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自觉的历史

1937年3月，爱伦堡在马德里盖洛德旅馆初次见到海明威，其实是一场偶遇。海明威到盖洛德旅馆真正要见的人，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此人的公开身份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苏联顾问，实际职务是内务部驻马德里情报站站长，老大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总代理。对奥威尔政治倾向的差评报告、对马统工党领袖安德烈斯·宁执行死刑的命令、对白求恩女友卡莎的间谍调查结论，都由奥尔洛夫签署。当然，上述人等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在单向玻璃背后悄悄注视着他们，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奥尔洛夫对海明威的研究，始于两年前。海明威在《新群众》杂志发表了《谁杀死了老兵》一文，硬汉在文中怒斥美国政府全然不顾劳工死活。更让奥尔洛夫感兴趣的，是海明威在左翼文人圈子里的巨大号召力。就像卡帕所说，海明威能让人不由自主产生模仿的冲动，行文、语气、表情，乃至是口头禅。

奥尔洛夫决心将海明威争取过来，一次难度不逊于策反剑桥五杰的操作。他在盖洛德旅馆约请了海明威，此处实际上是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俱乐部。一个离战火只有几公里却安然无恙，且永远不缺鱼子酱和伏特加的地方。他们的牵线人是荷兰籍纪录片导演、至死不渝的共产党人尤里斯·伊文思。

此番现身马德里，是内战爆发后，海明威的首度西班牙之行。他要为共和派拍摄纪录片《战火中的西班牙》和《西班牙土地》，伊文思是海明威的合作伙伴，另一位合作伙伴是小说家多斯·帕索斯。

这是一个奇异的制片组合。海明威一心扑在纪录片的拍摄上，不断跟着共和派部队往前线跑，甚至冲到了两军对垒的无人地带。他与其说是一位记者，不如说是一位兼职采访的老兵。在海明威的战地记者生涯里，他保持了全勤的参战纪录，并在多数战斗中亲手杀过敌人。伊文思则负责开列采访清单，拟定路线，安排交通，保管设备，分配物资，并时不时地提醒海明威：管着点多斯·帕索斯。

多斯·帕索斯是团队里的异数，他对拍摄共和派似乎热情不高，他真正的兴趣是揭开好友罗夫莱斯死亡的真相。罗夫莱斯是西裔美国人，内战爆发时他刚好在马德里，便留下来为共和政府服务，担任共和政府与苏联顾问之间的口译员。1936年秋，罗夫莱斯突遭秘密警察逮捕。年底，他作为“法西斯的探子”被处决。但多斯·帕索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罗夫莱斯是被俄国特工灭口的，他知道太多共和派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

罗夫莱斯，是打在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之间的一个楔子。致命的争吵，发生在1937年5月11日，摄制组完成西班牙前线的拍摄，回到巴黎。海明威清楚，由于多斯·帕索斯的调查，摄制组带回美国的必定不仅是共和派浴血奋战的影像，还有关于罗夫莱斯之死的内幕。海明威质问多斯·帕索斯：“你准备就罗夫莱斯的事对公众说些什么？”多斯·帕索斯反问：“如果一面为捍卫公民自由而战，一面又在破坏公民自由，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海明威丢下一句：你他妈扯淡！

海明威并不知道，在他和多斯·帕索斯之间，除了罗夫莱斯，还有一个更大的楔子，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就在与海明威争吵前几天，多斯·帕索斯在巴塞罗那见到了奥威尔，他刚刚结束了在波利罗马电影院塔楼的蹲守。作为失败的无政府主义一方，奥威尔向多斯·帕索斯讲述了“内战中的内战”的真相：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谎言。多斯·帕索斯发现，奥威尔“脸上有一种病态的憔悴”。

巴黎争吵之后，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分道扬镳。1937年夏天，当《战火中的西班牙》和《西班牙土地》在美国各地巡演，致谢的制片团队里不见了多斯·帕索斯的身影。

1937年9月，海明威重返西班牙。但伊文思没来，荷兰人受共产国际派遣，前往中国。与海明威同行的是女记者玛莎·格尔霍恩，一位身材苗条的金发美人。内战期间，海明威四次西班牙之行，格尔霍恩全部陪同，后来她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这一次，奥尔洛夫为海明威作了特殊的安排。他亲自在贝尼玛米特秘密营地款待了海明威，并促成了海明威对阿尔凡布拉的探访。在那里，海明威与共产党游击队共度了四天时光，并参加了游击队袭击叛军火车的行动。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即以此为背景。书中，作家对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进行了微调，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炸桥的地点改在了瓜达拉哈拉，时间前移至1937年五月底的一个周末。对对表，脖子中弹的奥威尔那时正在医院里打吗啡镇痛。

对阿尔凡布拉的探访，加深了海明威对奥尔洛夫的信任。两人的下一次见面在1937年11月，盖洛德旅馆举办的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酒会。海明威借着酒劲，热忱讴歌了共和党人和国际纵队。鱼儿快上钩了。但情报人员的本能告诉奥尔洛夫，虽然海明威坚决支持共和政府，拥护共产国际，可他只能算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道主义者、精力旺盛的户外爱好者。从个性上说，海明威绝对不是一个能派上大用场的间谍。垂钓者奥尔洛夫当时并未收线抬竿。

最终，代表苏联内务部正式招募了海明威的，是长期潜伏美国的老布尔什维克雅各布·戈洛斯。时间大约是1941年初，海明威和新婚妻子格尔霍恩动身来中国前。根据公布的内务部档案，该叫他“阿尔戈同志”。

而盖洛德旅馆的十月革命酒会，是奥尔洛夫与海明威的最后一次见面。斯大林大清洗的浪潮席卷而来，情报机构本身也未能幸免。1938年8月，已经嗅到死亡气息的奥尔洛夫带着家眷逃亡美国。此一去，隐姓埋名15年。

1953年，也就是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年，美国《生活》杂志开始连载《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书的作者正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逝世了，他曾经的代理人终于现身。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恼羞成怒，下令对奥尔洛夫进行审讯。然而，奥尔洛夫只是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却保守了他在欧洲从事情报工作的所有秘密。其中，就包括他与海明威的交往。

隐身美国的15年里，奥尔洛夫应该还是那个站在单向玻璃背后的人。此时的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也不肩负任何使命，他在进行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偷窥。对于海明威的一举一动，他更是洞若观火。1940年，海明威新作《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在这本被伊文思批为“退回原来非政治视角”的小说中，有个人物叫伐洛夫，他的原型就是奥尔洛夫。海明威并不知道，奥尔洛夫在悄悄地看着他，也在悄悄地看着他写的书。

奥尔洛夫的突然失踪，并不影响海明威为西班牙而战。拿海明威自己的话说，他“如此气急败坏地充满正义感”。可他的热情，无法阻止共和派在战场上的颓势。1938年10月，国际纵队解散，外国志愿兵将各奔东西。在巴萨罗娜举行的送别游行上，“热情之花”多洛雷丝·伊巴露丽发表了不负她绰号的演说：你们可以骄傲地踏上征程！你们是传奇！

与此同时，海明威却在瓦伦西亚的旅馆里失声痛哭。他知道，那些因正义感而来西班牙参战的家伙，将奔赴无比凶险的前程。事实如此。来自英美的志愿者可以回家，但会因左翼倾向而受政府怀疑；来自苏联的志愿者也可以回家，但许多人回家后死于大清洗；而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志愿者，无家可归。

国际纵队解散不久，海明威最后一次离开了西班牙。此后，他在基韦斯特那栋西班牙风格的小楼里，守望着西班牙共和国走向末日，满心悲怆。《丧钟为谁而鸣》开始动笔：谁都不是一座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