒家这种过于看重形式的实践结果在现代环境中，面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攻势非常的脆弱。定体论，国等民这些神奇帽子其实打的都是儒家这套思想的薄弱环节。
在封闭的中华文化圈子里看儒家，大体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放在高度全球化，对面舆论攻势一波接一波的当今呢？
想想49中门前那一个个百花战士吧。尊重现代人精神世界与古人的一些客观差异，有助于我们继承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有助于儒家思想迈上一个能融入现代化的新台阶。
而我与马督工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起手就认为传统文化是错的，而我则认为是其发展得不够好。

我说的天命跟形式主义倒是没啥关系的。天命，比如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其实就是一种天命的观念，孔子是一个特殊的人，却只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才能做成功具有最高普遍性和最高价值的事业，所以桓魋是不能拿孔子怎么样的，这就是孔子的天命观。今天你只要善于领会，你会发现这样的天命观说法也是存在的。

我这里说一个现代中国学者应该有的天命观念——完成中西学问的会通。在我看来只有中国的学者才能够讲这个天命，西方学者没有这样的历史境遇，所以他们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只能是一种“猎奇”，虽然有的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但也远未能做到中西会通，因为他们的社会和历史并不承受这样的天命，中国的学问对于他们来说永远只能是一种特殊性。

真正的中西会通，只有中国人，承受了这样的天命和能完成这样的天命。天命，就是具有特殊性的实体（主体）去做并且能完成一项具有最高价值和普遍性的事业。我希望这样一个例子，能让大家更好理解儒家历来所讲的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你说的那种形式主义的问题确实是存在于儒家的，比如墨子批判儒家葬礼浪费等问题。

可问题在于，要不要祭祀，其实不是儒家说了算的，或者说不是孔子之后的儒家说了算的。孔儒所要说的，就是祭祀的时机化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考虑怎么祭祀才是合理的。但到这一步，问题就是非常复杂了，简单维护儒家和简单的批判儒家，都是偏颇的。我们就算懂得时机化的道理，但也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定夺就一定是符合时机的。（这便是为什么简单的维护孔儒也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