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一个感想，西方文明是“分”（分化、纷争）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合”（融合、和谐）的文明。

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互为陌生的他者。因为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以前，受到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地理隔绝，双方没有多少交流，只有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递着丝绸、瓷器和马可波罗式的传说。在这个地球上，除了美洲的原生文明阿兹特克、印加和玛雅，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文明系统。

有人可能会问，那印度文明呢？伊斯兰文明呢？古代的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呢？非洲、东南亚大大小小的文明呢？

答曰：我从定义上扩展了西方文明的范围。相对于中华文明，喜马拉雅山以西的文明是一个在历史上血脉相连的单一系统，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西方文明”。下文将详细说明：

（一）广义西方文明的三大板块——西方、中东和印度，从根子上就是同气连枝的。（从非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来看，“欧洲”其实只是亚欧世界岛上的一个次大陆，跟印度地位等同，根本不够格构成一个“洲”、与“亚洲”平起平坐；“中东”是西方的说法，对我们来说则是“西亚”。但这两个地理名词约定俗成，故暂时未改，下文不再说明。）

（二）狭义西方文明也有三大板块——日耳曼-新教文明、拉丁-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在殖民时代，它们就像三只巨手一样，分别攫住了北美、拉美和北亚的大片“空白”区域，成为人类文明在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地缘实力、文化影响等方面的最大分支。

（三）中华文明的出路在于，在这个分化的多极化世界，找出一条和衷共济、和合万邦之道，从其俗而不为其所化，为人类文明的大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星辰大海）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广义西方文明三大板块的历史由来

西方文明源于中东文明（“中东”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但暂时没有更好的词），而中东文明是由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及其激发出来的下列“三老三新”共六大文明分支组成的（前为老，后为新），这些文明之间长期保持着历史联系，所以我将它们统称为“广义上的西方文明”：

“中原”——两河流域（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

东部——古印度（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南部——古埃及，阿拉伯（到公元7世纪才因伊斯兰教而崛起，否则就不提它了）；

西部——小亚细亚（赫梯→吕底亚），东地中海文明（腓尼基、古以色列）。

“新老”之间的划界，实际上就是世界史分期中的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的分界，并没有定论。我就以古波斯帝国开始的年代为分界点（公元前550年），这也是拜火教创立的年代。

这样划分是因为在波斯帝国的示范之后，中东文明开始以边缘文明为征服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多次统一或接近统一起来。此前，两河流域、埃及、小亚细亚三方的两两之间经常进行争霸战争，其中两河流域势力最强、历史地位也最“正统”，但从未统一过，只有亚述和新巴比伦最为接近统一的目标。在波斯帝国取代最后一个两河流域本土王朝新巴比伦之后，就出现了三大边缘区（波斯A、小亚细亚B、埃及/阿拉伯C）“逐鹿中原”的争霸模式。曾经征服过“中原”的重要征服者包括（方括号【】内表示其所占有的边缘板块）：

--------------------古典时代-------------------------

【ABC】古波斯帝国——完全统一了“中原”和三大边缘区；

【ABC】亚历山大帝国——完全统一了“天下”，但昙花一现；

【A】帕提亚帝国——一直是罗马帝国的宿敌；

【BC】罗马帝国——统一了小亚细亚和埃及，短暂占领过“中原”，但经历多次战争勉强打败帕提亚帝国之后，无力征服其后继者——波斯萨珊王朝；

--------------------中世纪前期-------------------------

【A→ABC?】波斯萨珊王朝——曾打败东罗马帝国、短暂征服过“天下”，但旋即被阿拉伯帝国消灭；

【BC→B】东罗马帝国——继承并长期持有过小亚细亚和埃及，但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丧失了埃及；在阿拉伯帝国的强大攻势下，仍然顽强地保住了小亚细亚，但最终失落于后来崛起的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

【AC】阿拉伯帝国——因新宗教带来的神奇力量使其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受到东罗马帝国的顽强抵抗，仍未能占领小亚细亚；

--------------------中世纪后期-------------------------

【AB】伊利汗国和帖木儿帝国——蒙古西征的产物，以波斯高原为核心，先后消灭了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帝国和罗姆苏丹国，但未能征服埃及；此外，帖木儿帝国在中亚和印度斩获甚多，帖木儿的五世孙巴布尔甚至建立了印度莫卧儿王朝；

【A】波斯萨法维王朝——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宿敌；

【BC】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小亚细亚和埃及，但一直与波斯萨法维王朝进行着势均力敌的拉锯战，此后中东地区再无有能力“统一天下”者。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重要征服者中，真正“统一天下”的只有古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波斯萨珊王朝，而且后两者的统一时间极短；西部（主要以小亚为中心）占4个，东部（以波斯为中心者）占5个，还有一个南部的阿拉伯帝国；本来就相对弱势的埃及存在感很低，与小亚在一起的时候居多，偶尔跟波斯高原在一起；中东的逐鹿游戏逐渐演变成了小亚和波斯的斗争，正如今天仍在继续上演的一样。上述6大分支文明的后继者，除印度外，至今仍为中东地区的争霸者。

中东文明的梳理到此为止。可以看出，中东文明在古代主要有三大地区强权相互争霸——波斯、小亚、埃及，在中世纪以后主要是波斯和小亚，但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冲击是一个例外；欧洲文明和印度文明一直受到中东文明的影响，并经常参与其历史进程。这些足以说明，现代的三大广义西方文明板块——西方、中东和印度，从根子上就是同气连枝的（它们共享历史文化背景，但不代表没有矛盾分歧，相反矛盾分歧可能比与中国更加深刻激烈，因为“异端”的对立往往比“异教”更极端）。

二、狭义西方文明的三大板块

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路径大致是：两河流域→东地中海（腓尼基）→希腊（克里特、迈锡尼、多利亚人）→罗马→欧洲→美洲/北亚/澳洲。

狭义上的西方文明，指的是欧洲文明及其全球殖民扩张所产生的三大文明分支：北美-日耳曼-西北欧-新教文明，拉美-拉丁-南欧-天主教文明，北亚-斯拉夫-东欧-东正教文明。它们分别发源于三个欧洲地区及文化传统，就像三只巨手一样，分别攫住了北美、拉美和北亚的大片“空白”区域，成为人类文明在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地缘实力、文化影响等方面的最大分支。

欧洲——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的分歧，欧洲基督教文明分成了三份：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欧洲是近现代全球化的推手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创造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值得指出的是，欧洲的三大亚文明分别对应基督教以前的三大种族-文化集团，按历史发展顺序依次是：希腊/斯拉夫-东正教，罗马/凯尔特-天主教，法兰克/日耳曼-新教。由此可见，中东文明（包括来自于东地中海的基督教）对欧洲的逐步渗透过程，也就是欧洲文明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

北美——由于北美的金银矿藏和热带农业都不如南美富饶，不足以吸引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就被留给了殖民主义的后来者英国；由于种族和文化的关系，移民北美的早期殖民者大多是来自西北欧的日耳曼新教徒（事实上，日耳曼和拉丁民族对立的种族文化因素正是宗教改革和分裂的重要潜在因素），因种种有利因素而建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外，显而易见的是，澳洲也应被算在这一类里面。（美加英澳新=五眼联盟，昂撒的核心。）

拉美——拉美是殖民主义的最大牺牲品，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最大一笔横财，但由于“资源诅咒”、西方自由主义的变种民粹主义和享乐散漫的天主教文化，至今仍深陷殖民主义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同样由于种族和文化的关系，移民拉美的多为南欧的拉丁裔天主教徒，也包括不少法国天主教徒；此外，拉美有较为深厚的土著种族和文化遗存，这也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思维、种族意识等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北亚——北亚是俄罗斯东向扩张的战利品，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民族往来自如的东西方文明交流通道之一；俄罗斯的入侵强烈改变了北亚、中亚的人种构成和亚洲大陆的地缘格局，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新丝绸之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东欧斯拉夫人自古以来一直受到西欧的种族歧视，并继承了拜占庭帝国希腊人曾经遭受过的宗教和地缘上的排挤；俄罗斯还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第三罗马”“天命”意识和双头鹰国徽，标志着东西通吃的地缘抱负和进退失据的地缘困境。

上文所述的广义和狭义的西方文明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框架比较接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将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划归为七个文明圈，分别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其中，日本文明可以归入中华（东亚）文明圈的范畴，其余6个正好与本文的范畴相对应：

西方文明                        →       北美 + 欧洲核心区

东正教文明                    →       北亚（及东欧、东南欧）

拉丁美洲文明                 →       拉美（及南欧、西南欧）

中华文明 + 日本文明      →      东亚文明圈

印度文明                       →        印度

伊斯兰文明                    →       中东

总结上文对广义和狭义西方文明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文明关系树（黑体字标明了上述6大板块——除中华文明外，但欧洲和北美是分开的）：

中东（两河文明）----+----小亚/东地中海----欧洲----+----希腊/斯拉夫-东正教----北亚

                                  |----埃及/阿拉伯                       |----罗马/凯尔特-天主教----拉美

                                  |----波斯                                   |----法兰克/日耳曼-新教----北美

                                  |----印度

中华文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几乎弥漫了整个世界的庞然大物（狭义西方文明），而且世界的剩余部分（广义西方文明——中东、印度，以及受此二者和西方双重影响的非洲、东南亚文明）还在宗教上、种族上、历史上、文化心理上与这一已称雄300多年的强势文明保持着某种微妙的一致性，并接受着后者的深刻影响。一言以蔽之，中华文明所面对的“他者”规模无比庞大，而且除了自身历史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越南、蒙古、新加坡等之外，并无文化上的天然同盟者。

更可怕的是，连日韩越新等少数几个“同文同种”的国家都与我们称不上多么友好，港台地区还出现了离心倾向。中华文明所面对的这种尴尬是200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冷战界限（38线、海峡）和第一岛链仍然真实存在。这些都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包围还远未停止，中华文明的由内而外、“内圣外王”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中华文明的出路

中华文明在面对广义西方文明时所能感受到的这种压迫感，事实上也对西方形成了一种反作用力，西方也产生了一种面对陌生文明的恐惧心理：西方文明中那种“分而又分，以至无穷；对外开拓，占满空间；对内撕扯，无休无止”的天然倾向，面对中国的集中性力量，很有可能一冲而散。中国尽管在空间上居于绝对的劣势，但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约等于西方集团成员之和（美欧澳加日韩），能与所有“外国”一较高下。在工业人口、市场规模、工业体系等方面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中国还有更为集中高效的制度优势，以及对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强大辐射带动能力。中国+东盟+非洲必然压倒西方+日韩+印度，此外俄罗斯更倾向于中国，中东也有靠拢中国的趋势。胜负的天平取决于三个条件：

西方继续分裂——美欧为货币霸权问题相互提防，美俄继续其地缘和文化对抗，俄欧因美国的搅局而无法合流，日韩继续被中国吸引，中东认清美元的虚弱本质，东盟、非洲反抗新殖民主义、继续靠向中国；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内部继续分裂为各种族群和利益集团，选票政治、身份政治继续大行其道，分裂出白美、黑美、墨美、白欧、黑欧、绿欧等更加固化的种族集团；哗众取宠之辈继续淘汰贤能务实之人，使统治集团无力改革、无心改革；

中国继续团结——继续保持内部团结，同时拓展“朋友圈”；经营亚欧大陆“世界岛”、“一带一路”，在建设安全的大陆交通线和内亚的新经济增长极的同时，扩大自己的海上影响力，保障我们的能源安全和东南亚、非洲市场。

中间地带继续靠拢——我们面临着与抗战时期类似的局面，要通过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化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顽固派（北美或昂撒集团及其仆从国），团结中间派（欧洲、俄国、拉美以及中东的部分次级板块），发展进步派（非洲、东南亚）。

西方文明的生命线其实在于开拓、吞食新鲜的土地和资源，这一点从腓尼基、希腊、罗马、欧洲文明一贯的拓殖冲动行为就可以看出来。

另一方面，中东文明的向外传播事实上是因周边民族的有意模仿而被动造成的，并因外族的不断入侵而形成了激励性的吸引子效应。然而，中东文明本身则没能持续引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是因为它很早就丧失了稳定的核心，周边民族和亚文明纷纷加入征服的豪赌之中、以夺取巨大的胜利果实；这使得这一地区至今仍缺乏主体民族，或者说主体民族刚生长起来就被割了韭菜，呈现出“内卷化”的特征（“费拉民族”这个词就是来源于此）。印度在一个较小的尺度上重现了这种反复遭受入侵的文明模式。

至少从外在现象上来看，广义西方文明的发展趋势，就像一连串依次爆炸的连珠炮一样，是包含了“西进”和“东出”两种运动模式的“一路向西”过程：最西部的分支不断扩张分裂、从边缘跃居主流，仿佛具有植物学中的“顶端优势”一样（西进）；而偏东的分支则逐渐萎靡、内卷，甚至遭到前者的不断侵略（如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历次东征、十字军运动、肢解奥斯曼帝国、伊拉克战争等），以这种不和谐的方式保持着亚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东出）。

这一点即使放到中国历史上也是可以有一种统一的理解的，例如东周时代最强的四大诸侯——秦齐晋楚，就正好分布于中原文明的东西南北四面的边陲之地。边缘文明区的蛮荒性，正好为文明的扩张和强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必然导致边缘文明进取中原的争霸运动。只不过，受限于被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半包围的东亚地理形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了中原文明的正统地位和主体民族性，而广义西方文明却经历了不断的流散播迁过程，失去了文明正统和民族主体。

总而言之，在不断的扩张中分裂、分化、纷争，是广义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这个“分”字的背后，藏着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之一——掠夺；相反，中华文明崇尚和平、和谐、合作，这个“合”字的背后，藏着人类文明的另一大原动力——生产。战争与建设，是人类文明的两大主题，对此我们不需要进行道德上的贬抑和抬高。同样，对外扩张和内涵发展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优劣之分，只是在不同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的选择：在资源约束较弱的情况下，对外扩张较容易冲破资源瓶颈，实现外延式、粗放式发展；在资源约束较强的情况下，不易突破外在的地理、物理和心理限制，从而只能通过挖掘内在潜力，实现内涵式、集约式发展。但两种发展策略在文明尺度上却能形成文化特质的根本差别，从而产生路径依赖问题，需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完成文化上的革命，方能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

那么，当西方文明跨越了太平洋，试图进一步向西发展，并与中华文明迎头相撞的时候，会将历史的发展引向何处呢？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冲突在于，我们追求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要求，与西方追求维持霸权、巧取豪夺的要求，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的发展已对科技产业垄断利润和殖民地金融剥削造成了釜底抽薪的效果。一方面，对增量财富的产业攫取已不可能——世界已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制度对科技进步及其广泛应用也已经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垄断资本主义再无可供续命的增量“蓝海”空间；另一方面，对存量财富的金融掠夺也越来越困难——不但昂撒阵营外最肥美的掠夺对象中国难以被撬动，就连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也越来越受到中国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更难下手，而如果饥不择食到宰割盟友（如80年代末的日本）则会导致阵营走向解体。

中华文明的融合、和谐的特点（cf：张维为“百国之和”论，文扬“广土众民”论），其实也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而同样是历史地理因素长期塑造的结果。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由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天山、祁连山、阴山、燕山、大小兴安岭、以及内部的太行山、秦岭等共同构成的，它的规模大到足够孕育一个自足的原创文明，但又没有大到无法保持种族文化核心的稳定。（两河流域无险可守，外族入侵一浪接着一浪，这是它丧失自主发展能力的最大原因。）几次外族入侵没有改变这种稳定性，反而促进了文明空间的扩大和政治制度的进化（见前一篇文章：人类制度文明的最高成就）。有了这种制度文明高度发展的成果，我们就有可能为这个纷乱的世界投入一粒秩序的种子，在未来至少100年内推动人类文明的融合，使人类集中自身的资源和智慧，减少内耗和自毁，共同投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星辰大海的探索事业上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中华文明的理解来看，应该是对内消除阶级差别、追求自由发展、实现和谐社会，对外消灭民族压迫、促进文明互鉴、实现协和万邦。尽管这一目标看起来显得一厢情愿，但在西方文明的衬托之下，人类追求生存和发展的普世要求会不断驱使我们接近这一目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西方虽然会百般阻挠，但它仍然不会放弃无休止的自我撕扯，其不断分化的社会无法汇聚起磅礴的治理力量，其同床异梦的文明盟友出于自身利益，难以结成牢固而持久的反华统一战线。因此，尽管前面的道路并不清晰，但在这场两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终将诞生一种集中了二者各自优势的新型文明，我们这代人仍有机会想象和塑造这种新文明的未来。